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师的宋国宾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依按照他的意见，派别之争不仅造成相互之间的倾轧，影响到国家的卫生管理，并且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于医学的信仰。因此，他提出关于“理想医团”的设想。所谓“理想的医团”，是“包罗各派全国唯一的总集团，是包括学术与职业的最大机关”。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的力量集中了，我们的权威也必随之而增高了，我们操着庄严的无私的权威，政府的卫生法令，须得先和我们相商，然后可以推行无阻，各地的医师无论中外须得加入我们的团体，然后职业始有保障，外籍和本国的江湖医药，及帝国主义之医院也可明目张胆的去取缔，不良的医校，也可以毫无顾忌的干涉。”事实远不至于这么简单，因此宋国宾此文一出，立即招致热议，矛头直指向医界的外人势力，民族主义情绪激扬：“我们要晓得我们是中国人，第一认清我们是中国的新医，为什么中国人要顶着外国头衔……依傍着外人是奴性的，是永远不行的，一个独立的国家，首先有他独立的学术，我们一方面要在国际医学上替中国占一点地位，使国际知道中国的新医，一方面要避免旧医的攻击，末了，我敢大胆地进一句箴言‘医国医民，还是从我们本身医起。’同志们，快快地取消成见，牺牲这项不光荣的头衔，摔掉这顶外国的帽子吧。”庞京周则认为应该“从国家观念上出发，谋中国学术的独立”。文化只宜吸取，学术岂可贩卖？但是中国的新文化都是受外力的侵入，不是自动去采取，几乎同外货的倾销一样。而侵略的矛头也就随着列强在世界上的威权为转移，如果学术界里的人，离开了国家观念，那么中国的人才都像了洋货：而外人在中国所开设的学校，岂不变成日本人在上海所开的纱厂和英国人在上海所开的卷烟公司么？陈方之对宋国宾的理想医团提出疑问。首先，学术是没有国界的。学术团体也并不需要合并统一的美名，但是，“我们老老实实地不自欺欺人地说，中华民国的人们，是否已有了中华医学，换一句话说，说是中国医学，是否已有了独立的资格。”他以为，懂得各国外国言语的医界人们，应各有一个团体，以讨论学术，翻译杂志，实较为迅速和便利，谁敢说现在中华民国的医界只吸取一国的学术滋养就能满足。四分五裂难道就是恶名么，统一的美名，其里面包括了兼收并吞。最后，他提出，学术上讨论不是倾轧，医政上争论不是倾轧。利用地位与势力以图消灭他人的事业是倾轧。当时的医界，学术的讨论罕见，势力的倾轧普遍存在。
西医界内部的谩骂攻击，使得拥护中医的人们感到痛快酣畅，“希望这两派在激烈的辩论中，大家幡然地醒悟，掉转头来，努力求固有医药改造，扫除卫生行政上一切外人的势力，抵制西洋药品含有政治作用的侵略，积极的提倡国药成为广用，建设一个合乎我国民族性的独立自治的医药环境。所以我对于西医界德日派和英美派的互相谩骂的演进，绝对不抱悲观，并且认为是中国医学界良好转变的动向。”在信仰中医的人们看来，中国的所谓新医，不就是舶来品么，中国的国医才配得起是中国医生。但中医内部的矛盾与攻讦也大为可见，社会上各种不同背景的医学人才，往往联合同一学校毕业之同学组成团体，而扩充自己的势力，对于他校毕业的人，绝少联络。或者在某位大名鼎鼎的医生号召下，组织起来一医生团体，以人数愈多愈好，遇到学术来源相同的医者，便加以联合，互相之间推举引荐。对不同团体，则互相之间诋毁排挤。
P106-107
这本医生生活史，从初稿到出版，历经数年。笔者的撰述时断时续，但医生和生活的主题却时常萦绕脑际，在历史与现实中切换。
民国西医范守渊说，每当高朋满座，茶余饭后，人们常常表示对医生生活的羡慕赞美：“做医生是最好不过了，只有人求己，无有己求人。”这话听来多么熟悉，岂止是民国时期，笔者这样长在红旗下的，从小也听着差不多同样的话。笔者所采访的颜鸿斌医生，反复强调说在他们家人的概念中，所有的自由职业中，最高尚者是医生，有名有地位有钱财。1949年以前，他的父亲希望孩子们都习医，然后开一家大医院。然而，现实正在发生变化。我的侄女现在是国内名校高材生，她向来的愿望是做一名医生，但由于医患关系紧张及国内与国际医学教育的脱节，她最终在家人的引导下，选择了国际金融。在本书出版之际，她正准备来美国藤校深造，我是不是应该感慨中国可能少了一位或更多的未来的良医？
