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立的足迹和庐山的第三次大发展
“一山飞峙大江边”，这是毛主席七律《登庐山》中的第一句。这“一山”就是庐山，位于江西省东部；这“大江”就是长江，庐山位于长江的南岸。现在有了公路，沿登山公路，大约绕四百个弯道，便登上了这座葱茏的最高峰海拔为一千四百七十四米的庐山。这里的悬崖陡壁显露出原始的自然美，其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和厚重的历史——这也正是庐山引人入胜的地方。传说“驴山”被秦始皇抽了九十九鞭，留下九十九道山谷，最后被赶到九江才得以保全。于是就有了如今这座由九十九座独具雄姿的峰岭组成、赫然耸立于波浪汹涌的长江之滨的庐山，其占地面积大约三百零二平方公里。这里终年云雾缭绕，瀑布奔流不息。历史上庐山曾一度被看作隐士隐居的最佳仙境，唐朝著名的大诗人李白（701—762）也曾隐居在这里。庐山的山岭峰谷之间，散布着三百多座庙宇，分别属于佛教、道教。但是庐山真正叫人感兴趣的还是牯岭这座山城——西方人曾在这里修建了六百余栋具有不同建筑风格的别墅和教堂，从哥特式角楼到日本式花园，风格、样式别具一格，各领风骚。
庐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别墅？让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983年。当时庐山有关部门领导陪同一位外国人在庐山参观，这位外国人向陪同的领导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要求：鉴于李德立先生1895年开始为开发、经营、管理和发展庐山所做的贡献，同时作为牯岭的创始人，能否为他树立一块纪念碑或者建立一座亭子，以此纪念他为庐山牯岭所做出的贡献？这位女士就是李德立先生的外孙女。
不太熟悉庐山历史的游客，甚至有些庐山当地人都不知道李德立是何许人。他与庐山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他的外孙女儿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或想法？庐山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别墅建筑？它们都是谁修建的？谁住在里面？
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一书中，能查到这个外国人，但介绍他的内容只有寥寥几笔。下面就是记载在那里的全部有关李德立的内容，誊抄如下：
Little, Edward Selby （1864— ）
李德立 利特尔，爱德华·塞尔比
英国人。1886年来华，在上海经商，曾三次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他是上海卜内门公司（Brunner, Mond and Co.,Ld.）创办人。1911年辛亥革命时，曾促成清政府与革命党在上海和谈。1921—1923年为澳大利亚驻华商务代表。
通过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当年有关人员在编写这一词条时，搜集到的信息非常有限，有的信息甚至并不准确。至少我们能看出，这一词条连李德立开发庐山牯岭的信息都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仅仅依靠这简短的且不太准确的几句话，人们无法全面地了解李德立。
二
要了解李德立，先要从庐山历史上曾经历的三次大发展说起。
首先根据传说，周代有匡氏兄弟七人上山修道，结庐为舍，故称匡山、匡庐。又传说在周武王时，有一位方辅先生同老子李耳一道，骑着白色毛驴，入山炼丹，两人也都得道成仙，山上只留下一座空庐，于是人们把这座“人去庐存”的山称为庐山。不管哪种说法，都归结为他们在此筑庐而居，休闲寻道，最后得道成仙离去，留下空庐。由于庐山远离闹市，这里山清水秀，风光优美，一时间文人墨客、名人志士纷至沓来。庐山逐渐得到众多文学家、艺术家的青睐，并成为隐居之士、高僧名道的依托，以及政客、名流的活动舞台。这时庐山成为隐逸之山，实现了第一次大的发展。
第二次大的发展得益于东晋时代创立东林寺的主持慧远大师，他算是一位推进庐山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人物。慧远大师，雁门楼烦（约在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初学儒家、老庄之学，后因听讲《放光般若经》，豁然开朗，顿悟后出家。他入庐山先住西林寺，后创建东林寺。他是道安大师的上座弟子，道安大师也依托慧远将佛教流播南方。慧远曾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像前立誓。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结社，目的就是专修“净土”之法，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于是后世将慧远创立的“净土”尊为初祖。当时的名士谢灵运，钦服慧远，替他在东林寺中开东、西两池，种植白莲，慧远所创之社遂称“白莲社”。故此，后来净土宗又称“莲宗”。由于慧远大师的不断努力和广泛传播，西方净土的信仰渐成体系，并为东晋当时有学问的僧侣及朝中士大夫等上层人士信奉并修炼。可以说是慧远大师将中国儒学融入西方的佛学，掀起了“修学弥陀净土法门，求生极乐世界”的风潮，为净土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且直接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无数的学佛者，最终使庐山成为当时南方的佛教文化中心。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空前旺盛，这是庐山的第二次大发展的盛况，也是庐山成为宗教文化之山的内涵所在。
匡氏兄弟在山上筑庐隐居，慧远大师在山脚下创立净土宗，这两次大的发展将庐山变成隐逸和宗教文化之山。这两种发展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作为隐逸与宗教之山，这种特色在庐山一直延续到三千余年以后的清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上用下面的文字描绘作为世界遗产的庐山：“江西庐山是中华精神文明的中心之一，最负盛名的大师在那里的寺庙和道观里讲佛授道。他们将具有深远影响的儒教与佛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美丽景观，激发了无数艺术家的创作灵感，并将其发展成融合在中国文化里贴近自然的审美观。”由此可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对宗教之于庐山的影响、作用和地位，给予了积极评价和肯定。
就这样庐山一直被隐逸和宗教文化的云彩围绕着，历经三千多年，没有什么大的改变。第二次大的发展转变，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传承隐逸与宗教特色的基础上，此后庐山又增添了教育特色。
唐代李渤，在九江当刺史时修筑了甘棠湖堤，施惠政于民而深受百姓爱戴。他年轻时曾在庐山白鹿洞和栖贤寺隐居读书，在此期间，他驯养白鹿并带之走访游玩，时人称为白鹿先生，其住所称为白鹿洞。这两地成为历代盛名远播的重要胜迹。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解除印绶后，随即在庐山北莲花峰下建“濂溪书堂”，隐居讲学，并在这里写出了文辞简短、意味深长的名篇《爱莲说》。稍晚的大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聚集门徒，传播理学，使白鹿洞成为当时全国四大书院之首，名扬四海。其教规远播至中国周边国家以及亚洲其他诸国，使庐山的教育文化达到了顶峰。这次历史转变，严格说，算不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转轨转变，只能说是在隐逸和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增添了教育的元素。就这样，庐山又静静地度过了七百余年。让我们驰骋自己的想象力，回到宋朝，那时多少学子在这里——庐山脚下，为获取功名专心伴着云雾松涛苦苦读书。我们仿佛能看见，这些学子，摇晃着脑袋跟着节奏，诵读《诗经》与《论语》，背诵朱子的《论语注释》。理学在朱子的手下发扬光大，传播得更远，影响得更深，其教规更是让周边国家纷纷效仿。
然而庐山的前两次发展，就其发展规模来说，非常有限。我们今天在山间，还能发现数以百计的房屋废墟，它们可能是庙宇，可能是隐居之所，可能是当年在这里烧炭的工人留下的，也有可能是山上山下来此砍柴的农民留下的，但可以看出，总量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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