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是20世纪的一个奇迹。1905年,他出生于维也纳,与弗罗伊德的家只有一街之遥,在学术上,他是”精神分析第三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
这本《弗兰克尔自传(活出生命的意义)》和一般编年体式的自传或传记不同,它按照生平和经验而分类追忆,有的谈家世、有的回忆集中营经历,有的则谈他的学术渊源以及其他种种体验,在他那温暖、不断闪烁着智能与伟大襟怀的吉光片羽里,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有一个足堪为灵魂老师的长者,对着我们的心灵发出呼唤。弗兰克尔并未死亡,他继续活在现在与未来中。他一生为人的存在寻找意义,也寄望每个人都能找到更好的意义,因此,他也等于是人类灵魂的守夜人。对生命的这种热情也同样显露在他的治学以及为医上。这位伟大作者的独立自传,作者用幽默的笔触讲述自己富有意义的人生经历。
《弗兰克尔自传(活出生命的意义)》是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唯一独立自传。作者按其生平和经历分类追忆,首先谈到自己的家世背景,接着讲述他的童年趣事、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以及青少年时代的学习经历,期间,他不忘细谈自己的学术渊源,之后还分享了自己和家人辗转数个集中营的种种内心体验,在他那温暖、不断闪烁着智慧与伟大胸襟的吉光片羽里,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有一个堪为灵魂导师的长者对着我们的心灵发出的呼唤。弗兰克尔一生都在为人的存在寻找意义,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生命更好的意义,他是人类灵魂的守夜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小的回忆录特地保留了弗兰克尔发散式联想的写作风格,不论是谈治学还是谈作为心理医生的经历,他的聪颖幽默、善良博爱、严谨细致、笃信好学等特质都跃然纸上,从而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这位20世纪精神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个人魅力。
思想巨匠史蒂芬·柯维博士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引用了作者的一些经历,用以说明积极主动这一习惯对人的深远影响,令人无比震撼。
幽默
幽默的语言当然少不了俏皮话,也就是精心设计的文字游戏。著名的登山爱好者鲁道夫·赖夫是我多年的旅伴,二战前他是多瑙河流域阿尔卑斯山登山协会的会长,每次我们和登山协会的其他成员一起去登山,他总会喊我“疯子大夫”(Narrendoktor)——我是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当时我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工作,每次见面,他都不会正经地称呼我“医生”,而是在前面加上“疯子”作修饰词。终于有一天我忍无可忍,当着所有登山队友的面警告他说:“听着,赖夫先生,如果你继续叫我疯子大夫的话——知道我会怎么称呼你吗?施泰因霍夫的赖夫(Steinhofreif)!”
前面说到,他叫赖夫(Reif),德语意为“成熟的,有准备的”,在维也纳人们会用这个词指代疯子,因为疯子就是“准备好可以送进精神病院的人”,所以“施泰因霍夫的赖夫”意思就是“可以送进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的家伙”!从那之后,赖夫先生再也不敢喊我“疯子大夫”了。
玩弄文字游戏,有时需要创造新词。1961年我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有一天讲课,因为天热教室的门都开着,一只狗突然跑进教室里来,四处打量了一下,又慢悠悠地走了出去,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它吸引了,我也不例外。因为事发突然,大家都有些愕然,谁也没有发出笑声,这时我发话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dogotherapy’。”我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我正在讲授的内容是“意义治疗”(logotherapy)。
还有一个例子,我自己没车的时候,总是对别人说:“你知道吗?我通常都是坐‘他动车’(Heteromobil)出门,也就是我不自己开车,而是让别人捎我一程。”
有时候不用创造新词也能达到一语双关的效果,比方说,如有别人要为我的茶续杯,而我不想再喝时,我会说:“你知道吗,我是个一神论者(Monotheist),所以我只喝一杯茶。”
在演讲时,幽默的话语不仅能使整个氛围更轻松,还能在接下来的自由讨论中削弱对手的立场,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有一次我受邀在格拉茨的施泰尔秋季艺术节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我想指出我不仅有资格谈论医学,也有资格谈论哲学,但是又不想太高调,显得像在炫耀我同时拥有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于是我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同时拥有医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但是我通常不提这事,因为我在维也纳的那些亲爱的同事——据我了解,他们绝不会说,弗兰克尔是个双料博士,而只会说,他是半个医生。”
说到自由讨论,有一次我在慕尼黑的艺术学院做完演讲之后,观众开始提问,其中有一个年轻人颇具挑衅地问我:“弗兰克尔先生,你今天谈论的是性,可是像您这么忙碌的教授,每天不是上课就是开讨论会,哪里会有时间过健康自然的性生活呢,甚至都没空搞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吧?!”
