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精装升级版《欢喜》收录冯唐最新版序言。

这是冯唐17岁时的旧作，未曾删改一字一句，真实完整地重现那段尘封在记忆里的青春的日子。冯唐说，这本《欢喜》“比我现在的东西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书中描绘的那段中学时光，清澈、热烈、鲜活、蓬勃，像钩子一样将我们瞬间拉回那个充斥了校服和书本，却又有太多回忆和欢笑的学生时代。书中的每一页都喷薄而出一股新鲜动人的生命力。“也许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才有真正的欢喜。”

《欢喜（精）》是冯唐的17岁的处女作，写了中学时秋水和他身边很多人的故事：前座姑娘柔顺的长发、数学老师纷飞的口涎、饭堂主任油腻的肚皮、语文老师流利的口条儿、男生间偷偷传递的武侠小说、元旦舞会怀里香香的姑娘……那是1989年的高中校园，却篆刻了我们所有人的青春回忆。青春期的生猛莽撞，刚开始对社会、人生和异性产生好奇的年纪，再加上一点点男孩子的叛逆、桀骜和自命不凡，这些揉合成冯唐17岁时的世界——那里有拼搏、有诗歌、有梦想，也有成年之后越发难以获得的欢喜。

冬

 清时有味是无能

 闲爱孤云静爱僧

春

 多情却似总无情

 唯觉樽前笑不成

 附录一：初版自序

 附录二：2015版序

涌进眼来的，主要是树。也不知怎的，我一看见它们，尤其是像现在，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仿佛小时候，那帮坏孩子抢走了我扎的风箏，我掩着被扯破的衣服，一个人低着头回家，抬眼看见了哥哥。又仿佛离开家，第一次在被人们叫做学校的地方，手背后，脚并齐，看完了一天“毛主席”，再次见到了似曾永别了的妈妈。这时间的树，美在简洁。郑板桥的诗里说“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在我看来，深秋的树，枝上、杈上难免吊着几片枯黃的叶子，风一过来，无力地摆几下，让人不免想起“挣扎”“垂死”“惨淡”之类不洒脱的词汇来。而现在，只是疏疏的几枝簇成爽爽的一束，只是疏疏的几束缀成爽爽的一列，只是疏疏的几列连成爽爽的一小片。树是淡青的，天是淡青的，勉强能感觉到的极远的山也是淡青的。在林子的身后再添一规软嫩如蛋黄，红润如女孩子面色，几乎不放出一点光线而影响周围色调的，冬天那种圆圆的落日，在天上再疏疏地抹上几片还是那种淡青调子的云，或是再添上一行疏疏的飞鸟，还像是缺了点什么，我取来碳素钢笔，仿着丰子恺的笔法，在幻想“河边”的窗玻璃上勾了个代表自己的蓑衣老者，持一柄三尺的钓竿一一十二岁上，学着古人的样子，根据屋子的特点和自身的癖好，我曾给自己起过一个可笑的号一一鸽楼寝翁。

这时候，伴着气喘病人脖管里轰隆隆的痰声，林子那边拱过来一股沉沉的烟。于是树没了，云飞了，鸟散了。接着从死死封闭的窗缝里，渗进来那股甜臭甜臭的饴糖厂特有的味道。这让人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味道，顺着鼻孔钻进脑子，很快干掉了像小鸟一样吱喳蹦跳的想象。我绕着脖子让脑袋转了两转，好叫那味道均匀地散开，略定一定，就看见了黑板。满黑板的数字、公式叫喊着向我的眼睛杀将过来，撞得它一花。

数学张老师正在讲课。像往常一样，她尽忠职守地尽可能多说，而说得越多，你能得到的就越少。好在认真听的几位，在我看来，是每个字都听得见，一句话也不懂的。

张老师是个女的，四五十岁，很平凡，很随和。清汤挂面的短发，微福的身子。货次的小贩吼不出吓人的价钱，三针扎不着静脉的实习护士态度最好，张老师也从不多跟我们发脾气。课听也可，不听也可，自己看书也可，小憩也可，只是不许大声说话、提怪问题。双方都清楚，彼此只不过是在履行各自毫不相干的义务，你是你，我是我，大家凑在一起或是巧合，或是谬误．

与众不同的只是她那颗大得夸张的头，形色暗合ENIAC（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产地美国，重30英吨，占地170平方米，每秒钟加法运算5000次），里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要到对街小铺打瓶酱油，根据地球呈球形的事实，它总会做出判断，命令身子向后转，开步走。  “四的平方十六，三加四是七，对不对？我没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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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岁的我：

你好啊。

我有个大我九岁的哥哥，昨天开车离开北京，去海边了。他恨北京，但是又怕冷，所以冬天像熊一样宅在北京的暖气里，暖气一停，海棠花一开，他就逃离北京，去山东的海边杀掉一年里的其他时间。

