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昊昱著的《峨眉春色为谁妍(齐白石与近代四川人文)》围绕齐白石与四川的关系开展研究，可以看到颠沛时代中一代艺术大师的纷繁人事与心迹隐曲，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学术与思潮。

本书立足齐白石自述、年谱、日记、杂记、诗稿、书信、账簿、金石书画等既存原始史料的基础之上，结合民国新闻报道、时人回忆、今人传记、研究专文论著等，对齐白石生平活动史所涉四川部分中一些极为重要的稀见史料与史实细节，逐一进行了发掘、整理与考释。

“始知山水有姻缘，八十年人路九千。不是衰翁能胆大，峨眉春色为谁妍”（齐白石七绝《过丰都》）。齐白石一生经历与四川人文风物有着诸多联系交集，韦昊昱著的《峨眉春色为谁妍(齐白石与近代四川人文)》是目前学术界第一部集中探讨齐白石与近代四川人文艺术关系的研究专著，对齐白石生平活动史所涉四川部分中一些极为重要的稀见史料与史实细节，逐一进行了发掘、整理与考释，并对现有研究中一些含混不清或有悖史实的描述，首次加以修正与纠谬。笔者力图坐实齐白石生平交游的史实过往，重构齐白石的社交关系和艺术思想，见证这位“砚田老农”在被波诡云谲的时代旋涡裹挟之下的人生抉择与命运沉浮。同时进一步理清齐派艺术在西南地区的传播源流，折射出外来艺术对川渝本土艺术的冲击与融合，展现出民国时代北平（北京）与四川两地极为密切的文化联系，最终为当下探索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人物与地域的互动关系、人物思想史与心性史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个具体实证、见微知著的考察样本。

绪论

 一 选题缘起

 二 研究现状

 三 研究目的与意义

 四 研究视角与方法

 五 叙述与研究结构

第一章 笑嘻患难总相从——齐白石与川籍侧室胡宝珠的相识过往

 一 胡母义女

 二 南湖知画

 三 报公以婢

第二章 蜀道九千年八十——1936年齐白石四川之行相关问题考述

 一 齐白石初识王缵绪

 二 齐白石诗《过丰都》小考

 三 入蜀憾事

第三章 天下有声闻即说——民国成都《新新新闻》所刊齐白石相关报道解读

 一 《新新新闻》的背景介绍与预热宣传

 二 《新新新闻》的专题采访与行程报道

 三 《新新新闻》的追忆报道

第四章 白头从事最怜君——齐白石《濒翁手札》研究

 一 现存《濒翁手札》的基本情况

 二 现存《濒翁手札》的释读、笺证与考释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 1936年齐白石四川之行行程表

