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在我读了他的《红蝗》以及这部《玫瑰》后，脑子里原先弥漫着的腾腾雾气里忽而射进一道异妙的光线，似乎能够迷迷糊糊地感觉到雾中一些物件的轮廓，虽一时还分辨不出鼻子眼睛，但有了轮廓的影子，总比一团沉甸甸的浓雾乐观些。
早在读莫言的《红高粱》时，我就想到了1950年代写《苦菜花》、《迎春花》的作家冯德英。在战争小说的审美把握上，我以为冯德英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一位作家。他第一个力图摆脱战争题材的政治模式，渲染出人的生命在战火中的腾跃、挣扎和呻吟。冯德英从来不讳言战争的残酷性，也不讳言人性中的黑暗与光明怎样在战争环境里发生激烈的冲突。莫言小说中许多富有刺激性的场面，都使我联想起这位作家在1950年代贫瘠的土壤上精心培育起来的“两朵花”。莫言在战争小说的审美上，只是继续了冯德英的道路，而这种探索是正视战争的真实性的必然结果。
暴力与性，在今天的理论界仍然是讳莫如深的禁区，但冯德英早在实践中探索了它们的文学审美意义。当他把两者置于战争的背景下，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战争的残酷性决定了暴力的存在意义，而性，当人的生命时时处于毁灭的阴影之下，就特别渴望着它能进发热力与激情，就如同夏季的黄昏，一群群瞬息即逝的小飞虫在营营地交配、繁殖一样，这一刻是在生与死的撞击中延续着生命的种子，“花开了花落了”的过程是最美丽最激动人心的。性的纯粹形式唯有在短促的生命中才会因恐惧而获得存在，从而洗去了蒙在其外表的一切世俗的虚伪外衣和功利主义垢痕。因此，也唯有在这个背景下，莫言小说中写得稍稍有些过分的暴力与性的场面才具有净化的质地，才显得那么自然而不污卑。战争是生命的毁灭也是生命的赞歌。相比之下，那些把战争写得像客厅里下棋那样干干净净的作品，我以为，恰恰是忽略了战争的美学意义。
也许您不一定同意我的分析，您会就此向我提出质问：如果莫言小说在故事的构思方面，以及对战争题材的审美探索方面都不是首创的，那为什么《红高粱》等作品的发表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为什么能够给人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如果我偷懒，我就会用一种谁都推翻不了的结论来回答：因为冯德英生不逢时，而莫言恰好出现在当前有利于创作个性发展的时期。这是不会错的，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我不，我情愿相信，莫言的成功不仅仅是一种客观上的机缘，莫言应该有他于文学史的独特贡献，而我们也只能以这种打上了个人印记的独特贡献为标准，才能衡量他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关于这一点，《玫瑰》表现得更为清楚些。这部作品叙述的故事和故事的叙述都比较简单——有时唯靠这种简单化的形态，才能够把我们引入一些深奥复杂的现象之中。故事本身没有什么大的新意，它只是重复了以前无数人写过的关于农民复仇的传说，语言也没有什么特别生动之处，而且不少地方都存在着明显的弱点。但它以简单朴素的形式暴露了一个奥秘：莫言小说创作的一种基本思维形态。与“红高梁家族”一样，这部作品所写的“食草家族”，都是历史上的一段遗迹。“红高梁家族”的活动背景限定在抗日战争，“食草家族”所处的时代却变得模模糊糊，《红蝗》以五十年一轮的蝗灾来推算，应是发生在抗战前夕，而《玫瑰》以小老舅舅的年龄推算，大约也应是那个时期。这两部作品中的“我”在小说中的身份是相同的。由于作品叙述的是历史故事，“我”同时兼了两个身份：故事的采访者（听众）兼小说的叙述者（作者）是一个与“食草家族”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此时又是接受了“外来文化”而返乡重新审视本土文化的“陌生人”。故事的中心是“我”，而不是玫瑰、小老舅舅、黄胡子与副官。这些故事中人物之间的纠葛，只是应和“我”患着重病，坐在太阳底下迷迷糊糊地做着一场又一场的白日梦。这就使这部作品的叙事视角成为一种二元对话：一面是我的依依稀稀的白日梦，一面是应和着梦的小老舅舅的唠唠叨叨的忆旧，而白日梦是作品的基点，从它出发，构成了对那段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解释。
P196-197
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
——陈思和
《陈思和文集》前三卷，主要收入我近四十年来的当代文艺批评，少数文章涉及对五四传统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第一卷收录文章的时间范围，大致是从1978年我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到1994年人文精神讨论，这是我在学术上的起步阶段。（个别文章是后来写作并发表的，但为了内容相对集中，也移到这一卷。）
我学习文学评论的时间还要早一些。1974年前后我泡在卢湾区图书馆读书，渐渐地与图书馆工作人员熟悉起来，参与了图书馆的书评工作。但在那个时代，图书馆的书评活动离不开主流话语以及政治运动的影响，所写的书评没有什么价值。我真正的学术起步是在1978年进了复旦大学以后，开始规范地学习文艺理论和现代文学史，并且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认识到今是而昨非，又在我的人生导师贾植芳先生身边，思考知识分子的传承与责任等问题。所以，我把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视为人生的转折，把进复旦大学中文系，看作是学术的起步。