就像他习惯性地恨北京一样，他也习惯性地打压我，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总强调我不如这个人、不如那个人。当我在世俗的标准里似乎比这些人牛逼了之后，他又会强调一切到最后都是无意义的，无论从宇宙还是佛法的角度看，我们都如恒河沙一样平淡无奇。昨天，我给他饯行，他没喝酒，平生第一次没打压我，说了如下的话：

“老弟啊，我不是打击你啊，其实人和人都差不多，谁能比谁强多少啊？但是，极其个别的人，后天遭遇了绝大多数人没遭遇的事儿，还万幸地活了下来，就成了所谓的天才。所以，天才不是天生的，天才是后天的偶然。比如我一个同学，失手把三岁的儿子从三楼摔了出去，儿子竟然没死没伤，之后看什么事物都是0和1的组合。后来他儿子就成了顶尖的电脑黑客。我回想你的成长，你五岁那年生了场大病，甲肝、高烧、胆道蛔虫剧痛，差点儿没死掉，活过来之后，你脑子坏掉了。还有啊，十岁那年夏天，下雨，你不赶着回家，在槐树下坐着，看中学的女生放学往家赶。雷劈下来，槐树死了，你没死，你脑子进一步坏掉了。所以，从今天起，我承认你与众不同，是个后天形成的天才。”

今年的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我很快就要四十六岁了。被我哥哥的话提醒，回看我被雷劈的前半生，我如果在二十六岁时遥想四十六岁，会如何勾勒这二十年的日子？

我很有可能会留在协和医院妇产科，每天六点起床，七点查房，九点上手术或者出门诊，中午或许能睡一下下，下午再上手术或者泡图书馆，晚饭或许能喝一点儿酒，酒后想想某个美丽的护士或者某个美丽的病人，某些局部的细节或者整体的感觉，多数时候也就是想想，少数时候想得难受了，就写写。我手臂小肌肉群能力出众，这二十年里应该做了不少台很好的手术，让不少妇女延长了生命，但是这些人中的小一半会在手术后的五年内死去，战胜不了卵巢癌的大数规律。我比较鸡贼，这二十年里应该能选好合适的科研角度，在《中华医学》《中华妇产科学》等“中华”系列杂志发表二十篇以上的文章，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有一两篇发在NaturC或者Science上。在二十六岁之后的二十年里，我应该可以升教授，但是协和医院妇产科有六十个比我更资深的教授，所以我没有一丝可能做妇科主任或者副主任。

实际发生的是，我二十七岁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马上就去美国念商学院了。毕业进了麦肯锡，靠着说清楚商业上的复杂问题挣钱吃饭，一千小十年；后来去了一家央企，先负责战略，做了六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再后来创建了亚洲最大的医疗集团。四十三岁后辞职，全职做医疗投资，至今。

这二十年里，每周八十小时的工作并没有成功抑制住我的表达欲，我压榨睡眠和假期，周末写杂文，春节年假写小说，大酒吐完写诗歌，大概两年成一本书．至今为止，出了六本长篇小说、一本短篇小说集、三本杂文集、一本创作诗集、一本翻译诗集。

我哥哥有一次喝多了说：“其实啊，你在文学上的运气超级好。你看啊，你写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半自传‘北京三部曲’，拍成了电影电视剧，很多青春期的学生会读、很多想了解北京的人会读。你酒后乱写的‘怪力乱神三部曲’，其中《不二》成了卖得最好的繁体中文小说，你还没被佛教徒打死，你真鸡贼。过去十年，你的短篇小说也卖了好几个电影改编权，杂文集就在你一直瞧不起的机场书店里卖着。你还创立了超简诗派，每到三月，有自来水的地方就有人提到‘春风十里不如你’，多少诗人写了一辈子一个字儿也留不下来啊。你还重译《飞鸟集》，创造了在2l世纪诗集被下架的历史。其实，你想想，你还想干吗？多寿招辱，你现在死掉，相当完美。”我想了一下，我哥哥说得对，我心目中的文字英雄，多数没活到我现在这个岁数。卡夫卡，四十一岁死了；劳伦斯，四十四岁；王小波，四十五岁；凯鲁亚克，四十七岁；卡佛，五十岁。

一个日本朋友送了我一张巨大的纸，纸的大标题是“二十一世纪”，下面密密麻麻地列出从2001年到2100年的每一天。他想用这张纸劝我，珍惜光阴，努力奋进。我在这张纸的面前站了一会儿，清清楚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在这密密麻麻的日期里面，必然有一天是我在人世的最后一天。我想到的是：

第一，绝不在无聊的人和事儿上浪费时间，哪怕一天。

第二，继续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推进医疗的进步，缓解人类肉身的苦。

第三，呼吸不止，写作不止，老老实实地放开写，能写多少算多少，看看还能写出多少人性的黑暗与光明，缓解自己和他人内心的苦。

第四，少见些人，多读些书。见人太耗神，做幕前工作，我蠢笨如猪，在书里和写作里，我游得像一条鱼。

活着活着就老了，活着活着就挂了。

天亮了，睁开眼，又赚了，希望二十年后能看到你。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