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强劲反弹触发政策转向
2017年，中国经济呈现开门红态势。3月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其中，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齐发力，投资的三个主要分项：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均呈现反弹，民间投资更是一改2016年社会各界的普遍担忧，出现积极向好态势，在此背景下，一季度GDP超预期增长6．9％。
但也不难发现，此次增长反弹与前期政策面的宽松密切相关，如基建发力离不开各类政府引导基金、专项建设债券与地方债务置换的支持；房地产也与“930”前住房信贷宽松有关；甚至连民间投资的反弹也得益于PPP项目的政策鼓励与支持。
具体来看，一季度经济反弹向好的态势似乎是全面的，不仅体现在投资方面，消费与出口亦是出现明显好转。消费方面，2017年一二月消费数据并不理想，但年初消费下滑主要是季节性因素，与2016年年底网络促销提前透支消费、春节境外游增加带动境外消费以及汽车购置税优惠减半降低汽车消费等短期的负面冲击相关。此外，财富效应显现，高端消费旺盛说明消费升级的发生，是利好消费的因素。
出口方面也有超预期之处。作为前两年拖累增长的重要因素，近两年在“两会”的政府工作目标中，外贸目标已经被剔除，不再提及，凸显了决策层对于出口态势前景的担忧。而2017年一季度出口出现明显改善，这主要与当前海外经济复苏的背景有关，对于带动中国经济增长是个利好。此外，“习特会”①后，特朗普表态不会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意味着中美贸易战的阴霾正在逐步减退，使得未来中国出口的不确定性又有所降低。
在三驾马车中，前期投资方面的发力对于本轮增长的反弹又是最不容忽视的。而纵观投资的各个分项，又有明显的政策支持痕迹。例如，基建投资方面，一季度保持了23．5％的高速增长，这与同期挖掘机、重型卡车、起重机等工程用品的销售火爆情况相得益彰，与PPP项目加速落地，各类国家引导基金的火爆密切相关。
甚至民间投资也参与其中。2016年一度大幅下滑的民间投资引发了决策层的广泛担忧，而如今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带动了企业利润的回暖与投资热情，2017年一季度民间投资同比增长7．7％，增速继续反弹，说明民间资本参与度提升。同时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提升至61．1％，预示着当前经济活动的活跃。
此外，房地产投资向来与政策周期联系紧密。由于前期房地产去库存下的信贷、税费等多项支持，2016年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爆，直至2017年3月，房地产泡沫仍在集聚，引发了“317”多地房地产调控升级。2017年一季度中国房地产投资与新开工均处于上升势头，特别是新开工作为领先指标，其反弹意味着短期房地产对经济的负面冲击有限。而房地产销售与土地购置的增速已在3月有所下滑，预计着这种影响或在下半年出现。
工业生产方面，工业增加值数据与发电量数据也双双反弹，这与2016年二者增速曾一度出现背离形成对比。如今二者同时走高，或许说明，如今微观层面上观察到的工业生产活动向好情况是真实的。此外，这与通过卫星图像检测到的企业活动景气指数变化趋势也十分吻合。例如，2017年3月中国卫星制造业指数从2月份的51．1上升到51．8，已是五年来最高水平。
因此，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全面向好，甚至超出了决策层的早前预期。但可以看到，除了外需反弹以外，内部需求的回升与政策支持密切相关。在此背景下，过强经济反弹使得前期稳增长政策力度明显减小。
不难发现，自2016年四季度以来，政策已经由稳增长逐步向防风险转变，特别是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收紧势头。体现在一是价格方面，2017年央行曾多次运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提高SLF、MLF等政策利率；二是从数量来看，表内信贷也在3月传统季末冲量的月份一反常态，3月表内信贷数据比2月有所下滑。同时，宏观审慎评估体系考核也在持续深入，预计未来表外业务也将受到明显的制约。
但财政政策仍然比较积极，特别是对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较大。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7年一季度国家发改委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投资2409亿元，项目主要集中在水利、能源、交通等领域；PPP项目落地明显加快，3月底PPP项目达到2579个，其中一半以上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落地的；地方引导资金爆发式增长，有统计称2016年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超过3．1万亿元，是2015年的一倍；由中央财政贴息，定向发行的专项建设债券两年内也已安排资金投放金额超过2万亿元。
展望未来，鉴于2017年一季度经济数据的明显向好，预计决策层会有更大的决心将政策重点转向防风险，这也使得未来收紧的政策态势更加清晰。
P9-11
尽管目前全球经济复苏明显，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非常规政策却“难说再见”。中国经济问题，越来越需要在全球背景下理解；全球经济发展，亦越来越受中国政策的影响。沈建光的新书《变革：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为理解这些纷繁错杂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谢平 中国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
沈建光的研究既接地气，又有一定的政策借鉴意义，希望本书能够引起一些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思考和共鸣。
——李剑阁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校长
本书是对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全方位描述，诸多观点有事实和数据支撑，有思想碰撞，并引入对更多深层难题的思考。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本书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新变化做了许多思考，从经济、金融和改革全局着眼，对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运行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作者在欧洲央行工作的特殊经历，也使本书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具备了国际视角，充分借鉴和讨论相关的国际经验，见解独到，值得推荐。
——盛松成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我从事中国经济研究已经超过20年，起于欧洲，辗转于芬兰央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后回到中国香港地区任国际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直专注观察变革中的中国经济。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十年，中国经济弯道超车，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看到新经济、新业态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变，我深受鼓舞。同时，伴随着几轮稳增长措施的助力，传统的以债务扩张推动的高投资难以为继，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杠杆推升了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积聚加剧了家庭与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等等也使我有一丝担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
回头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十年，中国经济运行与研究工作都有太多需要总结和反思的内容，我把这些总结和反思汇集成这本书，希望通过这一机会可以系统性地就中国近年来发展与改革中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经过与编辑的反复探讨，我们最后把书名定为《变革：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在我看来，没有一词可以比“变革”更适合描述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变革之一：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金融危机这十年中，中国危中有机，把握住了难得的弯道超车的机会。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主要体现在，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2017的近30％；中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出口份额占比从十年前的第三跃升为遥遥领先的第一；消费市场增长迅速，中国零售市场规模从十年前占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到2016年已接近美国市场份额，2018年预计中国很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市场。
