这是一个大国智库的时代，智者的“江湖”，纠缠着无数“已知与未知”。战略智者们的思想，既是主流、又非主流；他们的行动，既是主道、又非主道；他们的角色，既是主演、又非主演。他们只是领袖的思想“碰撞者”和“布道者”，而非替代者；只是领袖的决策“参与者”和“执行者”，而非领导者。高端智库“高”在哪、特色智库“特”在哪、战略智者“智”在哪？黄誌诸多主编的这本《智者的江湖》通过剖析美国高端智库作为决策“新高地”角色功能的研究锐度、运作模式和体制环境，剖析全球特色智库的专业特质、决策气质和运营品质，剖析大国战略智者影响有影响的人以及跨越理论与实践鸿沟的智慧和智谋，呈现大国智库的研究力、思想力、传播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本书以事件和人为主线，夹叙夹议，力求达到阅读的普及化与理论的高度角相结合，给予读者对智库的基本了解、深度解构甚至借鉴探索的启示。

黄誌诸多主编的这本《智者的江湖》揭秘高端智库“高”在哪、特色智库“特”在哪、新型智库“新”在哪的最新力作。

透过领袖抉择时刻和大国博弈背后的智库“战争”碎片，呈现战略智者影响的人及重大历史事件的非常智慧与智谋，解构大国智库的研究力、传播力、影响力、竞争力和生命力。

第一部分 高端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总统“办公桌”

 “政策研究”的始作俑者

“第一个从全国层面研究分析美国公共政策问题的机构”

白宫“第一智囊”

“流亡的民主党政府”

全球“第一智库”

 美国《国家日程》

美国预算民主改革的“火枪手”

从质疑、抨击“罗斯福新政”到参与“马歇尔计划”

《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设计者

“大赌注和黑天鹅”

 “独立性、独见性和独创性”

“政策研究与社会现实深度融合，思想产品与政策实践互动转换”

“布鲁金斯及其研究人员最卓越的品质在于他们是独立的”

“在研究与决策之间链接，在政策与公众之间传导”

兰德公司：战略“推演师”

 “走向新地平线”

“兰德计划”

“一语惊人”

“麦克纳马拉神童组”

“艾尔斯伯格困境”

“棒球法则”

 “底线与极限”

“冷战科研机构的先驱”

 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工厂”

“设想一下不可设想的事”

“灵活性与可选择性”

“越过核阴影”

 “洞察力、洞悉力和洞见力”

“我们总是选择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的途径”

“我们在非理性的世界里尽可能将理性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比你原来能够更上一层楼’”

“我们既是非盈利性思想库，也是独立性研究组织，更是咨询管理机构”

外交关系委员会：外交“策动机”

 政府外的“政府”

“我们把新观念很自然地建立在总统脑海中，很自然地让他发生兴趣并经常想到它”

“敏锐捕捉能够改变世界新思想的‘蛛丝马迹’”

“谁在真正统治美国”

 美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的“风向标”

一封“电报”引发的冷战主轴

多米诺骨牌：美国在“多事地区”外交政策的新理解

三边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国际部”延伸

一本旗舰刊物引发的战略动向

“非常人、非常势和非常道”

超级“旋转门”

超级“财团”后盾

超级舆论“气场”

超级组织“机理”

高端智库：思想供给侧

 美国总统直系智库：“总统是‘心脏’，智库是‘血液’”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政策幕僚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幕僚

 美国政府决策咨询智库：“环形公路上的政治掮客”

传统基金会：《领导人职责》

加图研究所：《决策者手册》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和新世界》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寻找美国潜在的“敌人”

胡佛研究中心：华盛顿研讨会

 美国新锐高端智库：“政策企业家”

美国进步中心：“挑战传统认识”

新美国基金会：“投资于新的思想家和大创意解决美国面临的挑战”

新美国安全中心：奥巴马总统对外政策“风向标”

新美国世纪计划：小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战争策划师

皮尤研究中心：全球独立民调第一智库

决策新高地

 智囊、智库和现代智库：“以集体智慧影响和服务决策过程”

“政策咨询”

“战略研究”

“决策高地”

 “需求创造供给”

美国现代智库：思想“自贸区”

欧洲现代智库：咨询产业“升级版”

日本现代智库：“官、产、学”智库群

俄罗斯现代智库：“独立性”转型

 “有特色才有未来”

现代智库的专业元素

现代智库的营运机制

现代智库的制度环境

现代智库的核心竞争力

智库特质：思想“高度角”

 思想研究型智库

罗马俱乐部：“我们只是提出世界可能发展的某种趋势”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思想交锋影响现实世界”

 专业专注或专长型智库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度专业化”

布勒哲尔：欧盟区的“经济政策实验室”

德国“五贤人委员会”：“专注诊断、鉴定、预测宏观经济运行”

