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构成了“知青文学”中一道气势宏大、场面壮阔、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很长、视域特别广袤的独特风景线。几乎每一部长篇作品都具有以上鲜明的特征，而组合一起则总体上更加具有“史诗性”的魅力。

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北大荒”三个字在国内更加广为人知，在国外具有了相当快的传播度；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使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兵团知青”在文学词典中成为经久不衰的词汇；梁晓声的北大荒兵团知青小说系列既具史性的认识价值，亦具有诗性的欣赏价值——在当代题材的中国文学中，因而具有史性与诗性相结合的文学经典性。《今夜有暴风雪》是《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之一。

《今夜有暴风雪》精选了梁晓声最具代表性的知青小说，包括《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为了收获》《鸽哨》《边境村纪实》《高高的铁塔》《白桦林作证》《今夜有暴风雪》《黑帆》八篇。其中，《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1982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今夜有暴风雪》1984年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本“知青集”以历史理性主义的态度，毫无讳饰地书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的坎坷命运，充满激情地描绘了他们善良的情怀、正义的品格，抒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痛苦与幸福、坚韧与乐观，热情地讴歌了人性之美。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为了收获

鸽哨

边境村纪实

高高的铁塔

白桦林作证

今夜有暴风雪

黑帆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那是一片死寂的无边的大泽，积年累月覆盖着枯枝、败叶、有毒的藻类。暗褐色的凝滞的水面，呈现着虚伪的平静。水面下淤泥的深渊，沤烂了熊的骨骸、猎人的枪、垦荒队的拖拉机……它在百里之内散发着死亡的气息。人们叫它“鬼沼”。

我到北大荒后，听了许多关于“鬼沼”的传说：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的深夜，荒原在静谧的黑暗中沉睡的时候，可以看见那里有绿莹莹的忽闪的“鬼火”飘动，可以听到当年被“鬼沼”吞陷的熊的巨吼，猎人求救的枪声和其他不幸遇难者们绝望悲惨的哀呼……还可以听到一种怪异的鸟叫声，那声音仿佛一个女人在凄凉地哭号着：“多可怜、多可怜……”然而谁也没有见过这种鸟什么样子。鄂伦春人把这种鸟叫作“收魂鸟”，说它们是大地之神变化的精灵，在深夜招收并抚慰那些丧命于“鬼沼”的人和动物的幽魂。“鬼火”是它们打的灯笼。

“鬼沼”像希腊神话传说中令人恐怖的九头恶龙，霸占着它身后的万顷沃土一马平川，只要春天播下种子，秋天便能收回千万吨粮食。然而没有人敢涉过“鬼沼”，去播下一粒种子。据说当年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大佐，对那片沃土发生了兴趣，幻想在那里创建个农场，将来做个大农场主，曾亲自率领一个勘查小队在冬季越过了“鬼沼”。他们如泥牛人海，一去未返。北大荒的老人们，有说他们被狼群吃掉了的，有说他们被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冻死了的，有说他们给养不足饿死了的，有说他们被鄂伦春部落消灭了的，也有的说他们春天返回时，连人带车陷没在沼底……鄂伦春人把那万顷沃土叫作“满盖荒原”。“满盖”是鄂伦春语魔王的意思。冬季他们偶尔也出现在那荒原上，但绝不猎杀那里任何一只动物，惧怕受到“满盖”的惩罚。

恐怖的“鬼沼”！神秘的“满盖荒原”！

我到北大荒的第三年冬季，我们连队由十几个知识青年组成了一支垦荒先遣小队，向那里进发了！

我们这个连队，由于当初选点错误，耕地有限，低洼，麦收时一碰上雨季，收割机就陷在麦地里，像一只只瘫痪的大蛤蟆，无法作业。因此，连年歉收。那一年更惨，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团里决定解散我们这个连队。全连200多朝夕相处的知识青年，将被分插到各个兄弟连队去，这意味着，我们不但不能向国家贡献粮食，而且也养活不了自己了！我们刚到北大荒三年呀！许多人还要在战天斗地中大有作为呢！屯垦戍边的信念还没有动摇呢！艰苦创业的精神和热情还没有泯灭呢！

、

还有什么能比团里这个决定更令我们感到耻辱？！许多人听老连长羞惭地宣布了决定后，当场哭了。副指导员李晓燕，首先站起来激烈地坚决地反对接受这个耻辱的“解散令”。  她说：“连队绝不能解散！我们可以去开垦‘满盖荒原’！我们离它最近，早就应该想到开垦它了！我们要把连队重新建在那里！要在‘满盖荒原’上留下第一行垦荒者的足迹！要向团里提出保证，当年开荒！当年打粮！第二年建新点！我们立军令状！”

我们听惯了甚至听厌了副指导员在任何场合说出的豪言壮语。可她说出的这番话，是怎样地激动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啊！我觉得那是她说出的最豪迈最有力量的话！许多人和我有同样的看法。

团里收回了已经下达的决定，接受了我们的军令状。

几天之后，我们连队的两台最新的五十四马力的拖拉机，披红戴花，拽着赶制的木爬犁，在全连人的列队送行下，驶向茫茫雪原。

希望、信赖、寄托、无言的叮嘱，从一双双默默注视着我们的眼睛里表达出来。我们每一个垦荒队员都从这些眼睛里体验到了责任感。我们每一个人都哭了。

哦！我们这些年轻人！

我们是多么珍重责任感啊！

我们是多么容易激动和被感动啊！

第一辆爬犁装载着粮食和行李。第二辆爬犁上搭着帐篷。我们十几个垦荒队员，一个紧挨一个地挤在帐篷里。我坐在扣着的破脸盆上，用膝盖夹着一本翻开的《虹南作战史》。我猜想，它是我们这一行人唯一的精神食粮。不过我并不靠它充塞头脑和思想。我两眼注视着书页上的铅字，却在回忆我所读过的《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悲惨世界》《红与黑》……内心深处被书中人物的命运暗暗感动。

身旁坐着我妹妹，她怀里抱着一个柳条编的小笼子，笼子里关着一只小松鼠。一路上，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像个哑巴。她的脸色那么苍白，表情那么呆滞，眼神那么凄凉！我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姐，就只有这一个妹妹。我从小爱她，可是我当时可怜她又恨她，不久前她败坏了自己的名誉，令我丢尽了脸。P1－3

我和我的那些“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战士们（他们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

“气质”一词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

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

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

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

2015年10月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