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唐小兵所著的这本民国历史史料《与民国相遇》收录的大部分是作者近年来发表于《东方早报》专栏的短小文章，以及部分在《中华读书报》《随笔》《新京报》发表的部分书评，按主题分为“书生”“相遇”“情感”“故旧”“艺文”“书话”等六类。

应该说，所有这些追求都贯穿于全书的写作中，这就使得这本原是研究“副产品”的小书的背后，有了一个更为丰厚而远未完全展开的研究新天地。我读了以后，既感到新奇：书中谈到的许多方面，都是我过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亲切：在学术追求上我们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

由唐小兵所著的《与民国相遇》一书是从民国史料生发出的短篇随笔集，内容涉及民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界、学界、文坛无所不包；文章多短小精悍、笔法生动，可读性强。作者从边角史料发散开去，有料亦有趣，可爱亦可信，可从细节处补充读者想象中的民国图景。

1 新一代学人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代序） 钱理群

第一辑 书生

 11 岂有文章觉天下？

 14 学人论政《大公报》

 17 百无一用是文人？

 21 众声喧哗里的文人无行

 25 书生吴宓的辛亥志

 28 “与其积钞票于箧，不如积阅历于身”

 33 张季鸾的人生观

 37 “单身汉”金岳霖的美好生活

 41 《独立评论》的聚散离合

 46 革命在远方？

 50 矛盾体：“五四之子”顾颉刚

 53 民初政局的一段往事

 57 民国报人的风骨

 64 十字街头的塔

 67 亭子间里的上海文人

第二辑 相遇

 73 “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77 中国游子的美国意象

 82 魂兮归来，燕京精神！

 86 老清华的体育精神

 90 文化自信心从哪里来？

 94 美国记者的北平往事

 98 摩登上海的另类历史

 101 内山完造的上海记忆

 105 民国新学生的浮世绘

 109 清末民初的新旧之争

 113 新旧之争中的学院政治

 117 乡村葬礼中的传统之魅

第三辑 情感

 123 “两地书”里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127 真名士，不风流

 130 《两地书》里的鲁迅与许广平

 134 冲决网罗的一颗珍珠

 139 反潮流的新女性

 142 毛彦文的情感世界

 146 一个贞洁主义者的爱情观

 151 宋教仁与道德严格主义

 155 乡土中国的两副面孔

第四辑 故旧

 161 政治与人情的双重奏

 165 容闳记忆中的洪杨之役

 169 曹汝霖的“五四”记忆

 174 民国元老颜惠庆的辛亥记忆

 177 京派文人的生死爱欲

 181 军阀阎锡山的精神世界

 184 “先知”杜亚泉

 188 钱穆与老北平的文化世界

 192 殷海光记忆中的西南联大

 195 水木清华的流光碎影

 204 作为启示录的《林氏家风》

第五辑 艺文

 209 诗意地栖居是如何炼成的？

 212 《大公报》与京派文人的文学梦

 216 花果飘零的诗文世界

 220 来今雨轩的前世今生

 223 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

 227 鲁迅与黎烈文的一段情谊

 230 文化上海的历史记忆

第六辑 书话

 237 徊徨中的晚清知识人

 240 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246 把名字写在水上的何兆武

 250 学人本色许倬云

 254 从日常生活中拯救知识人的历史

 258 书生论政的历史剪影

 262 接续民国史学传统

 267 知士论世的史学

 278 我们的大学史该如何书写？

 283 附录：象牙塔与百乐门——民国上海的大学生“禁舞”事件考述

 300 穿越民国时光的交叉小径（代后记）

革命在远方？

1926年的深秋，北京大学年仅十九岁的学生王凡西离开了北京，对政治实践充满了激情的他，对于北京“理论学习上的苦闷，学生运动的单调（和南方的火热斗争相比）”再也无法忍受。在北洋军阀治下的革命青年，对于那个激情燃烧的充满火与剑的南方革命的中心——广州产生了无限的向往，就像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寓意的那样，此时此地的生活总是无聊而倦怠的，而别处的生活却是诗意而浪漫的。其时北伐在进行之中，革命胜利似乎在望，而后方的革命圣地却已经弥漫着“分田分地真忙”的世俗气味。这让满怀赤子之心的王凡西深感失望。这是一幅怎样令人沮丧的“后革命情景”：

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与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轻人聚在一起，女人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的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地改为“恋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恽代英的艰苦作风虽为人乐道，然从而效之者却少而又少。……人们将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

在革命动员中充满神圣感的政治，居然如此迅速落潮为充斥着世俗欲望的此岸狂欢，革命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和现世的交易，这在理想主义者王凡西看来无疑是在降格革命和矮化革命者。

