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著吴兴勇编译的《母亲(全译本)(精)/名家译丛》是马克西姆·高尔基长篇小说代表作之一，也是俄国社会主义文学最早出现的优秀成果，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品主人公母亲是俄国普通劳动人民的代表，在革命开始时，她面对种种苦难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在儿子被捕后，她坚定了信念，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为争取自身解放和追求美好的生活同上层社会腐败分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位生活在社会低层的母亲的觉醒正是俄国革命风暴走向高潮的前奏。小说以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为素材，是20世纪初期整个俄国革命运动的艺术概括。

高尔基著吴兴勇编译的《母亲(全译本)(精)/名家译丛》描写出身贫苦的母亲曾经饱受丈夫的欺凌，过着屈辱的生活。在儿子巴威尔和其他革命者的影响下，母亲逐渐认识了真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她冒着生命危险，走进工厂，走进农村，散发传单，播撒革命的种子。在火车站上，尽管被暗探告发，被警察殴打，她仍然坚持散发象征着真理的传单。

第一部

第二部

父亲盯着他看了一会，把一双毛茸茸的手藏到身后去了，一面冷笑着咕哝道：

“好哇……”

然后他重重叹了口气，补充一句：

“嗨，你这个畜生!……”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他就对妻子说：

“以后不要再跟我要钱了!巴什卡可以养活你了……”

“那你想把钱拿去喝酒吗?”她壮着胆子问。

“这你不用管，畜生!我去找二奶……”

他并没有去找二奶，但是从这时候起一直到他死为止，几乎两年光景，他不再理会儿子，也不和他讲话。

他喂养了一条狗，狗像他一样，长得壮实而多毛。那狗每天伴随他到工厂，到了傍晚，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每逢休息的日子，弗拉索夫就到几家小酒店闲逛。他一声不响地走着，用目光在人们的脸上搜索，好像在寻找什么人。那狗整天跟着他跑，垂着一条长毛大尾巴。他在酒店里喝得烂醉，回到家里，坐下吃晚饭，用自己的盘子盛食喂狗。他不打它，不骂它，但从来也不爱抚它。吃罢晚饭，如果妻子收拾餐桌稍微慢点，他就把碗碟一股脑儿从桌上摔到地下，然后取出一瓶烈性酒，摆在桌上，自斟自饮，消愁释闷。他背靠着墙，闭着眼，张大嘴巴，用一种喑哑低沉的令人忧伤的声音哼起小曲来。从他的嘴里，发出一些伤心而又难听的悲歌，这声音如泣如诉，把粘在唇髭上的面包屑都震落了，这个钳工用粗大的手指捋着胡须，独自哼唱个不停，长歌当哭。歌词没人能听懂，字音拉得挺长，简直像冬天的狼嚎。他一直喝到酒瓶倒空为止，然后侧身倒在长凳上，或者把头伏在桌上，一觉睡到清晨汽笛声响。那条狗就一直卧在他的身旁。

他死于疝气病。死前四五天，他全身发黑，在床上滚来滚去，两眼紧闭，牙咬得咯咯直响。他有时对妻子说：

“拿耗子药来，把我毒死吧……”

医生吩咐给他做热敷，并且说要动手术，病人当天就得送进医院。

“见你的鬼去吧，——我自己会死!……畜生!”米哈伊尔声音喑哑地喊道。

医生走后，妻子含着眼泪劝他去动手术，他紧握拳头，威胁她说：

“我要是好了——你更倒霉!”丈夫非无泪，不洒离别时。

早上，正当汽笛呼唤工入去上班的时候，他死了。他躺在棺材里，嘴大张着，但是他的眉头紧锁着，怒气冲冲。给他送葬的除了他的妻子和儿子外，只有那条狗以及被工厂开除的小偷和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科夫，当然，还有几个工人区的乞丐。他的妻子低声呜咽了不大一会儿，巴维尔没有哭。工人区的人们在路上碰见他的棺材，便停下来画十字，相互谈论着：

“那个人死了，佩拉格娅可该松口气了……”

有些人纠正说：

“死的不是人，而是——一头牲口……”

棺材埋好后，人们都散了，而那条狗留下不走，蹲在新掘出的泥土上，长久地、默默无声地嗅着这坟地。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在一个星期日，巴维尔·弗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他摇摇晃晃地钻进前厅衣帽问的一个角落里，像他父亲那样用拳头在桌子上一捶，冲母亲大声喊道：

“拿晚饭来!”

母亲走到他身边，和他并排坐下，伸手拥抱儿子，她把他的头搂进自己的胸口。他用手撑着母亲的肩膀，反抗着，嘴里嚷道： “妈妈，——快点!……” “你这傻孩子!”母亲伤心而又温柔地说，制止了他的反抗。 “我还要抽烟呢!把爸爸的烟斗给我……”巴维尔勉强转动着不听使唤的舌头，嘟嘟囔囔地说。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醉酒。伏特加使他的身体发软，但是他没有失去知觉，酒醉心里明，脑海里不断地闪动一个问题：

“我醉了吗?我醉了吗?”

