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维诺克著的《美好年代(1900-1914年的法国社会)》展现了一战前最后的“和平时光”，20世纪初最唯美的浮世画卷。

本书翔实描述一战前法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研究法国“美好年代”时期的必备书。

本书揭秘作家茨威格、《追忆似水年华》作者普鲁斯特、印象派大师乔瓦尼·博尔迪尼、《午夜巴黎》导演伍迪·艾伦眼中最美好的巴黎生活。

百年前的德雷福斯事件怎样搅动了法国政坛．人口危机是否言之过早？

除了雷诺和雪铁龙公司，还有哪些把持法国经济命脉的庞大家族？

城里人和乡下人、古老的贵族和新兴的有闲阶级都是什么做派？

社会怎样看待歇斯底里的女性、阿帕奇帮和汹涌的民族情绪？

大师林立的文学、艺术流派勾勒出怎样的一段美好年代？

美好年代是欧洲社会史上的一段时期，从19世纪末开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结束，是后人对此一时代的回顾，被上流阶级认为是一个“黄金时代”。米歇尔·维诺克著的《美好年代（1900－1914年的法国社会）》以1900年法国万国博览会为起始点，用翔实的史实与数据描述了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尚等，为读者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一幅幅浮世画卷。

前言

第一部分 年代纵览

 第一章 政治体制的强化

 第二章 人口下滑

 第三章 经济：走出泥潭？

 第四章 依然是强国

第二部分 社会

 第五章 农民共和国

 第六章 百万资本家

 第七章 工人的世界

 第八章 美好年代中的女性

 第九章 法外之徒

 第十章 美好年代中的死亡

第三部分 信仰团体与政治派别

 第十一章 主要信仰团体

 第十二章 激进派与温和派

 第十三章 社会党与工会

 第十四章 右派与民族主义

第四部分 文化

 第十五章 读写文化的全盛时代

 第十六章 文学、社会与政治

 第十七章 美术，与传统的决裂及现代化

 第十八章 巴黎，光明之城

结语：大战前夜

附录1 1901年7月1日结社法

附录2 1910年选举中各党派获得议席数量

附录3 美好年代的历届政府

参考资料

第二章 人口下滑

1899年，左拉出版了其《四福音书》的第一部《多产》(其他三部分别为《劳动》《真理》和未来得及完成的《正义》)。其时，他正因为1898年1月13日在《震旦报》发表文章《我控诉》而流亡英国。按今天的标准，当时的左拉已经成了一个时事作家，而《多产》一书属于典型的时事小说，算得上是一篇命题作文，用意明显而深刻。主人公马修·弗洛蒙是巴黎一家工厂的机器图纸绘工，早年就已经和其老板的穷亲戚玛丽安娜·波西那结婚。情感、欲望以及对避孕的无知致使孩子接连出生，家庭生活也随之拮据，难以为继。但他们并不灰心，决定搬到乡下，这样日子尚能好过一些。于是，马修开始为地主瑟甘一家工作，帮他们开垦荒田。

弗洛蒙一家和瑟甘一家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前者热爱生活，后者则贪婪自私，惧怕生育。在弗洛蒙夫妇的精心照料下，孩子们都茁壮成长，然后离家去巴黎谋生。此时，工厂的老板波西那已经甩掉了自己的妻子，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而工厂则留给了自己的独子莫里斯打理。后者不过是波西那纵欲的产物，身体孱弱不堪，20岁就去世了。于是，莫里斯的母亲让马修的一个孩子代替莫里斯……接下来，故事情节几经波折后接近尾声：马修与玛丽安娜要庆祝钻石婚了，子孙满堂，都是他们爱情的收获，是他们努力生育所得的回报。而其他人，那些诈骗犯和那些为了防止财产分散而只生育一子的人，最后都陷入痛苦、悲伤和孤独之中。