这自然并非偶发的现象，而确实是那个天地玄黄的大时代一种让人惊异的革命景观，革命既解放身心，又在锻造一种新的锁链，革命既是浪漫主义的慷慨悲歌，又是理性的精心计算，革命既是对世俗生活响亮的拒绝，可同时又在追逐一种新的生活秩序。在这样一个大熔炉中，一个怀抱真诚的革命者就像被置入炼狱之中一般，身心俱疲。张国焘曾经说，1925年的广州，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各种新旧事物奇妙地交织在一起。在街面上，一方面可以看到烟赌馆林立——作为军队财政和税收的主要来源，少数私人汽车为军人所有，载着军人和军眷在马路上疾驰，旧式文学和黄色书刊占据出版物多数；另一方面，街头巷尾又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十字街头往往横挂大红字书写在白布条上的动人口号，熙熙攘攘的人行道上，走着系红领带的黄埔军人和穿中山装的革命者，工会和民众机构的门前，装饰得色彩缤纷，如繁花绽放。

武汉是20世纪20年代北伐革命的另外一个中心，作家黄白薇曾经饱含深情地追忆武汉的革命时代：“那个可追忆的黄金时代哟！每个青年的热血在沸腾，青年的血充实在伟大的中国的命脉里，活泼，生动，发光……欢喜的灵魂在跳跃，国魂也在跳跃。整个武汉的民气都疯狂了，醉着澎湃热烈的革命高潮。”武汉城里的革命青年男女手牵着手，走在长江河畔，迎着夏夜的微风，一起唱着情歌。他们热烈地谈着国家的未来，他们开怀大笑，他们相互取笑，他们正在恋爱。“人人都知道这是革命，革命啊，革命的赐福，革命的享受呵！”革命高潮中的武汉军校，从上千名女知识青年中选拔了两百名，编成女兵队。女兵们身穿灰色的学兵服，跟男兵一样训练，剪发、背枪、列队走在武汉三镇的大街上，唱革命歌曲，喊反帝、反封建、反蒋口号，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演话剧，进工厂宣传，政治给凡庸的日常生活注入了一股歇斯底里的兴奋剂，多年之后，她们当中的成员仍然自豪地说：“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处在兴奋之中，根本不理睬社会上对我们的非议。”

这些女生还发动过一个“打倒封建墙”运动。因为武汉军校设在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驻在原育杰中学旧址，中间隔着一道墙，女生们便说这是封建墙，要打倒，并开始动手拆除隔墙。校方只好解释说，隔墙只是隔队，男生队彼此间也有隔墙，不是封建，男女有别并非男女不平等，并答应在被推倒的墙缺处开一个小门，白天派一个卫兵，晚上再锁。但是过了些时候，卫兵也没有了，干脆是门虽设而常开。更奇特的是，这些女兵还曾经成立过一个“接吻队”，专门跟罢工工友接吻，而该队的队长，原本还是南洋一位富商的大小姐。在汉口，曾经有男工在总工会本部门前集体示威，高呼打倒妇女协会，宣称自从国民党到此地以来，宣传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以致他们的妻子都不再回家住宿，彻夜在外流连。武汉还发生过两次妇女裸体游行，第一次只有两个人，第二次就增加到八个人，一律裸体，唯肩头披一件薄纱笼罩全身，并且喊出了“打倒羞耻”的口号。这无疑是将政治革命与生活革命做了最夸张的结合，即此也可以管窥其后中国革命在私人生活领域翻天覆地之由来。

后来成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对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这种革命文化及其内蕴的革命精神的两歧性，有着深切的洞察：

那大浪漫时代的形态却不是如此，所以那内在的忘我的志气之锤炼根本就是非道德的。那是道德的影子，那忘我无私的貌似圣人而实非圣人，也只是圣人的影子。这就是神魔混杂的忘我。我因我当时的那开扩解放向上的感觉，我了解了这神魔混杂的貌似圣人的境界。《水浒传》里面那些好汉也是这种境界。这当然也是一种开扩解放向上，但却是向下堕的向上，封闭的开扩，窒闷的解放，最后是一个全体的物化，臭屎一堆，那也有一种风力与风姿，却是阳焰迷鹿趋向混沌的风力与风姿。

这话虽说有点刻薄，却也揭示了革命政治的某种实质，可惜更多的革命者没有这份旁观者的清醒，或者根本不愿意面对这份尖锐的真实，而让自我沉溺在个人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宏大叙事之中。

（感谢李志毓博士为本文的写作慷慨提供了相关史料）（P46-49）

新一代学人在挣扎中奔突而出的新学术（代序）

钱理群

我和唐小兵只见过两面。第一次是2003年我退休后到复旦大学讲学，唐小兵也刚考到上海读研究生，就来听我的课，后来写了一篇《与钱理群相遇》，其中谈到了我面对“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的青年听众所感到的寂寞与尴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将其收入了《钱理群讲学录》一书里。再就是一个多月前，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唐小兵，从上海到北京开会，特意来找我聊天，像老朋友那样，畅谈了一下午。他将刚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送给我，以后又寄来了这本《与民国相遇》的书稿，希望我为之写点什么。我欣然同意了。之所以答应得如此爽快，是因为我一直在关注唐小兵这一代学人，并且看好唐小兵，他的“初出茅庐”之作自然引起我的兴趣，并且有话可说，要说。

