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彩楼，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演员。1945年从艺，师承王剑峰，工黄梅戏花旦。历任青阳县黄梅剧团、安徽省安庆专区黄梅剧团演员、团长，上海声乐研究所学员，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剧院副院长。安徽省文联委员，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黄梅戏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待遇。1958年首演黄梅戏《女驸马》。获安徽省首届戏剧汇演演员一等奖。多年来从事戏剧艺术创作工作，通过自己对戏剧人物的刻画与表演，发扬中国民族戏剧艺术，对民族文化的发扬与传播作出了贡献，为中国人民及世界戏剧爱好者带来欢乐与幸福，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使中国戏剧艺术在人民文化生活中源远流长，其业绩曾作为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入编《中国戏剧家大辞典》等多部辞书。

《麻彩楼艺术人生》按时间顺序，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她的艺术人生。

《麻彩楼艺术人生》系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麻彩楼的艺术传记。作品以时间为序，按童年记忆、初到安徽、崭露头角、首演《女驸马》等八个章节真实记述了传主的表演艺术生涯，和传主所亲历的黄梅戏艺术发展史；行文附有大量的演出剧照，丰富了文本形态，让读者对传主和黄梅戏艺术有更真切的了解和认识。

我与黄梅六十年 麻彩楼

1.童年记忆(1938—1950)

 图说：艺坛耕耘

2.初到安徽(1951—1953)

 图说：岁月留痕

3.崭露头角(1954—1957)

 图说：良师益友

4.首演《女驸马》(1958)

 图说：鼓励鞭策

5.不断攀登(1959—1965)

6.经历“文革”(1966—1975)

7.焕发青春(1976—1983)

8.推陈出新（1984—至今）

 图说：温馨家庭

附：部分演出过的剧目及角色

生于寒冬国难当头

2007年，为纪念南京大屠杀70周年，一场“寻找1937婴儿”的活动从南京开始向全国展开。2012年，上海《文汇报》的记者费了很大周折找到我，来到家中采访我，勾起了我对童年的一些回忆。

1937年底，是那年最寒冷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了南京。日军12月从中华门入城后，进行了疯狂屠杀，仅用6周多时间就杀害了30多万中国同胞。日军进城后烧杀抢掠，我父母带着全家逃到五台山难民区（原南京金陵女子中学内）。1937年农历十二月十九日，我在漫天大雪中出生了。后来听我师兄讲，我出生那天，难民区条件艰苦，没有热水，几个人把裤腰带连起来打来井水给我擦身，擦了几下，我冻得直抖，母亲赶紧把我抱在怀里，父亲在一旁又喜又怜地不断落泪。

当时，难民区内很多婴儿由于奶水不足、营养不良而终日啼哭。日军经常闯进难民区，听到哪里有声音，就胡乱开枪或刺杀。为了不让婴儿的哭声引起日军的注意，很多新生儿刚出生不久，就被大人活活捂死在怀里。我母亲舍不得这样做，在我出生3天后，就把我揣在怀里，拉着我姐姐，一家人到处东躲西藏。我姐姐当时13岁，为防止日军注意，她把头发剪短，脸用锅灰涂黑。这样的日子过了好多天，我们才偷偷跑回到原来住处。家人告诉我，当时回去路上沿路都能看见很多尸首，令人心惊胆战。

京剧世家贫困童年

我的老家在南京水西门，祖父中年早逝，生前是一名京剧演员，靠唱戏挣了些钱，在水西门买了一套四合院。我有三位祖母，各生一子。大伯一家靠贩鱼为生，三叔在杂货店帮工。

我父亲麻子龙，排行老二，靠拉京胡为生，算是唯一一个子承父业的了。母亲王大姑，年轻时唱老生，但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在家，不再演出了。

我的祖母姓姚，扬州人，我猜想她以前也是名戏曲艺人或者是超级戏迷。记得我小时候经常按照她的要求，买些戏曲唱本帮她念。她虽然会唱，但是不识字。印象很深的是她教我一种似唱似说的曲调，有《郑小姣》《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简单押韵，朗朗上口。

后来我们家搬到白鹭洲一条小弄堂里，邻居都是些卖豆芽、拉车、唱戏的穷苦人。父亲带着京胡，有时候白天去一些学生家中帮着吊吊嗓子，晚上一般到胡琴公会去坐班，看看有没有机会参加临时演出，挣些微薄的收入。父亲高度近视，记忆中我经常拉着他的衣扣深一脚浅一脚地陪着他去赶夜场。在我印象里，胡琴公会在一所陈旧的小房子里，有两间房，昏暗的灯光下，排了几条长凳，父亲和一些同行就紧挨着坐在一起。那时候南京夫子庙一带夜晚十分热闹，有钱人家吃饭，或者想要听戏了，除了请演员外，还会差人到胡琴公会，一般叫一个拉京胡的和一个拉二胡的去伴奏。虽然大家都很想去，但几个穷哥们面子上还是相互谦让一番，最终去的人拱着手，和大家打着招呼表示过意不去，可心里很开心，毕竟有收入了。没有轮到的琴师都难以掩饰心中的失落，低着头等待着机遇再次降临。