“这位朋友,是这样的,”我答道,“你的话让我想起维也纳的一个古老的笑话:有个人碰到一个面包师,在聊天中得知面包师有10个孩子,特别惊奇地问道:‘哎,那你到底什么时候烤面包呢?’”听到这儿,观众都笑了起来。
我接着说:“你的问题也是这样。难道你觉得,如果一个人白天忙着学术工作,那他晚上就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了吗?”这时观众转而开始笑那个年轻人了。
还有一次是在美国一所大学的神学院演讲后的自由讨论环节,那次我并不想让别人尴尬,而是想让自己免于尴尬。当时有人问我对于著名神学家保罗·田立克所说的“上帝之上的上帝”
(The Godabove the God)的概念的理解,实际上,我并不了解这个概念,却仍然平静地回答:“我想,如果我敢回答你这个关于‘上帝之上的上帝’的问题,这岂不是在说,我认为自己是‘田立克之上的田立克’了吗?”
我不光乐于开玩笑,还喜欢笑话。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想着要写一本专门研究笑话的形而上学的书。我知道的最好笑的一个笑话是这样的,一个人来到一个住了很多犹太人的波兰小镇,他想去妓院,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问别人妓院的位置,于是他便问路边一个穿着长袍的犹太老者:“请问你们的拉比住在哪儿?”
老者回答说:“在那儿,那栋绿色的房子里。”
“什么?”这个人装作一副很惊讶的样子,“那位德高望重的拉比竟然住在妓院?”
老者立马斥责他:“你胡说什么!妓院明明是前面那栋红色的房子。”
“谢谢。”那人与老者告辞,高兴地朝妓院走去。
P32-35
他,是20世纪的见证者;他,创立了自己的心理治疗学派;他,是人们心目中完成不可完成之事(在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典范代表——他就是维克多·E。弗兰克尔。1905年弗兰克尔出生于维也纳,如今,他站在世纪的交点,回首走过的这个百年——他经历过、痛苦过,用自己的作品影响过的20世纪。
1995年3月26日是维克多·E。弗兰克尔90周岁生日,值此之际我们推出他的生活回忆录。早在几年前,弗兰克尔就开始陆续写下了他过往生活的片段,本来并未计划出版,后来他考虑到以往出版的都是清一色的学术著作,遂决定写一本以他个人为主题的书,记录他生活中的一些际遇,作为自己的第31本作品问世。这本回忆录特地保留了作者发散式联想的写作风格,从而让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这位20世纪精神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个人魅力。
在与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下,本书得以面世。尽管年事已高,为疾病困扰,弗兰克尔仍然一如既往地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中,最终在他90岁生日之前完稿。
本书的问世,首先要感谢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夫人艾丽·弗兰克尔女士,她不仅亲手将本书的手稿整理打印出来,而且在弗兰克尔先生整个撰写过程中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另外,我们还要感谢哈拉尔德·莫利,他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提供了极大的支持。最后,我们当然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作者弗兰克尔先生,没有他,也就没有本书的问世。
马丁娜·加斯特-甘薯
1995年2月,慕尼黑
1946年,维也纳总医院,我带着我的同事在神经科病房里查房。
我刚从一间病房里出来,准备朝另一间走去,这时一名年轻的护士走过来,请求在我们科里加一张病床,来安置一名刚做完手术的病人。我同意了,她感激地冲我微微一笑,便离开了。我转过头去问身边的助手:“你看到那双眼睛了吗?……”
1947年,她成为了我的妻子,她名叫埃莱奥诺雷·卡塔琳娜(Eleonore Katharlna),原姓施温特(Schwindt),昵称艾丽。
我们的女儿名叫加布里埃莱(Gabriele),女婿弗朗茨·维塞利(Franz Vesely)是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们育有一子一女,亚历山大和卡塔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