德国经济信息研究会：“政府+企业+大学”的专业链

俄罗斯现代发展研究所：梅德韦杰夫的“专家中心”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引领世界议题及新提案”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军方鹰派思想摇篮”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反潜战运筹学”与“作战评估”

日本防卫研究所：“常在战场”

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

 综合型智库

美国城市研究所：“伟大社会”的“伟大延续”

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日本智库的“总管”

 政党或政府代言型智库

美国企业研究所：美国共和党的“影子内阁”

德国政治基金会：与政党“互生互补”的智库

费边社：英国工党的“前世今生”

 大学或大学附属型智库

美国大学及大学附属智库：人才梯队与思想生产的“乘数效应”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探知万物发生的缘故”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大学和政府部门联合管理模式

 财团、企业创建的产业型智库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洞察、服务、合作、应变”

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前所未有的创见”

韩国三星、LG经济研究院：“科技与战略的动态孵化器”

德国系统工程与技术革新研究所：“企业创新的源泉”

 超越型智库

阿特拉斯基金会：智库全球复制的“连锁”模式

谷歌智库：颠覆传统智库模式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知识与财富精英组成的超国家主权”

 异质型智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第二中情局”

美国爱因斯坦研究所：“颜色革命”导演链

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背后的“颠覆”

智库气质：国家“巧实力”

 “超越传统外交范围的国际关系新层面”：思想的“推手”

美国“巧实力”外交风云：一种战略的思想主轴

“香格里拉对话”：一种“暗战”的思想舞台

 国家“巧实力”策源地：思想的“能量”

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外交“剧场”的灵感与创意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供战略洞察力和政策解决方案”

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普京观察世界的“鹰眼”

 智库的思想之“巧”与政府的决策之“巧”：思想的“力道”

基辛格：主演“非主演”

 “给定的‘可能性’可以是人为的”

“双重烙印”

“任何人与他谈话都会被他所感染而增加对他的信任”

“学者的思想深度、政治家的战略高度和智囊的策略维度”

 “他是一条比冰还滑的‘鳗鱼’”

“小国务院”

“运筹于白宫之内，施展于全球之外”

掌控的“技术”与“艺术”

 “从思想世界向权力世界的实质性移植”

“越战”外交：“双轨”战略的“连环套”

小球“转”动大球：“在正确的时间指向正确的地方”

维持和创造力量平衡：“秘密外交”、“冲击外交”、“穿梭外交”

“基于直觉的探究”：大外交

 “不战而屈人之兵”

权谋与善建

强势与节制

哈耶克：主道“非主道”

 “与风车搏斗的怀疑主义者”

“通往奴役之路”

“历史上最经典的经济学决斗”

“致命的自负”

 “狐狸”与“刺猬”

朝圣山学社：“建立智库比从政更能改变社会、改变思想”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思想“教父”

 自由的“飞地”

悖论的“反省者”与“解谜者”

加尔布雷斯：主流“非主流”

 “置身于经济思想主流之外，却驻足于经济事件主流之中”

“经济学大众指南”

“从信念中获得解放是变革事业中最为艰巨的任务”

 “把充足的知识、恰切的思想和社会的良知注入权力”

“亲信智囊团”

“让我们开始……”

“合适的距离”

“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

“反战斗士”

 “与政治达成相容和互动关系的经济学”

“从各个方位将思想的力度引向一个核心”

“不知疲倦的表达者”

“偶像破坏者”

“学术实践者”

 跨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艾哈德：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奇迹的“建筑师”

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大师的战略远见与实践灵感

 “影响有影响的人”

“拉弗曲线”与里根经济学

小布什总统的“政治红颜”

默克尔的“总理影子”

 出世的洞见与入世的情怀

1969年，尼克松实现了美国总统梦，1974年却因“水门事件”辞职。任期内，他虽然也任用一部分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但白宫与学会的关系趋于冷淡，大批前政府官员进入学会，学会也因此被人称为“流亡的民主党政府”。

1969年10月，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Doak Barnett)、高立夫(Ralph Clough)及基辛格密友默顿·哈普林联名向基辛格写信，建议政府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并提出三步走战略。基辛格将该信提交内阁讨论，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会政府研究部还帮助美国国会建立了预算办公室，首任主任是学会经济学家爱丽丝·里夫林。学会经济研究部继续关注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还将目光转向了英国、日本等国家，开始研究世界经济。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部仍然与政府保持了较好的关系，尤其是同基辛格保持了不错的私人关系，多次邀请基辛格参加学术研讨会，并在对华、对日政策上向基辛格提供建议。福特总统上台后，学会继续为基辛格的继任者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提供帮助，尤其是在棘手的中东问题上。