附录二 1936年齐白石四川之行所作书画简目

附录三 齐白石为四川人士所作金石篆刻举隅

后记

1874年3月9日（阴历正月二十一日），时年12岁的齐白石与原配妻子陈春君（1862-1940）在湘潭家乡拜堂，其后育有五子。1919年2月底，57岁的齐自石第三次孤身北上，定居北京，并将18岁的四川丰都（今属重庆）人胡宝珠纳为侧室。对于胡宝珠的身世、嫁入齐家时的身份，历来都沿袭了齐白石《自述》等书中陈春君为齐聘副室的说法，但在齐白石《自述》《年谱》（胡适、黎锦熙、邓广铭本）中对于胡宝珠嫁入齐家前的身份问题，均为含混不清的表述。1943年齐白石在《祭夫人胡宝珠文》中并未叙述胡宝珠嫁入的细节，而在1940年所作的《祭陈夫人》文中，齐白石则将胡宝珠在齐家的相夫教子，完全归功于陈春君的“德报”：“民国六年乙卯，因乡乱，吾避难窜于京华，卖画为活。吾妻不辞跋涉，万里团圆，三往三返，为吾求宝珠以执箕帚。”他还回忆1935年某日自己曾在家中不慎跌倒，行动不便，而“着衣纳履，宝珠能尽殷勤。得此侍奉之人，乃吾妻之恩所赐”，同时“宝珠共生三男三女，亦吾妻之德报也”。虽然在祭文中齐白石不免会有过分夸大的成分，但这却导致了此后齐白石家族后人叙述、人物传记、学术研究专书等对于这一情节记述的相互矛盾，如齐白石长孙齐佛来晚年曾回忆称：“一九一九年农历闰七月十八日，公得胡南湖赠一婢，名宝珠。有日记云：‘……胡南湖见余画扁豆一幅，喜极，正色曰：‘君能赠我，当报公以婢。’余即赠之，并作诗以纪其事。’初为公磨墨洗笔，扫地浆衣。一九二○年，陈夫人怜公年老远游，无人侍奉衾箒，夫人牵于家务，又不能长住北京，遂将胡宝珠收作公的姨太太，并偕长男于贞，一同送至北京。”郎绍君在《读齐白石手稿（上）——日记》一文中认为：“宝珠就是胡南湖所说之‘婢’，是以胡南湖母亲义女身份送到齐家的。白石将她带回湘潭家中，不久，就由白石发妻陈春君作主，纳胡宝珠为副室。”林浩基的《彩色的生命·艺术大师齐白石传》则讲作：“她告诉白石，给他聘定了一位配室，几天之内，她将携她一同来京，要白石预备下住处，准备成亲……一天下午，陈春君带着一位年轻女子赶到北京了。女子叫胡宝珠，原籍四川丰都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五中秋节，当时才十八岁。她父亲名以茂，是篾匠。胡宝珠在湘潭一亲属家当婢女，出落得十分标致。白石一见，满心喜欢。当天傍晚时分，三人一同到了龙泉寺新居，在陈春君的操持下，简单地举行了成亲之事。”周迅的《齐白石全传》又称：“不久，陈春君专程来到北京，为齐白石物色侧室，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经过反复挑选，陈春君给齐白石聘到侧室胡宝珠……齐白石和胡宝珠一见面，双方都感到满意，于是就这样说定了。”然而笔者经过考证，发现陈春君与此事无关，齐白石与胡宝珠的结合实则得益于一段书画姻缘。

一 胡母义女

胡宝珠（1902-1944），四川丰都人，1902年9月生于丰都县转斗桥胡家冲。胡南湖（1884-1951，图1-1），字新三，名鄂公，湖北江陵人。1912年四川从清廷独立，成立军政府。1915年3月，胡南湖以总统府咨议身份随四川督军陈宦首次进入四川，任督军署一等秘书。袁世凯称帝后，他联络在四川的北方革命党人黄以镛等与温江、郫县等地的民军首领取得联系，进行倒袁活动，1916年起任“四川宣慰使”，1917年11月调任广东潮遁道尹，治所在广东潮汕。

