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四年(1854)，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州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1856)，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动给了英国人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咸丰七年(1857)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竞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被押送印度，死在加尔各答。巡抚柏贵出来做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订《天津条约》，接受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咸丰九年(1859)，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口，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口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竞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1859)的冬季及十年(1860)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士绅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关于大沽口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倘使英、法两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力，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由陆路进北京。中国根据以上理论的宣传颇生效力。大沽口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的起因。
P50-52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历史学家费正清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统统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历史学家何炳棣
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算起，时间只有一百多年，但却千头万绪，纷繁复杂。蒋廷黻却能条分缕析，将近百年的时事写得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见，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堪称奇迹……《中国近代史》像小说一样好读耐看，也让人在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把握百年历史的脉络，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和对历史问题的理性诠释，境界大不同。
——豆瓣网友深山夜读
《中国近代史》导读
李军全
蒋廷黻，曾经一个誉满学界和政界的名字，一个以“史学改革”和“知外交”著称的名字。就时下情形而言，蒋廷黻又是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陌生是因为斯人早已远去，与民众生活没有多少交集，很难在人的记忆中留存；熟悉是缘于最近兴起的“蒋廷黻热”，不论是在中国学术领域，还是在图书出版领域，都在发掘蒋廷黻个人及其思想价值，尤其是他的《中国近代史》备受推崇。
一、求学之路：“鲤鱼跳龙门”
中国民间有则传说：“鲤鱼经过努力跳过龙门，便会幻化为龙。”后来，此说被寓意为一个人学业有成。细细想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底层民众要改变自身命运，真的是“鲤鱼跳龙门”般的艰苦过程。之所以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政治伦理文化集聚而来的科层制的社会结构。学者们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归之为“金字塔”式的形态，这种归纳直接、形象，是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君主专制权力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分层的一种概括。底层学子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前程，实现由“金字塔”底座向上层、由“农”向“士”身份的转化，完成“跳龙门”的蜕变。通常，蜕变的时刻，不仅是个人身份、地位的提高，还是家庭和家族，乃至整个村落的荣耀，因而寒门学子往往背负着更为沉重的人生使命。蒋廷黻便出生于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只不过此时的清王朝积贫积弱，统治力日渐衰退，已无以往“天朝”之荣光，但是随着国门大开，西方现代文明的输入让蒋廷黻的“跳龙门”之旅充满了异域风景。
1895年12月7日，蒋廷黻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属邵东）楮塘铺（今属廉桥），迎接他的是一个较为富足的农商之家，一个属于中国传统村落的“鱼米之乡”。1895年，不仅对于清王朝来说，乃至对于整个民族而言，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日两国战争以中国战败结束，除却割让台湾岛和赔偿巨额白银的苦痛，实际上也宣告了中国政治上层学习西方文明的努力获得了一个失败的结局。面对此种结果，国人意识到清政府的软弱无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感，坚定了在更深层面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于是，一股救国救民的新兴政治力量旋即而起，先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后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国的开化程度走向深入。对此，学者马勇言道：“假如说近代中国确有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这个变局的具体年份不是1840，也不是1860，而是1894—1895年。”襁褓之中的蒋廷黻自然不会知晓其中的大变局意义，但是在后来的求学经历中，社会上的那种“救国救民”情怀还是感染了他。
蒋家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整个家族聚居在一起。虽然西方文明早已进人中国内陆，但是包括蒋家乡在内的很多乡村并未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仍然处于孤立、闭塞的生活状态中。据蒋廷黻讲，童年时期邵阳的信息通信手段极为落后，没有报纸和邮政电信设施，中日甲午战争的消息直到很久民众才知晓，他也从未看见或使用过外国货，连最普通的外国货洋油、洋烟、洋布等一概没有，只有一种外国货：针。从历史发展的大格局来看，这种恬静的田园生活不会长久地持续下去，毕竟世界文明已经迫不及待地涌进来，传统中国终究要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礼。
……
如果从学术史层面的意义来看，这本书的最大价值还是在于形成了一种新的中国近代史抒写模式，即现代化叙事。近代中国，一个最大的社会特征，就是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此次社会转型，不同于历代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在工业革命生产出来的文明不断向世界各国扩散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转型的原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国内的农业文明，而是日渐崛起的西方文明。一方是试图守住传统优势的农业文明，另一方是努力打破农业文明的工业文明，因而近代中国的每次转型，都伴随着外部列强的侵入。一次次的列强入侵，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高涨，先进的史学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因此在描述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时，他们很难再使用传统的王朝叙事模式，更不能用王朝史来分析近代中国历史。于是，以章太炎、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号召史学革命，用民族主义叙事去取代王朝叙事。这种民族主义叙事的发生，不仅是西方新史学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种影响，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忧国救民的一种表达。其核心精义就是以民族主义去勾勒近代中国的发展形态，去解释中国与世界工业文明国家的关系。后来，孙中山等革命者将这种叙事话语运用于中国内部，掀起辛亥革命，为中国革命的政治走向提供了张力。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断地成长、壮大，民族主义叙事开始转变为革命叙事，郭沫若、吕振羽等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民族主义叙事，酝酿了描述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叙事。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叙事是中国现实政治的需求，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落后挨打为认知前提，继而关注改变这种国家民族命运的抗争，在“侵略（剥削）－反抗（革命）”的话语描述中表达先进中国人救国救民的理想方案和情感意志。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革命话语确实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体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对外主战情绪日渐高涨。蒋廷黻却于此种环境中，抛开“民族主义一革命”的史学叙事模式，以现代化视角去解读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反思近代中国为何落后被动的经验和教训，这确实给人提供了另一种思维的史学思考，也是《中国近代史》能够被大多数民众关注的原因。同时应该看到，蒋廷黻的现代化叙事并不是要对革命叙事提出挑战，或是批判，其实是并行不悖的。这两种看似不同的叙事模式也有些一致性，比如两者都视鸦片战争为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点，都认为外部列强是造成近代中国坎坷命运的关键因素，等等。
蒋廷黻的开风气之先的治史思想，不仅影响了清华大学历史系，影响了国内史学界，还给国际史学界带来了影响。比如，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标志性人物费正清，就是蒋廷黻的学生，他组织编纂的《剑桥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对中国问题认识的高度，尤其是他提出的“冲击一反应”模式在很长时间内引领了中国研究的潮流。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阅读这本《中国近代史》，去领略蒋廷黻的治史理念，从中感悟史学的功能与魅力，这实乃是一件幸事啊！
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本书看待历史事件的视角、分析历史事件的方法，绝对让我们耳目一新，颠覆我们的认知。
蒋廷黻著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著名史学家蒋廷黻的代表性历史著作，讲述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的可歌可泣、有着非凡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本书文字清新优美，叙事明白流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历史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