这本书并非左拉的名作，但如果分析一下这位文学大师的创作动机，还是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很早之前，左拉就已经打算以此为题进行创作了。1896年，他在《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人口消减》中写道：“我想写一篇名为《废料》的小说，因为社会惨景有如巨幅壁画一般在我眼前浮现：巴黎这样的大城为了自保，正在消减生命的种子、吞噬新的生命，它鼓励人们肆意堕胎，将明天的生命投入炉焰之中。毫无疑问，关于生育的惨剧一幕一幕地发生，而隐瞒在这些丑事之下的，是一股深不见底的黑水，将我们引向虚妄。因此，我要为生命的权利发声，尽我所能地去为之谱写一篇宏大壮丽的诗歌。”

进一步引申，可以说左拉创作这部作品是有一种末日将近的危机感。在他遇见自己一生挚爱的让娜·罗泽洛(比左拉小28岁)后，两人很快就生育了两个孩子。而在当时，生育正是社会的流行话题。人口科学创立未久，但十年来一直向人们发出警报，于是左拉也开始用起“人口消减”这样让人恐惧的词语。

在各种讲座、学术会议以及专业的社会学刊和人类学刊中，“人口消减”一词反复出现。而左拉则意图通过攻击资本主义道德观来提醒民众；在他看来，资本家们只知道占有，不懂得尊重。当人们对时尚趋之若鹜时，他却提倡生育“美学”，推崇“多产的妇女”。同时，左拉还攻击守贞行为，斥之为“死的宗教”。这些努力的目标是“增加法国的人口”。按照他自己的话说，这样做首先是出于爱国，但“也是为全人类的福祉考虑。在《多产》中，我创作了一个家庭的模板”。

左拉之所以会向公众发出如此惊恐的呐喊，是因为当时法国的人口问题确实让人不安。“人口消减”一词并非耸人听闻；从1890年到1914年，曾多次出现出生率低于死亡率的情况，只得靠移民来填补人口的缺失。更糟糕的是，人口下滑似乎是法国的专属问题，即使其他地方也可能出现人口下降，也远不如法国严重。

针对这个问题，当时已有很多人给出了各种解释。通过考察当时人口学家在此问题上的相互争辩，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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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美好年代”大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个年代确实不负“美好”一词；而另一种则认为，所谓的“美好”言过其实，至少得不到当时所有人的认同。

无论是在1900年还是在t914年，第一种看法都不见踪迹。只是在大战之后，法国身为战胜一方却饱受死亡创伤，同时又不得不面对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这样的观点才开始流行起来。那些战争的幸存者们在经历了1914—1918年的苦难和考验之后，又不得不参与到艰辛的重建工作之中，自然会无以复加地粉饰那段战前的时光。

后一种看法则是对前者的矫枉过正，认为20世纪的最初10年暗无天日，充斥着种种悲惨景象。在20世纪70年代，“口述历史”风行一时，关于。1914年之前社会生活的见证不断被公之于世，那个年代也被描述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社会。

在这里，我们主张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将当代法国人所享受的社会福利作为标尺，对于工人们来说，20世纪最初的10来年确实算不上是黄金时代，只有那些年金收益者们借着法郎稳定的孳息从中获利，只是随着战争的到来，这个货币的坚挺地位开始遭受考验。相反地，如果我们将这15年与其之前或之后的时期相比，就不难发现种种进步的迹象：经济复苏、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保障立法出现．等等。