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她眼里哀伤的神情使他十分感动。他悲从中来，想哭，为了压抑这种感情，他故意装出一副比实际要厉害的醉态。

P7-9

我从小喜爱读高尔基的书，十分佩服他的不平凡的奋斗历程，他基本上没有进过学校，靠自学掌握了阅读的本领，为了生存在俄罗斯社会底层到处流浪，生活极不安定，经常濒临绝境，甚至开枪自杀，可后来却能写出许多杰作，一举成名，不但影响全俄罗斯，而且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名震欧洲，我真不知道他的完美的文字功夫和卓越的文字技巧是从何得来的，可能是源自19世纪辉煌灿烂的俄罗斯文学的熏陶和永不枯竭的俄罗斯民间文学艺术的浇灌。

19世纪是俄罗斯群星灿烂、名家辈出的时代，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就有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但这些作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写的人物都局限于社会上层，总离不了官吏、贵族、商人、知识分子之类，他们不了解社会下层，因而他们的作品中很难出现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真实下层人物，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写的是贵族的生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的是贵族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更不用提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了，这本书从标题看就知道它写的是贵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写的是下层，但陀氏笔下的下层人物偏重于爱情，而且过分柔弱和空想，不能作为下层人物的楷模。

下层人物也是人，他们和上层人物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下层人物的数目远远多于上层，他们的表现更能代表人类的普遍本质。忽略下层人物要求的文学作品只能供太太小姐消闲时阅读，不会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我国的文学史上也有不少描写下层人物的作品，最典型的是《水浒传》，这部书之所以能长久流传，永远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就是因为它表现了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细致描写了他们的生活场景。

高尔基出身人民下层，十分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长久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跻身古典作家之列后，仍然忘不了他们，更没有背叛他们，他拿起自己的笔，专门反映下层群众的要求，在作品中反映他们的苦痛。在他的笔下，下层民众并非麻木不仁、浑浑噩噩、软弱无能、恶习不改的群体，他们之所以屈居下层，是由于许多与生俱来的原因，而非他们自己的罪过，他们也许比上层的男女更敏感，更富有爱憎，更有同情心，更勤奋努力，他们将自己的爱和时间普遍施于受苦受难的大众，而不是单纯为自己谋利。

高尔基在《母亲》这部作品中细致描写了俄国的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工人的生活的确相当艰难，他们在机器旁边耗尽了一生的精力，肌肉的疲劳不能恢复，满腔怨气，无法排解，只能靠喝烈性酒浇愁，最后酒精中毒，穷途潦倒而死。为了不重复长辈的可悲的命运，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权，一群青年工人作了不懈的斗争，不管这种斗争的结果如何，他们的愿望仍然是美好的。

这部小说以重笔浓彩描绘的是工人弗拉索夫的一家，父亲米哈依尔劳累了一辈子，在一家工厂里做了三十年工，用自己的血汗为工厂积累了财富，眼看着工厂从两栋厂房增加到七栋厂房，可自己仍旧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他得了疝气病，不治而死。儿子巴维尔继承他的衣钵，重复他的毫无意义的生活方式，每天下班回来后，就在酒店里酗酒，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令善良的老母亲十分痛苦。巴维尔像当时的年轻小伙子一样，买了手风琴、漂亮的衬衫和领带，配了手杖，学会了跳舞，像千千万万普通的青年男女一样，虚掷大片大片的宝贵光阴。但后来巴维尔转变了，他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每天，他吃罢晚饭，便放下窗帘，坐在屋角，开始读书，他不再让美好的时间白白地流逝，而是将闲暇时间的一分一秒通通利用起来，铸成对自己有用的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经过持久的读书学习，巴维尔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粗俗刺耳的俚语从他的日常谈话中渐渐消失了，代替的是许多令无知识的人听不懂的新字眼。他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动作变得灵敏和洒脱。他主动关心别人，帮助母亲做家务，母亲用欣喜的眼睛注视着儿子的新变化。

他读的书不是政府的宣传品，而是被政府查禁的书，里面讲的是真话。这固然可以使他获得真理，可也使他陷入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中，母亲在为儿子的转变高兴的同时，也为儿子深深担忧，生怕他无端遭受迫害，因而常常暗自饮泣。

高尔基对母亲的描写十分生动而细致，他塑造了一个下层阶级的母亲的不朽形象，下层阶级母亲和上层阶级的母亲一样，有无比细腻的思想感情，同样疼爱自己的儿子，天下父母心是相同的，不会因贫困和痛苦而变得麻木，在母亲的心目中，巴维尔同样是她的“骄子”，她希望他出人头地，青云直上，她绝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被捕、被流放，落人万劫不复的地狱，但巴维尔为了缓解母亲的担忧，使用通俗的语言，将书中的真理向母亲耐心讲解，使她懂得，一个人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而应该为改革社会不惜赴汤蹈火，奋不顾身，佛家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巴维尔和他的母亲都具有佛家心肠，母亲无私地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奉献出去，为了千百万人的生活更加美好，甘愿自己的儿子蒙受牺牲，甚至于自己亲自履行儿子未竞的事业，不惧斧锯鼎镬，不怕砍头坐牢，这是何等高尚的心灵!这就是高尔基的伟大之处，他在下层阶级中发现了无比高尚的节操。贵族作家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对下层社会的偏见使他们忽略了人类大部分人心中的珍宝。

《母亲》一书的出版，大概在1905年左右，也就是说，成书于革命以前，俄国革命成功后，高尔基继续写作不断，可是再也写不出《母亲》这样的不朽之作了，其原因在哪里呢?这是因为他被戴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无产阶级作家”的桂冠后，他的思路和写作方法就受到种种限制，无法开展他的创造性思维了，写作是个人享有绝对自由的事业，稍加限制就会扼杀作家的创作生命。据罗曼·罗兰亲眼所见，当时有一百多人在帮助他工作，这一百多人与其说是他写作的助手，倒不如说是他写作的阻力，他们对他的写作施加种种条条框框，使他革命后的作品成了政府政策的图解，而不是描写人类悲喜剧的不朽篇章。再者，“诗穷而后工”，高尔基一旦成为了地位无比尊崇的“红色贵族”，养尊处优，位列三公之上，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他就再也无心构造他的真正的文学了，这是人为的干预扼杀天才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