与此同时，经济上竞争力的增强也使得近年来中国在金融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大幅提升。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在加大，其外溢性亦已被纳入美国货币政策走势的考量；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提出，G20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以及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仍然坚持全球化战略等事件，均显示危机十年后，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领导力。
变革之二：中国应对危机的水平增强
十年来，看空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多国际指标显示，中国离债务危机的距离越来越近，但中国并未出现如教科书中所描述的危机。在我看来，中国是有一些成功经验的，反映的是中国应对危机水平能力的增强。例如，应对2014年至2016年美元升值造成的人民币大幅贬值与资本外流这一情况，中国并未采取一次性贬值策略，反而采取了稳定汇率的措施，抵住了外界的质疑，最终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迎来了人民币汇率企稳，资金外流态势也得到了改善，维护了金融稳定，是非常成功的。
不少看空中国的观点，也将中国房地产泡沫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做类比，认为中国不久后将陷入日本式的衰退。中国政府在对待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上吸取了日本政府强势加息主动刺破泡沫，导致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教训：先是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房价持续上涨的势头，但避免刺破泡沫；而后通过收入水平的提升与基本面的改善，换来房地产市场的短暂平稳，避免了危机的发生。当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依然存在，亟待相关决策层建立调控房地产的长效机制。
此外，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中国也有很多创新之处。例如：与大多数国家货币政策单一目标制不同，中国货币政策有以下几大举措：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国并未默守“不可能三角”理论，而是选择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自主独立的中间状态；创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通过SLF(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常备借贷便利)、MLF(Mediumterm Lending Facility，中期借贷便利)、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抵押补充贷款)等流动性工具，一方面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通过短期利率走廊+中期指引，引导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协调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而非在上述改革推进上有明确的先后顺序等等。上述创新举措对于防风险、促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变革之三：中国经济新动能积极显现
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回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终止了七年的下跌趋势，增速反弹至6．9％，三驾马车同时发力，净出口对GDP拉动为0．6％，一改过去两年的负贡献，且创十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新经济发展超出预期，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带动产业革命与产品创新。
例如，中国移动支付应用领先于全球水平，当前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渗透率已高达九成，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保持年均20％的高速增长，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互联网消费快速增长，2017年全国网上零售同比增长32．2％，远高于同期社会传统零售10％左右的增长率。可以说，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与业态，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变革之四：改革进入深水区
鉴于中国经济取得的积极进展，中国正面临新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政策重点应由强调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未来的重点将放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在此框架下，笔者认为，未来经济政策方面可能会更加注重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房地产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供给侧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十九大之后，金融改革仍将保持较快的推进步伐，预计未来实体与金融领域去杠杆、国有企业打破刚性兑付、规范互联网金融、加强地方债务属地问责、金融反腐等措施可能将协同推进；中国房地产或迎来新时代，特别是房地产税的加快落地以及地方与中央财权与事权的理顺，将从根本上摆脱土地财政的顽疾。中国政府宣布扩大金融业开放，大幅度放宽外资进入金融业的投资比例限制，显示了新一届领导层对待未来改革开放的鲜明态度。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正在迎来大变革时代，存在诸多机遇。当然，挑战与之并存，不难发现，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去产能、去库存等方面进展迅速，但去杠杆成效甚微。然而，传统以债务扩张刺激高速投资的旧模式，虽然短期内稳住了经济增长，但金融风险越来越大，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隐忧是影响中国经济巨大的灰犀牛，有必要在当前经济转好的背景下加速处理。可喜的是，新一届决策层对待去杠杆与强监管的态度是坚定的，正在积极推进，是防范经济风险，以短期内牺牲部分增长速度换取更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尝试。
文末，衷心感谢李剑阁教授、刘世锦教授、谢平教授以及盛松成教授的推荐。感谢本书编辑卢川以及瑞穗证券同事张明明的辛勤工作和协助。当然，文责自负，本书中的观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瑞穗证券亚洲公司的立场。
沈建光
2018年2月1日
中国正在走向大国崛起，但并不是表示前方是坦途。
国内，供给侧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创新创业、实体经济、中等收入陷阱……每一项改革都面临挑战：国外，特朗普访华、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每一个挑战都关乎我们的未来。
在沈建光著的《变革(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聚焦经济变革突破点，开出经济复苏良药。
沈建光著的《变革(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对近几年来的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论述，内容包括中国经济政策、金融改革、房市、政府领导力，以及国外金融和政治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等。中国处在历史变革期，世界形势多变，对这一机遇与困境如何进行突围和变革，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者从各个面向深度分析解读中国经济，预测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