胡南湖在北京慈惠殿中有一奉侍母亲的公馆紫丁香馆，胡母一直在这里居住，这里有1938年齐白石所画《紫丁香馆图》（图1-2）的四处题跋为证，其一云：“紫丁香馆在旧京慈惠殿，院中满植紫丁香树，因名其馆。乃南湖弟尝奉养尊太夫人于此处，此十年前事也。白太大人下世后，南湖即徙家南下，偃蹇海上，而紫丁香馆早属他人。王谢旧居，令人慨叹。因拟为图，并报南湖先后之请也，戊寅三月，齐璜并记于旧京”；其二云：“扬尘东海几栽桑，迁变如云可断肠，曾是故人莱舞地，堂前一束紫丁香。此十年前过友人故居所作”；其三云：“煤山山顶天风凉，丁香馆前野草芳。唯有旧时如客燕，只今犹觅佛爷堂。南湖尊太夫人堂上曾悬金冬心先生画佛四尊，故云。此画图成作也。齐璜又题”；其四云：“紫丁香馆。宝珠在娘家曾居紫丁香馆五年。出此馆时，年才十八，今三十又七矣，一瞬越二十年，真老娘也。白石，戊寅。”《齐白石辞典》一书“紫丁香馆”词条认为这是胡南湖在上海的故居，而笔者绌读《紫丁香馆图》四处题跋后，认为此馆应当位于北平，理由有五点：一是国民政府首都在南京，“旧京”应指北平，题跋一中的“戊寅三月，齐璜并记于旧京”时间是1938年3月，查齐白石年谱可知这一年他并不在上海，同年3月，在他给朱屺瞻所题《墨梅》跋中尚自称：“戊寅春三月，齐璜白石居燕京第二十一年矣”，且齐白石自1937年开始便“下定决心，从此闭门家居，不与外界接触”，1938年后，上海、南京相继陷落，齐白石更是“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还”，因此可知当年3月时他尚在北平。二是1938年齐白石题写此跋时，胡母已然去世，胡南湖这时才“徙家南下，偃蹇海上”，而紫丁香馆也“早属他人”，成为了“王谢旧居”，因此抗战中胡氏举家迁居上海后的住处也不可能是紫丁香馆。三是题跋一云：“因拟为图，并报南湖先后之请也”，齐白石一生只在1903年和1946年两次到过上海，1903年尚不认识胡南湖，如果紫丁香馆在上海，怎么可能被胡氏多次邀请前去呢？四是题跋二云：“此十年前过友人故居所作”，这应是齐白石1928年路过紫丁香馆所作，故不可能在上海。五是题跋三云：“煤山山顶天风凉，丁香馆前野草芳”，和“丁香馆”对仗的“煤山”在北平景山公园内，因而此诗所言应当均是北平风物。（P26-30）

为优秀学生的成长创造最佳环境

——为“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出版所作的序

2010年3月，我收到新闻学院的沙垚同学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在邮件里，他告诉我：“到现在，关于皮影，我们陆续出了一些成果，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篇长篇通讯，出来了一个叫做《戏末》的纪录片，还有一个叫做《土门日记》的手稿，昨天刚刚写完，迫不及待地发一份给你，在工作闲暇之余，看一看，我们还会继续做后期。……”

《土门日记》用优美流畅的文笔，将作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对生活细致的观察，对文化深刻的感悟，呈现出来。我把《土门日记》转发给了同事们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出版学生原创作品的事情了。

还有另外两件事，也同样打动了我。2009年，在参加清华研究生支教团座谈会的时候，材料系的李文韬同学送给我一本他写的《西藏支教日记》。文韬同学用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了支教期间，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他为那些孩子们的成长所投入的热情和努力。

关于出版学生摄影画册的事情，我与李睿同学有过若干次交流。我很多次在人人网上看到李睿同学所拍摄的清华园里那一个个美好的瞬间，也产生了借百年校庆机会，把李睿等同学的优秀作品结集出版的想法。

为此，去年4月，学校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联合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清华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等单位正式推出了“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支持计划”，由学校出资支持优秀的清华学生原创作品的出版或宣传。计划甫一推出，即得到同学们的积极响应，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收到应征作品五十余部，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体裁，内容涉及校园生活、人生感悟、历史文化、科普知识等诸多题材，其中多部佳作让参与作品评审的学生评委、教师评委耳目一新，赞不绝口。这些文字、图片、绘画闪耀着当代青年学生独特的才华和思想，让我们欣赏，让我们欣慰。

优秀的学生需要鼓励和支持，需要为他们的成长全过程匹配各类教育资源，他们因此会更自信，更有勇气挑战自己，挑战未知的世界。作为教育者，我们有责任为优秀学生营造出最佳环境，使他们建立起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在此过程中，让他们的个性充分发展，才华充分施展，创造力被充分挖掘。这是清华重要的传统，也是清华百年来人才培养的重要经验。有太多的清华学生成长的事例证明了这一点，证明了有清华特征的教育思想的成功实践。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我们继承清华的教育思想，并且发展清华的教育思想。我们已经为营造这个最佳环境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会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史宗恺  2011年3月