身在美国，也难免时时将中美进行比较。美国的天价医疗，被周围美国朋友指为罪恶，笔者还记得第一次收到医药账单时那心惊肉跳的感觉。然而，美国朋友批评的矛头直指向党派或资本。德克萨斯州的一位美籍华人老友因为民主党的奥巴马当政时期，其医疗保险额大幅降低，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愤而投了共和党的特朗普一票。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医生和律师都是必须，然而，医生职业更受到普遍尊敬。那些不幸患有难治、不治之症的人们和家庭，正虔诚地希冀医疗人员拿出治疗的新办法。如果质疑医生的治疗有问题？找律师。
在这数年当中，笔者遍察民国报刊，很多充满生活气息的照片，让人觉得是历史真实情景的触摸。如安当医院医生的散步、茶会及主任医生的座驾整齐的排列在一起，还有中外医生的家庭布置装潢、周末别墅。笔者最喜欢的一张是1914年上海女医生的照片，西洋化的背景，“东洋髻”发式，而其着装是中式改良的当年流行款，还有她们自信的神情，都成为笔者对早年医生的想象。1933年上海女医科大学的几位毕业生的集体合照，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们一律的短发、旗袍，鞋子的款式也是相同的。还如身着红十字会服的著名医生张竹君，以及石美玉、石菲比、石成志三姐妹医生的照片等，唤起对当时的生活想象。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原因，这些照片不能付诸书而面世。
这是关于生活史的撰述，生活史的考量，特别是医之对于生，总是让人特别去体会生命、生活的含义，也更令笔者珍视所拥有的生活。此书的出版，令笔者对于家人、恩师、同事、朋友深怀感激。这里，首先要感谢熊月之先生的邀请，笔者得以参加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课题，并在近代医学史研究领域里得到进一步拓展。还要特别感谢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Sherman Cochran和T.J.Hinrichs，收到他们的邀请，笔者作为访问学者来到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数年的访学生涯中，东亚研究中心提供了便利的研究条件和机会，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得以在本中心学术讨论会上展开交流切磋。Cochran教授卓著的家庭史研究，不断地启发着本人对于医生生活史的思考。T.J.Hinrichs旨在引导头脑风暴的有关中国医疗史的系列课程，如“中国的生命与权力”“中国的医学与治疗”令笔者眼界大开。她的中国医史课吸引着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其思维之广阔有趣，课堂之活泼且富有启发性，真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笔者要对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的郑力仁教授馆长，特致以谢忱。在康大，还有幸认识了梅祖麟教授。在民国时期的梅家与其外祖倪家的名人轶事中，也包括几位名医。与他的访谈，弥足珍贵。
在构思撰著的过程中，早在2011年，因特殊的机缘，得以认识虔诚的基督徒颜鸿斌医生。他与笔者分享了对作为医生的父亲的回忆及照片，他自己是195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医科毕业生。我还要感谢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张苇航女士，她为笔者提供了珍贵的中医历史的研究线索，虽然时隔经年，却不能忘怀。
在本书出版之际，也要特别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责编李婉青女士，她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上海的夏天炎热潮湿，婉青以孕身而整理我的文字，为她深深地祝福。
最后，特别地感谢我的家人。我要把书献给我的乐观强健的老父。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悟到生命的真谛，强烈地意识到与老父生命与精神的密切联结。
何小莲
2017年夏于康大东亚图书馆
一、近代医学与上海
