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学博大精深,国学经典更是中华民族灵魂与智慧的结晶。《大学》和《中庸》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大学》和《中庸》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人生观的总结。《大学》的主要内容是“大学之道”,即将儒家成己、成人之学联系起来,讲求以修身为主的“德治”,其重点在于阐释“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中庸》是儒家阐述“中庸之道”,并讲解人性修养问题的教育理论著作,其中涉及的很多观点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心主编的《大学中庸(精解版)》对原典中的字、词、句做了仔细推敲,力求还原经典、精准释义,并在章节之后添加了“精读”和“典故启示”板块,以加深读者朋友对书中篇目的理解。
文心主编的《大学中庸(精解版)》介绍了,《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以前没有独立成书。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南宋朱熹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中庸》成为儒家经典,后列为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对古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学》讲述了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儒家安身立命的原则与方法;《中庸》论述的也是修身养性之道,但更侧重于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相处。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它从儒家立场说明大学的宗旨与理想,其中谈到了道德修养的方法与成效,因此可以把它当作“初学人德之门”。就其所定目标看来,“大学”也可以称为“大人之学”。
“大学之道”,就是儒家所说的“三纲八目”。“三纲”指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高尚光明的德行,同时不断革故鼎新,使人的精神、品格日趋完善。“八目”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者为“大学之道”的终极目标,而后者则是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必须经历的由浅人深、由易到难的步骤。可以说,“三纲八目”是儒家全部学说的核心思想,其所有论说即以此为中心展开。 孔子说过:“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圣贤如孔子,也认为自己是“学而知之者”,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强调做学问必须循序渐进,认为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才能了解事物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外部联系。但是如何通过学习来达到“明明德”“新民”和为善的目的呢?答案是实践。因此,儒家学说非常重视实践,并为达到“大学之道”,提出了止、定、静、安、虑、得的“六步论”。同时也意在说明,无论是做学问还是成就事业,持之以恒都是必不可少的品质,任何想要走捷径的想法都是不可取的。
【典故启示】
孔子的至“善”人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幼年丧父,年少时家贫,但孔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曾向郯子学史,向苌弘学乐,向师襄学琴,学问渐渐积累起来。到三十岁时,孔子已成为有名的学者,许多人纷纷慕名来拜他为师。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学在官府”,贵族集团垄断文化教育,后来才零星出现私学,而孔子则对当时私学的兴盛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治学只是孔子人生的最初目标,他还有更高的理想。春秋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之间争战不断,周朝初年制定的礼乐制度皆被破坏。针对这种现状,孔子提出恢复周礼、实行“仁”的主张。他热衷政治。忧国忧民,任职为鲁国司寇,政绩卓著。随着鲁国势力渐强,引起了齐国恐慌。后来,齐国赠女乐给鲁国国君,想让鲁国国君因此而荒废政事。鲁定公中其计,沉湎于女乐,三日不朝。孔子数谏不听,遂带弟子数十人出游列国。
从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84年,孔子在外游历十四年,先后访问卫、陈、曹、宋、郑、蔡等国,范围大致包括今山东、河南和皖北等地。当时,孔子以博学多才闻名于世,在所到之国常与国君、大夫交谈问对。各国统治者或问如何“为政”,或问如何“服民”,或问“军旅之事”,孔子皆给予回答。他极力宣扬仁义、德政,强调礼制秩序,但遗憾的是,他的主张和政论在各国都没有被采纳。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其所推行的治国理念始终未能得到重视,甚至遭到一些当权者的轻蔑、误解和讥讽,有时还受困、挨饿。他初到卫国时,卫灵公便怀疑他是鲁国的奸细,派人监视他;改道宋国后,宋国大夫嫉妒他的才能,设计陷害他;他逃到陈、蔡之间,竞至众弟子断粮七日,唯以野菜充饥。
-3时有一些避世隐居山林的人,嘲笑孔子是一条丧家之犬,根本成不了事。他们还怂恿孔子的学生别再追随老师了,而应该和他们一样归隐山林直至太平盛世出现。孔子知道后,对学生们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事,怎么能去和山林中的鸟兽为伍呢?如果天下太平了,才是我们该隐居的时候啊!”他的学生听了,无不为之动容。
