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观点看，儒家地位的上升，规定了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在董仲舒之后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儒家学说虽然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内在结构与外在形式也发生过多少次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根本性变革，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也有过某些升降、变动。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儒家学说的绝对地位则一直维持不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儒家学说走上独尊这一转折过程，研究董仲舒在这一转折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不仅有助于理解董仲舒的思想，而且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
一、缙绅先生何以往归陈王？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先后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相继兼并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格局。
秦王朝的统一事业，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共同向往和共同追求。自从周王室式微，特别是战国以来，诸侯纷争，称雄割据，人民深受战争动乱之苦，迫切要求重建统一的国家，以便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秦朝的统一战争迎合了人们的这一想法，“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因此，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春秋战国以来几百年诸侯混战的局面，在广袤的疆域里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军事的统一迅速得以实现，但如何巩固这一军事上的统一，就已不是单靠军事的力量所能完全解决得了的。秦王朝的统治者们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是秦王朝在依靠军事上的实力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的同时，便着手进行全国的法令、文字、货币、度量衡的统一工作。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以期将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风俗各异的国家置于皇帝一人的统治之下，并以期建立千古一系的不朽伟业。这便不得不涉及政治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等相关联的问题。
相对说来，政治的统一为文化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文化方面的某些制度、设施完全可能因政治势力的干预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但是，文化的运动毕竟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运动，它的某些方面，诸如人们的文化心理素质、思维习惯等深层结构，往往并不因政治的变化而发生显著的变化。事实上，秦帝国的建立毕竟是仅仅依靠武力的征服，其政治上的变动过速过剧，也不可否认超越了人们心理上的实际承受能力。因此，当秦王朝积极从事文化方面的变革与统一时，博士淳于越便明确表示反对，提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期望秦王朝决策者在制定文化政策时，充分考虑和尊重已有的文化传统，在保持社会秩序持久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渐进的变革。
然而，秦王朝的建立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已有的成功使统治者相信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所有一切都是可以依靠强权加以征服的。于是，当有人提出尊重历史传统在刚刚征服的边远地区立诸侯以卫社稷时，“群臣皆以为然”，独重臣李斯持有异议。李斯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这就将原本正确的理论推向极端，以为在帝国内部，不仅政治、经济要统一，文化要统一，而且包括人们的意识、思想都应该统一在帝国的根本原则下。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想法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百家争鸣最为激烈的战国时代，各个学派之间相互攻击辩难，除了探讨真知的目的外，显然都期望以己之道以易天下，将自己的学说作为统一的纲领。孟子的所谓“定于一”，荀子的所谓“法后王，一制度”，韩非的所谓“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及庄子对“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抱怨在在都蕴含着先秦诸子对思想统一、意志统一的渴望与追求，只是鉴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们的思想并没有得以实现而已。
秦王朝统一帝国的建立，为文化上、思想意识上的统一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统一帝国能否真的成为万世一系的盛事伟业，在相当程度上也确实有赖于能否使全体社会公众建立共识，具有统一的意识和统一的思想。在帝国最高统治者看来，如果天下有“异意”，允许人们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那就有可能导致帝国的崩溃与瓦解。因此帝国统治者们真诚信奉的“安宁之术”，就是被李斯一语破的的所谓“天下无异意”的统治信条，就是尽一切可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他们相信，“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