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涌现了一大批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不再处于白宫“第一智囊”的霸主地位。面对众多智库的挑战与竞争，学会相继成立了“公共政策教育中心”“城市政策研究中心”等，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发布了大量的研究报告，批评美国政府的施政理念和政策。时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戈登因此一度被尼克松划为“敌对分子”。学会董事会对此十分不安，认为全面反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会使学会失去其非党派性。戈登为了缓和学会与政府的矛盾、平息董事们的不满，向时任美国政府管理与预算局局长乔治·舒尔茨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列举了41项学会支持总统政策的事例。此外，他还向董事们解释学会的“非党派性”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学会的研究不表现出特定的偏好，而并不是指一时的政策研究不带任何倾向。

尼克松和福特执政的8年里，学会的政府研究部在吉尔伯特·斯泰纳的带领下进行了改革，吸收了更多有政府工作经验的学者加入。1972年．由于尼克松政府放弃了“伟大社会”计划，民主党人在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转移支付的法案，每年向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各机构提供53亿美元用于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在该计划实施的14年中，学会政府研究部帮助国会制订转移支付计划，设立优先扶助项目，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

1976年，刚刚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吉米·卡特，即以佐治亚州州长身份给前福特总统顾问、布鲁金斯学会专家史蒂芬·赫斯联系，希望其对新政府组阁提供建议。1977年卡特总统入主白宫后，更是任命数位布鲁金斯专家担任要职：亨利·亚伦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查尔斯·舒尔茨与巴利·博斯沃斯则加入了卡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

卡特总统任期内（1977年～1981年），学会再度成为白宫“第一智囊”，策划和实施“更好的工作和收入”政策；时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组织的北美、欧洲和日本三方研究小组的其中一方就是布鲁金斯学会。酝酿成立“三边委员会”时，学会就有弗雷德·伯格斯坦和亨利·欧文参加。

“三边委员会”是北美、西欧和日本三个地区14个国家的民间组织，主要是对三边地区各国共同关心的国际经济体系、金融、贸易、能源、南北关系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进行磋商和讨论，协调相关政策，对各自的政府施加影响，最终达到“新世界秩序”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后的数届美国总统大选中，布鲁金斯学会及其专家都积极参与，与白宫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尽管不再是白宫唯一的“第一智囊”。学会的组织机构和政策研究也更加全球化——学会的下属机构也划分出了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萨班中东政策研究中心、美国与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约翰·桑顿中国政策研究中心、布鲁金斯多哈政策研究中心等分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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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已知与未知的双重门

现代智库起源于19世纪末的欧洲，发轫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逐步演变为一种世界现象。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3年，全球智库总量6826个，约三分之二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智库数量排名前10的国家分别为美国、中国、英国、印度、德国、法国、阿根廷、俄罗斯、日本和加拿大。2014年，全球智库总量6618个，较上一年减少208个（主要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亚洲），分布格局未发生变化。智库排名前10的分别为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布勒哲尔（Bruegel，即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的英语简称）、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兰德公司（美国）、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美国）。

智库的英语“Think Tank”直译是“思考箱”，最初为纯军事术语，指的是美国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提供的一种能够让他们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和作战计划的房间。1964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首次使用这一名词来取代战后迅速发展的现代智库。智库又译“思想库”，专指各类专家组成的智囊群体，为国家决策者处理内政外交、经济民生、科技军事、国防安全等各方面的问题时，提供最优的战略思想、路径策略、政策措施等。

国家的发展与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博弈，首先取决于国家核心智慧。如果把国家决策比作大脑，政府就是左脑，主决策的情商与灵感，重在掌控力与决断力；智库则是右脑，主决策的智商与理性，重在想象力与创造力。从国家决策者的角度来说，领袖就像心脏，时刻需要注入新鲜血液，而智库就是这样的新鲜血液。可以说，一国智库的繁荣与成熟度，是其国家核心智慧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和预示了国强民富、长治久安的大国形象。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姆曾感慨地说，现代智库就是一个有着坚定理想且目标明确的思想生产中心，一个无拘无束且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挑战现实且超越权威的战略政策中心。