本卷第一辑我特意收录三篇评论卢新华作品的文章。卢新华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有缘分，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又有同窗之谊。他后来出国了，但始终没有放弃写作，断断续续创作了好几本长篇小说和思想随笔。我之所以把评论卢新华的三篇文章放在文集之首，正是想强调自己学术道路的起点：思想解放、伤痕文学、复旦大学、七七一
第二辑主要收录了我在1980年代的一个未曾完成的写作计划：海上文谈。具体缘起，我在一封信里已经说明。我当时打算写一组上海作家的评论。已经完成的是有关巴金的《随想录》，徐兴业的《金瓯缺》，以及赵长天、沙叶新的创作评论，其他都是零星的阅读感想，有的是通信，有的是短评，也有对话等等，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作家论结构。记得当时把这个计划与《上海文论》的主编徐俊西老师谈过，得到过他的支持，他邀我把文章全部交给《上海文论》连续发表，但我做事情总是拖拖拉拉，做不到按期刊的周期持续写作，后来又在《上海文论》办起了“重写文学史”专栏，事情一多，写作计划就拖了下来。最终也没有完成全部计划。现在我把这四篇作家论与另外一些有关上海作家的评论集中编为一辑。
第三辑收录的是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应该说，当代文学评论在1980年代不是我的主要工作，那时我毕业留校，除了教学以外，主要科研是研究巴金和现代文学史，出版了《巴金论稿》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两种著作。文学评论是我教学和科研之余的爱好，起先写得并不好，我毕竟是从1970年代主流话语阴影里走出来的一个散兵游勇，在大学期间写过几篇评论，如批评刘心武创作的《思考·生活·概念化》（刊于《光明日报》）、推荐《重放的鲜花》的《捍卫诚实的权力》（刊于《读书》杂志）等，所发表的报刊都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重镇，但我的文章则平平，这次编文集时我又读了一遍，觉得没什么意思，都未收录。后来我参加了《上海文学》编辑部组织的青年批评家活动，结识了吴亮、蔡翔、程德培等一批年轻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文风也渐渐变了。记得我当时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一篇评论陆星儿与陈可雄合作的中篇小说，马上受到批评，有位朋友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批评刘心武、张抗抗，我都赞成，但你正面讲这篇小说的好，我不赞成。”他可能是指陈可雄与我同班同学，我是为人情写作。其实，陈可雄并不知道我写评论，我对这篇小说的喜爱也是由衷的，与我的一些经验联系在一起。所以我特意把这篇被认为写得不好的文章也收进来，以纪念当时良好、坦诚的学术风气。
读者可能会觉得，我当初写文学评论有点吃力，在形式上也不停地变化，采用了通信的形式、对话的形式等等，其实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写作缺乏自信，也不喜欢文学评论变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批评和指导，我用通信、对话等形式，就是想改变批评与作家的传统关系，使批评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其次，读者会觉得我的关注面很狭隘，从1980年代开始，我关注的几个作家，几乎伴随了我近四十年的批评生涯。我不是一个来者不拒，什么作品都能够解读的评论家，只有与我的兴趣或者某种隐秘的生命要素相吻合的作品，才会引起我阐释的兴奋。换句话说，我借助批评一直在诉说我自己内心的某种激情。在一篇短文中，我把批评与创作比作一条道路两边的树，相看两不厌，慢慢生长。我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基本上符合这样一种关系。
第四辑、第五辑分别关于“重写文学史”和对五四传统的思考，也涉及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寻思，这些活动都有人写过研究文章，在此不表。
2017年3月31日于鱼焦了斋
第一辑·起点
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论卢新华《伤痕》
对心灵世界的开掘与探索———读卢新华《森林之梦》
蓬门今始为君开———读卢新华《紫禁女》
第二辑·海上文谈
关于“海上文谈”的一封信
《金瓯缺》：对时间帷幕的穿透
赵长天的两个侧面：人事与自然
笑声中的追求———沙叶新话剧艺术随想
小路的启示———茹志鹃《草原上的小路》导读
告别橙色的梦———读王安忆的三部小说
双重叠影·深层象征———从《小鲍庄》谈王安忆小说的叙事技巧
两个届初中生的对话———与王安忆对话
近于无事的悲哀———沈善增小说艺术初探
在两个文本之间———致沈善增谈《正常人》
由故事到反故事———谈李晓的小说
走你自己的路———谈程乃珊《望尽天涯路》