除了列举数据外，我们更需要通过那些充满生机、流光溢彩的画面来追忆那个时代：电灯照亮了夜下的街巷，汽车和飞机分别在道路、空中穿行，电影的发明和竞技体育的兴起让人们初尝了大众文化的滋味，1900年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见证着时代的美好……为了正确评判美好年代时期的法国社会，我们就需要回到那个年代留下的种种叙述之中，特别是从那些曾到访法国，能够进行客观分析和比较的外国人那里寻求见证。奥地利作家史蒂芬·茨威格曾极力鼓吹奥匈帝都维也纳，颂赞其文化、戏剧、音乐、文学，乃至社会生活的繁华丰富。然而，他又如此写道：“只有在巴黎，才更能体验到那种更为简单，但又不失理性的悠闲生活。只有在那里，传统、财富、温和的气候以及各种形式的美感，才能都完美地融合到生活之中。”很显然，这位来自维也纳的访客对巴黎的自由气息、谦逊良善的社会风尚都向往至极。“如果想要知道巴黎有多么美好，就要先去一趟柏林，去体验那种德国式的奴性，那种严格的等级思想和冷漠的社会关系；军人、教师、商人和工人之间等级森严，就连他们的女眷之间也互不往来。而在巴黎，大革命的遗产依然流淌在社会的血液之中。工人们虽然家徒四壁，却也自认为和其雇主无异，都是光荣且自由的国家公民。即使是咖啡馆的伙计，也能够从容不迫地与佩有华丽绶带的将军们握手。而市民阶层中那些衣着正统、表情严肃的妇女，也不会去鄙夷那些流落街边的妓女；相反，她们还会与后者打招呼，甚至会欣然接受后者孩子手上的花束。”

从以上的点滴叙述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某种生活态度，某种精神上——而非事实上——的平等。但茨威格本人对于这个时代和巴黎这座城市的美好气息推崇至极：“在巴黎近郊，游走艺人们在院子里演奏音乐，小店店员哼的小曲从窗口传出；无论何处，欢笑声或是招呼声都会时不时响起。即使车夫们之间偶尔会‘谩骂’一阵，但最后肯定还是会握手言和，一起喝上一杯，甚至还会掏出几个钱买些廉价的牡蛎下酒。生活总是那么朴实轻松，毫无矫揉之气。”

这样的场景可能有点过于理想和诗意，有人或许会反驳作者说，巴黎并不能代表整个法国，剥削制度也并非大革命的遗产。无论这些意见理据是否充分，但无可辩驳的是，茨威格的见证至少可以留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在那个年代，法国曾经享有过一段美好时光。

在本书中，作者将从1900年开始追忆美好年代（当然，同时也会回溯1900年之前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美好年代始于1900年之前。事实上，从1896年开始，法国才真正摆脱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萧条，全面扭转社会局面，价格曲线的变化也表明商业正在复苏。有些经济历史学家，如弗朗索瓦克鲁泽，认为法国的经济腾飞始于1907年。在此，作者无意卷入专业的学术争论之中，之所以选取1900年作为起始点，主要基于几个原因：首先，1900年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是20世纪的开端，具有辞旧迎新的象征意义。其次，从政治上看．纷争不断的德雷福斯案于本年最终结案，而围绕着“极端共和”组织的论战又在同年爆发。最后，不可忽视的是，世界博览会也于1900年举办，使得巴黎成为了世界橱窗。

米歇尔·维诺克

结语：大战前夜

虽然1914年的法国有着各种弊端，但其总体表现还算令人满意：共和体制似乎逐步稳固，国家的经济、殖民和外交地位尚未遭到挑战，而法兰西文明的魅力又将大量的文人与艺术家，引向在当时堪称是光明之城的巴黎。然而，几层愁云却始终笼罩在国土之上，破坏了这番欣欣向荣的景象。法国不但需要解决人口下滑这个首要难题，还不得不面对外省发展滞后以及社会不公的窘境。但无论如何，法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金融和殖民国家以及第四大经济体。那么，我们不禁发问，法国又是为何非要将自己所享有的巨大精神与物质资产押到了战争的赌台之上呢？我们都知道，战争让其付出了多么惨重的无以弥补的代价。

19世纪初，约瑟夫·迈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曾将战争称为“世界法则”。在很多人眼中，战争近乎于是人类的宿命。由于缺乏国际协调机制，也没有任何机构拥有足够的权威去订立一部国际法来制约各国，正如霍布斯（Hobbes）在《自然法则》中所描述的人类个体一样，当时的帝国和民族国家等政治实体都在各自为战。每个主权国家都期望自己的行为不受约束，哪怕会损害他国利益也在所不惜。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和对权力的追求，这些政治体往往会相互结盟、扩张领土、寻求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当外交无法维持国与国之间的平衡时，它们甚至不惜一战。战争之于历史有如死亡之于生命。亘古至今，幸免于战争的例子少之又少。