上海城市自从近代崛起，充分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成为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也是近代西方医学发展的重镇。如果概括西医在近代上海发展的特点，那就是：医院最盛，医校最多，医术最为发达，医生人数最为集中，且最享声望。引人注目的是，上海也是近代中医发展的中心。自开埠以来，近代上海吸引了一大批外地中医医生来沪，至民国时期已成为中医人才的集聚地。由此，无论中医西医，都以上海为积聚、发展的中心。民国时代的上海，见证着中西医的繁荣发展，也见证着中西医的竞争、融合与纷争。上海是著名的近代中西医“废止”和“反废止”的中心战场。从民国初年中医界救亡请愿，学术和政治斗争的大事件大多发生于上海，其间中国的政局数变，中央政府先在北京，后在南京，再后偏安于重庆，但历次大事件均先在上海组织。因此，在近代医学发展史上，上海城市居于非常独特的地位。
与岭南相比，上海的西医发展并不占先。早在鸦片战争前，岭南已有接受西医的风气。但是，西医的发展，却是兴起于岭南，隆盛于上海。自晚清以后，上海作为中国居住西人最多的城市，到1910年已有外国居民一万五千多人。西人自然崇信西医，为之服务的一批专门医院建立起来，加上教会所设医院，对国人起到了深刻而积极的示范作用。西医医疗空间的确立，使传统医疗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除了医疗空间的转换，与之相联系的是现代医疗的运作模式与价值理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上海近代医事制度逐步得以确立。与上海城市的近代特色紧密关联，上海对西医的“接受和容纳”，既有价值的认同，也表现出特别灵活而务实的态度。本书所关注的重点是上海医生这一职业群体：中西医并立之下，医生的培养、从业，特别是医生的生活，包括医生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职业态度、行为模式、思想观念及由此反映的社会急剧变动和矛盾。
关于西医，据近世卫生统计学家许世瑾、李涛与苏迈尔(J.A.Snell)的调查，全国登记医师共有3026人(1929—1932)，医学生3528人。1933年许世瑾的医师统计显示，3026人中以上海市卫生局呈报者为最多，有874人，约占30％；次为南京，占18.6％；广州占6.8％，汉口占4.3％；天津占3.7％；偏僻省份，呈报者极少。当时调查者也注意到，新医人才呈请南京卫生署登记者，虽然日益增多，但持观望态度的人亦不少，并不参与登记。外籍医师则因治外法权之保护，对于中国法令拒绝遵从。因此，所登记人数是不完全的。至1935年，另据国立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科朱席儒、赖斗岩利用各种医学会会员录，作为补充，共查得正式医师姓名5390人。这里所说的“正式医师”，按照朱、赖两人的描述，都属于出自医学校的。这一调查与许世瑾等人的调查相比，时间上相差仅3—5年，调查所得之数目却相差甚远。前调查指出“观望者”和“因治外法权之保护”者所造成的遗漏。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调查医学人才非常困难，因为许多医学校都没有向教育部备案；也有些学校一会儿新设立起来，一会儿又可能停办。所以调查的数目，只能是一个参考。另外，几年时问医生人数的增加迅猛也是一个原因。
多数新医人才均集中于城市，每有过剩之患，至于穷乡僻壤，则皆裹足不前。近代医学处于传统向现代医学的过渡阶段，医生身份的界定，模糊而混乱，这些统计数字可以作为想像的依据。按朱席儒、赖斗岩的全国数据5390名医师算，其中医师本国出身者4638人，其中卒业国内医学院者3843人，占83％；属于外国国籍者，计752人，占13％，此种比例比任何国家都高。曾留学国外者795人，占17％。这些西医人才，分布各省，其数大有不同，最多为江苏2010人，占全数37.3％；次为广东606人，占11.2％，此二省占全数之半。
……