竹林的小说———文学书简之一
关于性格化的通信
第三辑·批评与想象
批评二题
批评方法与批评家的选择
从批评的实践性看当代批评的发展趋向
换一种眼光看人世———赵本夫小说艺术初探
蜕变期的印痕———致赵本夫
关于赵本夫的三篇文章
声色犬马皆有境界———莫言小说艺术三题
历史与现实的二元对话———谈莫言《玫瑰玫瑰香气扑鼻》
红色：辉煌与残酷———关于莫言《红高粱》与杨斌华对话
不动声色的探索———关于《悬挂的绿苹果》与杨斌华对话
在社会理性的准则之外———评叶兆言的小说
《北京人》：从形式到内容的挑战
余华小说与世纪末意识———致林鐀德
黑色的颓废———读王朔的作品札记
从嘲弄到温柔———王朔的变化
刘震云：冬天的话题
孙惠芬的小说———文学书简之二
关于长篇小说结构模式的通信
长篇小说的结构形式的再探讨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
自然主义与生存意识
关于新历史小说
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的文学
第四辑·重写文学史
关于“重写文学史”
要有个人写的文学史
为什么要“重写文学史”———与王晓明对话
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与杨庆祥对话
第五辑·五四传统与当代立场
五四与当代———对一种学术萎缩现象的断想
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
我往何处去———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
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
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三封信
人文精神讨论再出发
面对沧桑看云时
倾听八十年代的“绝响”
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与王晓明对话
附录：坚实、热忱的求索者（陈骏涛）
跋
陈思和先生是当代人文学科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提出许多富有创建的理论话语，如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先锋与常态、共名与无名、世界性因素等等，有效地拓展了学术研究空间。同时，陈思和先生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又推动了这些话语建设的实践和发展。正因为有了像陈思和先生这样一批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我们学科才有了建构本土话语体系的可能，才有了文化自信的基础。陈思和先生将自己的学术道路分为三个方向：“从巴金、胡风等传记研究进入以鲁迅为核心的新文学传统的研究，着眼于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的探索；从新文学整体观进入重写文学史、民间理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等一系列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探索，梳理我们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建设；从当下文学的批评实践出发，尝试去参与和推动创作。”《陈思和文集》就是按照这种分类进行编辑的。前三卷为当代文艺评论，第四卷为现代名著文本细读，第五卷为巴金研究，第六卷为文学史研究，第七卷是散文与回忆录。承蒙陈思和先生的信任，要我协助他编辑文集。在通读他四十年来全部文字的基础上，我想写一点对陈思和先生学术思想的介绍。
一、独立的批评观
文集的前三卷即《告别橙色梦》、《营造精神之塔》和《在场笔记》，是陈思和先生的文艺批评结集，对应的时代分别为1980年代、199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涉及的门类除了文学创作还有话剧、影视、书法、绘画、戏曲等领域。陈思和先生在从事批评工作之初，就很明确地厘清了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并不是谁依附谁的关系，而是各成体系，彼此感应、共同发展。“批评的存在，作为一种创作的对应物，作为一种创作信息的反馈，对创作起着感应的功能。但从宗旨上说，它无求于创作。它只有在独立的自身体系中才能寻到自己的目标，确立起真正的自信来。”批评不仅仅是为了诠释和阐发作家隐含在作品之中、文学之外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为唤起或分析读者阅读文本时的个人经验的联想，“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文学家以及文学作品，批评家是借助于文学形象来发议论，阐述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与审美观的”。批评是一件严肃而丰富的工作，是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和理论表达形式，感受着时代的脉搏，烛照着人们的心灵，繁荣着文学的事业。