1956年，时年96岁高龄，已然荣登新中国画坛耆老地位的白石山翁，在为齐良已、黎锦熙两人即将编辑印行的《齐白石作品选集》一书前，曾对自已“酷好文艺”的一生作序总结道：“予不知知之者之为真知否？不知者之有可知否？将已问天下后世”，这般意味幽远的两句发问，可谓将自己毕生寄身丹青之道的个中甘苦，对外袒露无遗。61年后的今天，我作为山翁口中那些“天下后世”之人当中的普通一员，面对着老人遗惠余泽的艺术宝藏与道德文章，惟有奉上这本即将付梓的处女拙作，或许方能些微展现自己不图“真知”，但求“可知”的探研之路，而个人的种种畴曩心迹与感念别情，也随之从情感长河的潺爰漫渡中，瞬间倾泻开来，化作了这纸上的寥寥数语，以此追忆那些难以忘怀的似水年华。

我与齐白石史实研究的机缘，始于2013年的春夏之交，5年多来，具体的学习与写作历程，已然在本书绪论中表述颇详。而今回望过往，那些搜求查考史料、拜访研究先进，整理学习反思的光阴故事，依旧宛如昨日，历历在目。虽四处奔波，繁杂疲累，可我却无时无刻不沉浸在艺术史学习求索往复的乐趣之中，可谓“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朱子语）。随着学习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堂奥，大批稀见史料开始陆续呈现眼前，使我不免心生牖开思进之感。通过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探究史实生成的背景、过程、差异，进而透过表象探究纷繁人事背后的内在逻辑，终使我的研究视角和考辨深度得以进一步扩充完善，而通过分析文本和图像中那些所谓未明言的预设部分，从中逐步寻绎人物思想表层叙述背后的某些欲语还休与言出心曲，更能对齐白石的心灵世界、生活真貌与时代风向有了更为清晰客观的整体认知，这似乎亦为题中应有之义。我想，如此解读文本，重构史事，进入史境，尽力接近历史本相，领会老人的未尽之意，所谓博观约取、见微知著，或许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吧？

然而，作为才刚刚开始泛舟浩瀚史海，初览浪涌波涛的一介后生，自然会在下笔之际，无时不遭遇到论说世事，臧否人物之难。1901年，梁任公在为刚刚辞世不久的李鸿章作传时，便已坦言：“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同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1971年1月，杨联陞先生在给严耕望先生的信中，亦曾援引《孟子》中所谓“充实而有光辉”一语，褒奖其在中古史研究上的卓绝贡献，此青不啻是我们衡量一部史学著作贡献高下的评骘标准。随后数年，严先生在《治史经验谈》一书中，又针对“史学工作者在学术方面的贡献”，进一步深阐其义理，认为：“这句话显然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上要工作做得‘充实’，但最高标准则要兼具‘光辉’”，对笔者这般初学者而言，学术研究始终是，也必将是一个连续而不断深化的演进过程。我深知，本书的撰写出版，仅仅是初出茅庐的自己，在漫漫学术生涯中蹒跚学步、始于足下的成人礼，这绝不是个人研究专题的终止，而是下一步思考与学习的起点。在尽现有学力、精力与时间的前提之下，如能侥幸触及“充实”层面，已属不易，“光辉”之功，自不敢丝毫奢望。因此全书内容一定还存在着诸多不妥与疏漏之处，文责攸归，不敢辞咎，还望各位学界师友垂训见教，晚辈求之不得。

2009年，茅海建先生曾在回顾自己的史学研习道路时提出：“史学确实不是年轻人的事业，不管你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速成，而需要大量的时间来熟悉史料并了解学术史，且动笔越早，就越可能悔其少作；然而，年轻时若不勤于动笔，又何来成熟？又何能思畅笔顺？很可能会长久地涩于写作。这几乎是一种悖论”。这段话成为了初踏学途的我，赖以一步步踯躅前行的精神支柱，而这种“悖论”似乎又可为此时仍然抱着诚惶诚恐之心出版处女作的自已，聊作一丝宽慰，我也愿以茅先生此论，与读者诸君共勉。