法国大革命之后，战争开始转变成一场全面性的民众运动。随着义务兵役制的确立，战事成为共和制下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而一种战争文化也开始出现：对制服的热衷、对军纪的崇尚以及对战争英雄们的推崇。尽管法德两国在阿尔萨斯一洛林的归属问题上始终相持不下，但人们实际上已经接受了这片土地被划归德国的事实，那种“复仇情绪”已经逐渐淡化。不过，在1870年法国战败后的20年中，全法上下从精神到物质上又都重新武装了起来，军队也成了人们的崇敬对象。80年代的布朗热运动就和这种崇军主义的鼓动有关。不过，在国际环境较为缓和的世纪之交，德雷福斯事件爆发，人们也随之走出了对军方的盲目崇拜。不过，从1905年开始，由于德皇威廉二世开始在摩洛哥问题上发难，德法之间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又再次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在此方面，我们可以从查理·佩吉在思想上的转变中获得不少启发。1905年，丹吉尔危机爆发，德克拉赛随之辞职，这使得佩吉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战争有可能一触而发，因为“德国人有此意”。因此，是时候为打仗做准备了。于是，佩吉带着妻子跑到勒蓬马歇尔百货商店（Bon Marche），购置鞋袜和其他军需物品，随时准备响应动员，以捍卫法国的文明与遗产。虽然佩吉曾经是一个德雷福斯派和社会党人，但此时的他坚决维护军方立场，将相关的争议全部搁置起来，以确保法国的军力不减。当反战人士古斯塔夫·埃尔维表示不愿意维护“他们的祖国时”，佩吉坚决回应表示自己是在守卫“我们的祖国”——“这是最后一刻……最为激烈之时……最令人心动……”对于战争，他忧心忡忡，充满悲观情绪，同时却又呼吁要主动应对危局——“当自由之子们遭受到暴戾种族的侵袭时，爱好文明与自由的人们就只能全民动员起来。只有充分准备好，他们才能享受和平和闲适的生活，尽可能地确保文明与自由的延续”。

于是，民族主义右翼政党开始向“法兰西运动联盟”佩吉示好，在后者创作发表了圣剧《圣女贞德》之后更是想要将其拉到自己的麾下。但是，从佩吉的《年少之时》以及他在《十五岁笔记》中的其他几篇文章中不难看出，他依然还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和共和派。作为传统民族主义理念的坚守者，他与克列孟梭走得很近，而后又成为庞加莱的支持者。佩吉从不回避个人自由与国家之间这个充满争议和冲突的论题，他宣称：“个人只有在体制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摆脱奴役。”1911年，摩洛哥局势再次恶化，佩吉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随之更为高涨，这使得他公开反对饶勒斯和社会主义运动，指责他们是在盲目地宣扬和平反战理念。当厄尼斯特·皮夏里的《拿起武器》发表时，佩吉对其大加褒扬，认为他再次将“那份古老的荣誉、最为显赫的功绩、战争的功勋”带回了“家”中。而对于左派印发的反对三年兵役法的小册子《银钱》，佩吉则予以猛烈批评：“将反战主义与共和国、大革命乃至人权联系起来实在是愚蠢之事。事实正好相反，支持反战主义无异于自我肢解。”此后，他又更进一步，开始抨击当时“国际和平立法”的潮流：“国际立法不会带来和平，只会带来战争。国际法不一定是战争促生的，但它更不可能产生于和平之中。当各国开始尝试设立国际法时，这或许就是战争的源起。”