陈思和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思考创作与批评的关系，非常诗性地表达两者之间“就像一条道路两边的树”，两者都有自己的成长环境，各自成为系统，“批评家和作家都是面对了当下的实际生存环境，都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参与者”，“我想应该让批评家与作家站在同等的起点上进行对话，他们同时面对世界，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强调文艺批评的独立地位，在当时显然有拨乱反正的意味。与五四时期的圈子批评形态不同，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80年代前期，文艺批评家一般都是宣传部门、文化机构的领导官员，文艺批评享有权力话语的地位，能够轻易决定创作的命运。这类批评往往遮蔽了生活的丰富性、抑制了创作的活力，仅仅成为一种国家文艺政策的准绳。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发生分化，高校文科师生队伍逐渐成为文艺批评的主力军。但是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包括在文艺批评领域出现的收视率第一、票房决定艺术、娱乐至死、红包批评等现象），使部分文艺批评掉入了资本意识形态的陷阱。面对这种尴尬的处境，我们才发现陈思和先生提出独立文艺批评理论主张的现实意义。
……
陈思和先生从巴金研究进入现代文学研究（1978—1981年），从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研究进而倡导“重写文学史”（1982—1989年），从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研究进而开拓话语空间、主编丛书杂志（1990—2000年）等社会实践，从关注当下文学现场参与新世纪的文学、文化建设（2001—），吸引陈思和先生的永远是那些与当代生活、当代文学发生着密切关联的文化现象。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撑。”
陈思和先生不是一位躲进书斋、皓首穷经的学者，他倡导的知识分子民间岗位意识不是要放弃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而是重新寻找对社会履行责任的方式。陈思和先生推崇的贾植芳、巴金、毕修勺、吴朗西等知识分子晚年都坚守在民间岗位上，他们“安心于平凡的人生，而又努力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寂寞、坚韧而又脚踏实地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这显然有对抗资本意识形态的当下意义。陈思和先生将“人文精神”贯穿于文学史研究，明显具有对社会现实批判的诉求，具有抗衡文化颓靡的目的。陈思和先生通过对文学史深入的认识，坚守一个文学史家身在民间岗位而又自觉承担当代知识分子“守先待后，薪尽火传”的社会责任。当我真正走近陈思和先生，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他对文学史材料的熟悉，也不仅仅是他理论创新的勇气，更是他面对当下知识分子遭遇的各种现实困境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责任，这是他对人文精神的守护和开拓。因此说，这部七卷本的文集要把陈思和先生的学术精神与实践行为都囊括进来，是很困难的。
另外，由于篇幅的原因，陈思和先生还有许多理论成果没有收入文集，如有关比较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成果、数量庞大的读书笔记、古体诗词、序跋杂文，陈思和先生在出版和教育领域的实践经验也没有涉及。同时，以我的才气和资质无法完全把握陈思和先生的学术精髓，无力精准地阐释陈思和先生的知识体系，在先生多次鼓励之下，我忐忑不安勉力为之。这固然有无知者无畏的勇气，同时也有些私心：在搜集、阅读、选择陈思和先生文章的过程中，我可以回忆先生平时对我的教导，思考我们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于是就有了如上的一些体会。需要说明的是，在编辑《陈思和文集》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宏芹副研究员做了大量的工作，复旦大学金理副教授亦有贡献，在此一并致谢。
2017年5月23日
陈思和文集《告别橙色梦》是一本文艺评论文集，共收文章53篇，包括《关于“海上文谈”的一封信》、《批评方法与批评家的选择》、《要有个人写的文学史》、《人文精神讨论再出发》、《倾听八十年代的“绝响”》等，分“起点”、“海上文谈”、“批评与想象”、“重写文学史”、“五四传统与当代立场”五辑编排。
《告别橙色梦》为“陈思和文集”之一种。“陈思和文集”收录了复旦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陈思和80年代以来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收录最全的陈思和个人选集。本书收录了陈思和80年代的文艺评论代表作，涵盖了关于卢新华、王安忆、沈善增、莫言、张炜等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