不过，无论个人遇到了怎样的精神波澜与心绪纠葛，始终与学习生活相伴左右、砥砺至今的，则是诸多师长先生的殷殷赐教与不断提携，他们都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慧眼伯乐，是青春道路上为我保驾护航、指点迷津、耳提面命的引路者，是德垂典则、范示群伦的前辈楷模。我必须在其后的篇幅中，用自己几近苍白孱弱的文字，再次重温于我个人生命历程中留下刻骨印记的那些思想园丁们。

首先要感谢恩师林木先生、陈池瑜先生和吕晓先生的命笔赐序，三位老师奖掖后进、赏识提携的深厚情谊，实在让我感念备至，自问何其幸哉？薛永年先生对我的粗浅文字鼓励有加，在画家张丹博士的引荐下，欣然为本书题签。罗志田先生、洪再新先生则多次对我的学术研究和个人发展训诲教示，点拨内容早已不仅仅局限在本书所论的个案范围之内。书稿完成后，罗老师、洪老师也均在百忙中对全书的章节内容斧正指导，并惠赐封底评论，以表推许之意，过誉有加，实不敢当，在此要向几位师长一并致谢！

其次要一如既往地感谢曾经就读和正在就读的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自本科求学以来，川大和清华的校园生活，构成了我青春年华的美好记忆，为我提供了学习生活的优越条件和育人明志的理想沃土，使我得进那奥妙无穷的学术王国。而不同的校阔环境与治学氛围，也均对我的精神面貌有所熏陶形塑。川大艺术学院黄宗贤院长、美术学系卢丁、韩刚、李明、李振宁、赵成清等、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系粟品孝、徐波、徐法言、闫强、王禹等诸位老师，都见证了我学刊成长的全过程，是我学术生命中的贵人，韩刚，老师和柴品孝老师更担任了我本科双学位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我也深受母校作为综合类大学多学科背景的陶冶滋养。如今我虽已告别江安河畔，他们的谆谆教导，却依旧言犹在耳。我也和前述诸师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当通过微信或电活，向远在成都的他们，汇报自己在清华的学习情况和小小成绩之时，总能从字里行间或言语声调中，感受到母校老师们的喜悦与欣慰。在本书整理出版前夕，粟品孝、徐波两位先生还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抽暇过目审阅书稿，提出许多重要的修订意见。我要感谢清华美院的张敢副院长、艺术史论系尚刚、张夫也、李砚祖、李静杰、陈岸瑛、邹文、章锐、陈彦姝、刘平、郭秋惠等诸位良师，他们让我领略了“清华学派”的广博志趣与恢弘气象，为我下一步的个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一年一度的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学术研讨会，是近5年以来不断推动我的齐白石研究持续开展的重要动力，并使我有幸在每年会议期间得瞻国内外众多著名学者与艺术家的风采。感谢北京画院王明明院长惠允我使用画院收藏的大量齐白石相关书画、篆刻与文献图片，以作出版印刷之用。感谢齐白石研究前辈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先生，在我对齐白石与姚石倩信件研究产生困惑之际，往来指导邮件予以解答，在书稿完成后，又第一时间审阅指正，并发来短信点拨鼓励。感谢中央美术学院李树声先生，在每年会议期间向我讲述治学经验与人生往事，甚至陪我答疑解惑至深夜。前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处长王耀庭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朱京生先生、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先生、《美术研究》杂志编辑张涛先生等，也始终对我的学术成长加以关注、勉励并提点。四川博物院的张玉丹师姐，则将该馆所藏的1936年齐白石在川所作书画图片惠赐于我使用。我还要特别向在会议期间有缘结识的高克非先生致谢，高老师身兼画家和画史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齐白石及齐派弟子门人的史实研究工作，在我几年来的写作过程中，高老师始终不厌其烦地为我查考核对相关史料信息，提供史实考证线索，使我的个案研究得以不断推进在每年会议的前期筹备和召开期间，吴洪亮、乐祥海、周蓉、奇洁、陶怡霖、张楠等画院领导和老师们也对我的参会与发言事宜协调有加，让我领略了一个高水平学术重镇严谨专业的工作作风。