1948年创立的兰德公司因预测朝鲜战争而声名鹊起。当时，兰德预测“中国将出兵朝鲜”，但美国五角大楼却认为新中国不具备出兵的可能性。最终，准确言中战争发展和结局的兰德让美国政界、军界乃至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美国对苏联冷战，是由兰德提出的；美中建交前，兰德提出“承认一个中国”的政策建议，最后被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采用；1957年，兰德对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时间进行了准确的推断，而后对古巴导弹危机、美国经济大萧条和德国统一等重大事件也都成功预测。因此，兰德公司被称为美国战略推演师。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自1921年创立后，其所提出的政策成为历届美国政府的外交主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也成为美国外交策动机：通过纽约库恩·洛布银行资助列宁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通过支持前南斯拉夫对抗苏联；让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颠覆苏联、伊拉克；入侵古巴；延长越南战争时间。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导致东欧剧变的“天鹅绒革命”，并蔓延到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以及2010年后延伸到中东北非一波又一波不同版本的“颜色革命”，其导演却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爱因斯坦研究所等冠名“智库”招牌的非政府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推出的每一项重大战略背后，都可以找到智库的影子。新美国世纪计划和企业认为研究所被是美国“中东改造计划”的直接炮制者，曾多次上书克林顿总统，要求把萨达姆赶下台，未果；2001年“9·11”事件后，立即上书小布什总统，提出借机推翻萨达姆政权；2002年年初，再次上书并吹响了伊拉克战争“集结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身体力行的美国“巧实力”外交主轴与“亚太再平衡”战略，源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加图研究所、布鲁金斯学会等智库的研究成果。2009年2月，美国急着从伊拉克撤军，据悉，摆在奥巴马总统办公桌上的方案多达35个，来自各个智库的主张繁多，甚至相互矛盾。与其说这是对奥巴马抉择时刻的考验，不如说是极大丰富了美国国家决策的多维参照系。

中国现代智库起步晚，但发展快，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总量迅速增加，现居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但也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其中的高端智库、特色智库、专业智库更是望其项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强调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重视专业特色智库和高端人才队伍建设等。2015年年初，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加快我国智库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

2012年年初，我成为福建省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这次工作岗位变动，触动了我对智库的关注。综观美国高端智库、全球特色智库建设，“4M”至关重要，即使命（Mission）、市场（Market）、人才（Manpower）和资金（Money），但最关键的还是高端智库人才，特别是急需培养和聚集一大批战略智者。这样的战略智者也可以称为学术实践者或战略知识分子。

这群战略智者，具有“跨越理论与实践鸿沟”以及“影响有影响的人”的非常智慧和智谋。他们的思想，既是主流、又非主流；他们的行动，既是主道、又非主道；他们的角色，既是主演、又非主演。他们只是领袖的思想碰撞者和布道者，而非替代者；只是领袖的决策参与者和执行者，而非领导者。

1917年9月的某个傍晚，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密友“豪斯上校”和被哈佛同学戏称为“未来美国总统”的沃尔特·李普曼，绕过白宫栅栏，走过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直走到通往波托马克河的第17街，在人群中边走边商议总统咨询团事宜。那时他们不会想到，总统咨询团就是日后在美国政坛和国际舞台呼风唤雨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智库的前身。

1945年初夏，美籍犹太人冯·卡门在写作《走向新地平线》时，畅想“以战争期间协助指挥和提供参谋的科学家们为核心，建立一所不招收学生、只为空军效力的研究院。”这样的想法成为被苏联《真理报》诅咒为“科学与死亡的研究院”——兰德公司的最初创意。

被人崇拜又备受争议的哈耶克，一生质疑别人，也被别人质疑，却成为20世纪80年代创造了英美两国经济繁荣的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思想导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某一天，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安东尼·费雪拜访哈耶克。当哈耶克听到费雪退役后想从政时就断然说：“从政不如建智库，用思想打败思想，更能改造社会、改变世界。”后来，费雪在英国养鸡致富，在伦敦创立经济事务研究所，成了“撒切尔革命”的第一智囊，而后到美国创办阿特拉斯基金会，接着又照此模式复制到拉美国家，如同开智库连锁店。

伊拉克战争设计师拉姆斯菲尔德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两次出任国防部长的文职官员。1975年～2006年，他从最年轻的国防部长到最年长的国防部长，经历了美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水门事件、海湾战争、“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2012年年初，他出版自传《已知与未知》，书名取自他关于伊拉克战争堪称经典的绕口令：“据我们所知，有‘已知的已知’，有些事，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有‘已知的未知’，有些事，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有‘未知的未知’，有些事，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这段“已知与未知”的绕口令，是拉姆斯菲尔德两度出任美国国防部长的亲历与见证，从一定意义上也是现代智库的折射与缩影。因为这是一个智者的江湖，纠缠着无数“已知与未知”，于是我推开了这些“已知与未知”的双重门。

“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理学大师朱熹在任福建漳州知州时，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题写的楹联，表达的就是战略智者的一种境界。

我真切地看到一波又一波的战略智者，如同电影画面从眼前划过，很有故事的质感。所以，借用北岛的诗句“长廊贯穿春秋，大门口的陌生人，正砸响门环”，作为结束语。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阅了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成果和报道评论，感谢提供这些资料的熟知或不知姓名的专家学者、记者朋友们；感谢王占英先生和中州古籍出版社对我的悉心指导与热忱帮助；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每每与她们谈及大国智库内外的战略智者们，我都能获得许多意料之中和意想不到的收获与启示；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使我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