奔波数年后,眼见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孔子只好重返鲁国。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于是孔子决定打破以前只有贵族才能读书的传统.大力兴办私学。孔子广收门徒,并着力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使他们能继承自己未能实现的治国理想,为建立清明、祥和的盛世而奋斗。
相传孔子至晚年时已有学生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人。孔子以文、行、忠、信为教育科目,培养各类仕宦人才,所收弟子不论出身富贵贫贱。凡登门求学者,皆给以教诲。
孔子游历各国多年,因为他明确地知道自己终生的目标就是推行用“善”的思想治国的理念,所以才会在身处困境时依然能“定”“静”“安”,他用一生所为来宣扬他的“新民”思想,而他向平民传授知识的思想,对当时文化下移和后世学术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
列子一与巫师
春秋时期,郑国有一个叫季成的巫师,因为占卜灵验,很多人都将他奉为神明。郑国人见了他都赶紧避让,唯恐他会说出什么不吉利的卜卦来。列子听说后,对季成非常钦佩,于是就对自己的老师壶子说:“本来我以为您是最了不起的,可是现在才发现还有比您更了不起的人。”壶子说:“我最高的本领还没有传授给你。你先让那个巫师来给我看看相,预测下我的命运。”
于是,列子把季咸请来给壶子看相。壶子看完后,退出门外对列子说:“这位先生形如枯槁,恐怕命不久矣。”列子听后,一边哭着一边回去告诉了壶子。壶子说:“我只不过给他看了寂如死灰时的表情,他看不到我的内心。改天请他再来看看。”
第二天,季咸又来了。这次看完后,季咸对列子说道:“你的老师运气不错,遇到我使他的命理有了转机。”列子回去又告诉了壶子。壶子没说什么,只让列子改天再请季成来看相。
就这样,季咸又来过两次。最后一次季咸刚看见壶子就转身跑了。列子不明就里,壶子告诉他:“刚才我展示的是万物皆空的大道,但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知道自己露馅儿了,所以只能落荒而逃了。”
列子知道自己并没学到老师真正的本领,内心愧疚,于是回到家闭门不出整整三年。这三年里,列子摈弃了浮华,回归到朴素的本真状态,平心静气地对待身边的一切事物。他每天为妻子做饭,把家里养的猪当成自己的朋友一样对待。三年后,列子发现,自己看待一切事物的眼光都变了。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列子在三年的时间里,以沉默来应对周围的环境,潜心研究万物之间的规律,终至思有所成,虑有所得。最终,他成为继老庄之后的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宋太宗与《太平御览》
《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可谓包罗古今万象。而开宋朝重教之风的宋太宗,和这本书还颇有一段渊源。
宋太宗非常喜欢读书,尤其爱读史书,从中了解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规律,因为他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
宋太宗初年,国家藏书仅有史馆中的万余卷。于是太宗颁下诏令:凡向国家献书者赏。于是,国家藏书迅速增加到了八万卷。这些书分藏于史馆书库、诏文书库和集贤书库。早在梁代时,这三个书库就已经建立了。宋太宗即位后去视察,发现屋舍破旧,便下令重修。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太平兴国是宋太宗的一个年号),重修工程竣工,太宗赐名崇文院。院中有诏文书库、集贤书库、史馆书库等六库,规模空前宏大。而在新馆落成的前一年,宋太宗已下诏用馆藏书籍编辑《太平总类》《太平广记》以及诗文总集《文苑精华》等。
《太平总类》摘取的多为经史百家之言。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古迹,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历经六年编撰而成。成书后,太宗对宰相宋琪说:“从今天起,每天把《太平总类》给我送来三卷,我要亲自阅读。”
当宋太宗决心花精力翻阅这部巨著时,宰相宋琪说:“陛下以读书为乐,借古鉴今,自然是好事,但每日读三卷,是不是太多了?不要累坏了龙体。”宋太宗微微一笑,说:“我很喜欢读书,从书中不但可以得到许多乐趣,还可以从历朝历代的兴衰中学到更迭交替的规律。况且我并不觉得劳神。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虽然不能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还是可以的。凡喜欢读书的人,总有他读书的乐趣所在;如果不喜欢读书,就是摁着他的脖子,他也读不进去的。”
众臣听后,十分敬服。此后,宋太宗果真每天读三卷,从不间断。有时因为国事忙耽搁了,他也要抽空补上,还常对左右的人说:“只要打开书本,总会有好处的。”这样一部巨著,宋太宗一年之内全部看完,然后将其更名为《太平御览》。P3-6
中外很多杰出的长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一致公认,在年轻的时候多读一些文学名著,是构建健全人格基础的一条捷径。
这是因为,文学名著是岁月和空间的凝炼,集中了智者对于人性和自然的最高感悟。阅读它们,能够使年轻人摆脱平庸和狭隘,发现自己的精神依托和人生可能。
同时,文学名著又是一种珍贵的美学成果,亲近它们也就能领会美的法则和魅力。
美是一种超越功利、抑制物欲的圣洁理想,有幸在青少年时期充分接受过美的人,不管今后从事什么专业,大多会长久地保持对于丑陋和恶俗的防范。一个人的高雅素质,便与此有关。
除了青少年读者之外,很多成年人也会喜欢这样的书。他们在年轻时也可能陷入过盲目滥读的泥淖,也可能穿越过无书可读的旱地,因此需要补课。即使在年轻时曾经读得不错的那些人,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丛书来进行轻快的重温。由此,我可以想象两代人或三代人之间一种有趣的文学集结。家长和子女在同一个屋顶下围绕着相同的作品获得了共同的人文话语,实在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