本书试图从医学社会史、生活史的维度，对近代上海包括中西医在内的医生职业群体加以考量，不是基于少数著名的医生及他们的发现，而是集中在著名或不著名的医生，评价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知识背景、社会关系、经济收入、婚恋家庭等，以展示近代上海城市社会发展和生活的一个侧面。与医生这一考察对象紧密相关的是“医学”与“社会”。医生职业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牵涉面很广，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可能不同建筑师、工程师、律师打交道，但一定与医生打交道。因此，对医生社会史的研究，牵涉历史的纵面发展和社会的横向现实。本书第一章，旨在说明中国近代语境下，医生职业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医生作为自由职业群体，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在职业内部，大部分社会资源通过职业进行分配和积累。同时，职业生活会养成人们不少生活习惯、社会行为和思维方式等，构成综合体现社会生活的一个变量，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轨迹和程度。第二章“上海的医生世界”，从中西医并存的特点着眼，提出“中西并存，以西为主”，着重强调西医的强势地位与迅猛发展。在中西医的对比较量中，西医的知识、技术、教育、医院，成为中国医事系统的主体部分，中医的从属地位无可逆转。同时通过对中西医群体的具体分析，揭示出近代医生职业结构与性质变化的根本性。在西医的强势话语之下，中医处“变”趋“新”，上海特有的文化氛围，使上海中医界特别能持守开明开放，革故改新的态度。这不仅来自于外界的压力，也来源于中医界自省，近代中医传承方式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三章“职业与生活”中，重点讨论中西医生的收入状况，主要通过一些档案数据及相关回忆著述来加以说明。社会生活的重要纬度是衣食住行，收入成为衣食住行的重要注脚。在工商金融中心的近代上海，现代医生职业的公众地位和影响已相当显赫，其稳定的“不求人”的实际和丰厚的收入，为人们所向往。不过，在民国以来的医患关系中，经济问题凸显。经济利益问题引进医疗领域，医为仁术的原则和利益追求的冲突开始凸显。第四章“医者道行”，在追寻早期医生的背景时，特别地讨论了医生的信仰问题。笔者深深服膺清代著名医学理论家徐大椿“医非人人可为论”的表达。医生是一特殊的职业阶层，因为它的作用对象是“人”。无论是从传统儒医，还是现代西医，医生职业的大门不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医生这一特殊行业注定要有伦理要求。现代医学以科学应用为基本特点，同时也有文化理念的突破，其基础是患方信任和医方的责任。这种医患之间的信托关系理想，在现实中并不理想化。特别是，在近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靠良心、情感等诸种因素相维系的医业，受到严重挑战。第五章“医生职业与性别政治”，将性别因素纳入职业考量。在男权框架中的近代女医生，职业地位如何？其职业领域如何被塑造？女性在职业解放的同时，不得不受到性别政治的框定。当时代的女性中西医，如何看待自身？她们的事业与婚姻处于何样的困境？由此，终章试图阐述近代女医生的职业解放和痛苦、她们的职业价值观及其所由产生的性别身体政治。总之，以医生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的考察，既包括伟大的先驱人物及在医学进展上有不朽贡献者，也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医生，普通医生的平凡生活和奋斗历史，构成医生生活的真切画面。
何小莲著的这本《近代上海医生生活》关于上海医生的历史叙述，旨在考察医生的社会生活，而不在疾病诊断和治疗等技术层面。近代上海医生集中，人数最多且最享声望。医生世界，中西竞争并存。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医生资质参差，加之医政缺位、医派医权纷争，医疗市场畸形而繁荣。作为“不求人的职业”，西医显示着资产者形象，中医处“变”趋新，揭示着社会风尚的改变。同时，医生的信仰、情趣、交游和消遣，由仁术与利益追求的矛盾到新型医患关系的出现，以及性别政治下女医生的职业和价值取向，构成了近代上海医生职业内外的生活图景。
何小莲著的这本《近代上海医生生活》试图从医学社会史、生活史的维度，对近代上海包括中西医在内的医生职业群体加以考量，不是基于少数著名的医生及他们的发现，而是集中在著名或不著名的医生，评价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知识背景、社会关系、经济收入、婚恋家庭等，以展示近代上海城市社会发展和生活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