……

诚然，我们可以从政治的层面上对人们进行分门别类，给他们打上不同的标签，划归到相互敌对的阵营之中。然而，一旦回到日常生活上，政治上的隔阂就瞬间消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每日的勤劳苦做、农工商业间的协同交流、村里乡亲的紧密往来、社区邻里的社交互动，还有学校里的同学关系等，所有这些社会关系远比政治联系更为重要；后者主要依靠人们的理性选择，而前者则是属于“惯习一的范畴，这才是社会构建与黏合的基础。现实就是如此令人不可思议：即使大家政见不同，却依然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卡兰·达西（Carand’Ache）就德雷福斯事件创作了一幅著名的讽刺漫画（《谈及此事（德雷福斯案）之前》《谈及此事之后》），画中的人物因为政见不同相互扭打，甚至把汤罐里的汤都倒到了对方的头上，但无论如何，他们却依然是一家人。在当时，这样的关系可以延伸到某个乡里或街区，从“小家”延伸到“大国”，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情感。

随着人们的眼界不断开阔（通过报纸、商业活动、兵役以及工作出差），这种团结一致的理想也逐渐传播开来。此外，统治阶级与社会精英们也善于利用这种爱国情绪并将其推广开来。那些“上帝缺席”的世俗学校将爱国主义当成了宗教的替代品；天主教教会学校则将宗教信仰与爱国情绪完全融合了起来。不过，社会党人却对这种民旗f青感不屑一顾．只是担心所谓的爱国主义会使得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上有所懈怠。在全国劳工总会和第二国际法国支部，反战和反民族主义的呼声极高。政府对此十分忌惮，于是订立了一份B名册，计划一旦开战，就立即将册中的工会与社会党领导人全部逮捕。直到1914年7月31日饶勒斯遇刺之前，反战主义者还深信自己能够阻止战争。令人称奇的是，当战争真正爆发时，工会成员与社会党人却立刻转变立场，因此B名册也没有被使用。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社会党人都投票支持开战。法国的社会党人深信自己是在守卫革命圣地——作为社会主义摇篮的共和国，而他们的德国同志则认定只有开战才能解除俄罗斯蛮族的威胁，捍卫伟大的社会民主党及其社会斗争的重大成果。可见，双方都为自己的挺战行为找到了不错的借口，而且还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

1917年，曾是反德雷福斯派的莫里斯·巴雷斯出版了《法兰西多元的信仰团体》一书，对法国的多元化和民族团结统一大加赞扬。书中如此写道：“在法国，我们团结一致。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乡野村夫，我们都清晰地认识到了这样一点：在我们的个人小利之上存在着某种大义；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理念，我们从本能上不惜自我牺牲。”这样的宣言成为“神圣联盟”的思想渊源之一。可以这样说，从古至今，法国人从未像在1914年这样拥有如此强烈的民族归属感。

那么，这场血腥残酷的战争在当时是否可以避免呢？冲突爆发之后，那些战争的鼓吹者开始推卸自己的责任，而各国的历史学家也极力撇清自己祖国与战争的关系。法国人据理力争，指责德国故意纵容奥匈帝国，因此对于战争负有关键性责任。而德国人则指责是法俄联盟的建立鼓动了俄国，正是因为庞加莱的力挺才让法国的这位盟友敢于发动战争动员。这样的逻辑只会让人陷入相互推卸指责的怪圈之中。在国家和当权者们的作用和影响之后，我们还应当看到各国在金融、贸易和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等领域的冲突。这场战争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如果1914年时的当权者们是另一批人的话，战争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反过来，我们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接连出现、各国之间不断提升的恐惧心理以及在战争文化鼓吹下发展壮大的民族主义已经使得战争一触即发？

对这个难题，任何回答恐怕都难以令所有人满意。二战之后，人们又开始对一战的起源争论不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1914年到1918年的这场战争划分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代，而其最为明显的后果是欧洲的衰落。作为战胜国一方，法国在走出战场时已耗尽精血，而此时摆在其面前的，是经济萧条的窘境、革命风潮高涨的威胁及经济重建的挑战，这也许就是那段战前岁月被视为“美好年代”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