我很喜欢和父亲的这些穷朋友在一起，他们当中老老少少都有，有一些比较年轻时尚的琴师。他们觉得我聪明乖巧，很喜欢我，空闲时就教我一些唱段。我学的也比较杂，特别喜欢旦角的程派和老生的言派唱腔，尤其是言派委婉缠绵的风格。我陆陆续续学了言派的《让徐州》《上天台》《失空斩》《卧龙吊孝》和程派的《锁麟囊》等一些折子戏。

那时候父亲没有固定收入，家里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白天我陪着父亲去帮人家拉琴吊嗓子，主人一般会留我们吃顿中饭。由于我们是回民，忌口东西不少，遇到好心的厨师就在下荤油前，炒一碗素菜给我们；大多数时候只能就一点咸菜下饭，给的萝卜干发霉了，父亲用茶水冲洗一下给我吃，说是消过毒了，没问题。最高兴的就是父亲晚上去有钱人家拉琴，用挣的钱买些素锅贴带回来，再晚都会把我们叫起来吃，那是儿时记忆中最好的美味了。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除了一位姐姐，还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大哥张剑云自幼随师学裁缝，做西服；二哥张勇抗战时期参加了地下工作。两位哥哥很早就自立门户，不在家住。据二哥后来回忆，他的上线是个皮匠，在一次获取敌人情报后，他和上级都撤离到了解放区。这事不久，我的母亲被抓进了监狱，经多方调查，确实不清楚二哥的去向后，才被放了出来，出来后我母亲大病一场。

P32－34

我与黄梅六十年

我从艺七十年，从事黄梅戏艺术也有六十多年了，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4—1965年。那是我艺术上的黄金时期，先后在安徽省青阳县黄梅戏剧团和安庆专区黄梅戏剧团担任主演，演出了大量原创剧目，首演了《女驸马》中的冯素贞（珍）。这一阶段的主要角色还有：《金狮子》中的江大妈，《巨流》中的翠香嫂，《黄金印》中的苏秦，《洪波曲》中的左冬英，《赵桂英》中的赵桂英，《大别山上红旗飘》中的玉蓉，《关汉卿》中的朱廉秀等。

第二阶段1966—1975年。那时，我被当作“三名三高”人物受到不公正待遇，下放改造，被迫改行。

第三阶段1976—1997年，我重新回到黄梅戏舞台，迎来了我的黄梅戏事业又一个新的高峰，参加了《选才记》、《杨门女将》、《莫愁女》、《桂小姐选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演出。除了在艺术上不断塑造新的角色以外，1982年起我担任剧团主要领导，之后重点做了三件事：一是按照邓小平同志“多劳多得”的指导思想，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带领剧团闯出了一条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路；二是积极主动把黄梅戏从舞台推向银屏，不断推出新作品，扩大了黄梅戏在全国的影响；三是培养新人，有意识地对一些好苗子进行重点培育，现在不少当年的培养对象已成为黄梅戏舞台上的中坚力量。

第四阶段1998年至今，退休后和爱人徐炳孚在上海定居，我仍十分关注黄梅戏事业的发展，关心黄梅戏的人和事，应邀担任安徽省严凤英大奖赛、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等活动的评委，参加中央电视台“寻找七仙女”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高校为大学生们讲课，为青年演员排戏说戏，在安庆“再芬黄梅大讲堂”上为青年一代讲述自己的艺术经历，为扩大黄梅戏影响、推广黄梅戏事业发挥余热。

在再芬黄梅艺术剧院院长韩再芬的倡议下，2014年底，黄梅戏艺术传承委员会成立了。我觉得，这是黄梅戏历史上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作为一名见证了解放后黄梅戏不断发展壮大的老演员，很高兴、也很乐意加入这支队伍，希望有机会给年轻同志一些启发和建议，让黄梅戏这个虽然年轻却有许多优良传统的剧种，能够薪火相传。

黄梅戏作为一个新兴剧种，之所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迅速崛起，到今天享誉大江南北，离不开党和政府对文艺事业的重视，是几代黄梅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时期，黄梅戏届都会涌现出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杰出人才。正是有了大家相互协作、相互竞争、相互勉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有了黄梅戏的昨天和今天。我也希望，黄梅戏今天要继续敢于面对新的挑战，主动把握新的机遇，继续营造万紫干红、百舸争流的氛围，不断把黄梅戏事业推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