川军将领、齐白石蜀游邀请者王缵绪先生的孙女王薇女士，近年来也多次在重庆通过微信、电话等途径，向我讲述了许多家族先辈的史迹旧闻，使我在书稿撰写过程中，补充了诸多珍贵的口述史料。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报刊室、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极为管理老师，虽未曾谋得姓名，却在我搜求核对如民国成都《新新新闻》报纸等史料期间，对查阅工作殷切相助，亦使人不免感佩万分。

本书有幸入选了第四期“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出版支持计划”，感谢诸位校内评审专家、以及党委学生部兰旻老师、陈洪昕老师等对拙著得以刊行所作出的努力，有缘结识的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党委书记李宇红老师、后勤服务中心任书锋老师、学生注册中心邓伟老师、陈筱昕老师，也多次为我联系书稿的相关出版事宜，对我助力尤甚、雅意拳拳，铭感无既。特别要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经管与人文社科分社社长徐学军老师的赏识，感谢责任编辑宋丹青老师，是他们的辛苦工作，让我有幸能在清华读书期间，颇具纪念意义的出版自己的处女作，这必将成为我学术生涯中最为难忘的要事之一。

最后，我要由衷感谢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在本科和硕士攻读期间对我学业和生活的全力庇荫扶持，使我得以心无旁骛，矢志不渝，我85岁高龄、多年从事先秦诸子与河洛文化历史研究的祖父，更是反复阅读书稿，提出改进建议。对他们的养育之恩，我深知将终身心存感激而无法言报，惟愿亲人健康平安，万事顺遂，也将此书献给他们。

走笔至此，在温故了个人短短数年的时光旅途之后，却不由得慨叹“当时只道是寻常”，并开始暗自思忖着未来的自己，究竟会踏上怎样的征途？我知道，生命的魅力或许正在于永存希望，而希望却意味着总是要面临诸多选择。如何选择在于个人的判断力，不同的选择也往往指向不同的人生际遇，故不能不立志高远，沉潜持久。清人章学减曾谓：“学问以知人，知学先须知人，知人先须自知”。我想，如今正处在自知之始阶段的我，面对父母亲人的阿保之劳、卵翼之恩，面对诸位师长先生的君子见机、达人知命，惟有将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走得愈远愈坚，方能不负重托，聊表心中无上感念！

是为记

2017年4月17日昊昱谨识于清华园，时年二十又四矣。

这是一本年轻人的书。我自己是四十岁以后才有了写书的机会，所以很羡慕年纪轻轻就能写书的人。画家齐白石与四川的关系，过去的了解是不足的，本书对这方面的史实多有揭示，可以看到颠沛时代中一代艺术大师的纷繁人事与心迹隐曲，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学术与思潮。

——罗志田（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

在人们的记忆中，大艺术家形象的传说、魅力和神话，成为历史叙述不可或缺的语汇资源。20世纪30年代，黄宾虹和齐白石都以70高龄先后入川，采天地之精气，得个人之风貌，颇为大众媒体瞩目，演绎出版本各异的传说。黄宾虹历时二载，尽览巴蜀之胜，得诗百余首，画近二百纸，堪称壮游。齐白石在蜀数月，祭拜先人，观赏成渝美景，广交蜀中名流，留下诸多书画篆刻精品，山水花鸟，各臻其妙。然而，如何甄别阐释艺术大家的传记、回忆录、诗书画印、友期书札、媒体宣传，可谓谜团重重。中国画坛上的“南黄北齐”又怎样与山川大地水乳交融，最后高蹈独立于世界现代艺术之林，尤其引人入胜。对此，《峨眉春色为谁妍——齐白石与近代四川人文》这一艺术史个案，在重构往昔发生的真实故事之际，着力恢复历史的惊奇感，给人启示多多——不仅激励专业学人去芜存菁，深入探究具体史实与宏大叙述的内在关系，而且引导广大读者好奇存疑，多方寻思艺术家的故事在人类记忆中的永恒魅力。

——洪再新（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美国普吉湾大学艺术史系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