这需要从十七年前说起。1998年我给自己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做了一次谈话，题目是《沉潜十年》（文收《我的教师梦》），要求他们“一定要‘沉静’下来，即‘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以后，这就成了我和青年交往的主要话题。例如2004年以及其后数年问在烟台大学等高校做《漫谈大学之大》的演讲，同年和青年志愿者谈“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时（文收《致青年朋友》），也都反复告诫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要“学学大侠的定力，排除一切干扰，不为周围的环境、气氛、舆论、时尚所动，气定神闲，我行我素”，“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潜十年”，并一再表示，“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发表自己的意见的那一批人身上，我十分关注他们，或许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在这批人身上，而不在现在表演得很起劲的一些人，那是昙花一现！”

我把希望寄托于当时二三十岁的大学生、研究生，即“七〇后”“八〇后”的青年，是基于对我自己这样的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即“三〇后”这一代，和“文革”时期的大学生、中学生，即“四〇后”“五〇后”“六〇后”的失望与不满。这样的不满，首先是知识结构上的，在《沉潜十年》的谈话里，就谈到“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因为不懂外文，对于西方文化了解甚少，对西方现代文化甚至处于无知状态，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于古代传统实际上是不熟悉的。这些年虽有些弥补，但却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比我们年轻的，成长于七八十年代的，也是目前学术界最活跃的这一代学者，他们中除少数人古代文化的基础较好，大多数也是80年代先打下‘西学’的基础，到80年代末以后，才来补‘中学’的课的”。而更让我不满和忧虑的，是精神境界的问题。我曾自嘲说我们这一代是“没有文化的学者，没有趣味的文人”，和我们的老师辈（即唐小兵这本《与民国相遇》讨论的民国那一代学者）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而对当时被称为“第三代学人”的四O、五〇、六〇后那一代，我在表示对他们“怀有极大的期待”的同时，也有严峻的观察。在1997年写的《我们欠缺的是什么》（收《压在心上的坟》）一文里，专门谈到了“文革”的失误造成的“历史的阴影在这一代学人精神气质上的消极影响”：“如有的学人（不是全体）身上或明或隐的霸气（对异己者的不相容），以至流氓气（把政治、经济斗争的手段用于学术，习惯于使用权术）；有的学人从消极方面接受教训，显示出自我精神境界与学术境界的褊狭和拘谨，或自觉、不自觉地依附（美其名日‘利用’）权势，趋同潮流，等等。”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自己这一代，还是下一代，我的不满，都不在个人，而是要检讨“由于本世纪（指20世纪）我们民族的种种不幸遭遇，也包括自身的失误，由几代人组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整体素质上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憾”，我强调，“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自我反省”，“我们正应该从‘自我否定’开始，迈开走向新世纪的步伐”。

因此，我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再三呼吁年轻一代“沉潜十年”，并将希望寄托于七〇、八〇后这一代，其实是期待在新世纪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生态和生存空间，新一代的学人能够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获得更为健全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整体素质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在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能否获得健康发展的关键。

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却证明了，我的这一期待，不过是一场美好而不现实的梦，本身就是我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的弱点的一个大暴露，．这又引起了我的新的反思。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时，我发表了题为《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收《致青年朋友》）的讲话，谈到我期待的年轻人“沉默十年”后开始发言时，我却在他们中间发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我当然知道，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的年轻一代中，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能量极大。坦白地说，这是我呼吁“沉默十年”时，绝对没有想到的：这里所发生的，正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悲喜剧。

我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却在几年后突然在网上传开。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也因此引发了新的思考：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我读唐小兵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所谈到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环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纪学术生态的变化，这可能是关键所在。

不可否认，和我们的时代相比，唐小兵这一代学人的成长环境，还是有许多历史的进步的：对世界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开放心态，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改善，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和平建设的社会氛围，都使得年轻一代在知识结构上显然比我们更为合理，在视野的开阔、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解放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更应该正视的，是新一代学人面临的学术生态环境并没有发生我所期待的根本变化，反而出现了更为严峻的问题。据小兵的研究和我的观察，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小兵所说的，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容易感受到生存环境与社会（包括家庭）期待之间的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耻辱感”（《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精神贵族还是知识工人》）。我在前述《寻找失去的大学精神》的演讲里也谈到，高校的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已经涉及教育的行政化、体制化问题。唐小兵文章里引述的应星的论述是同一个意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级课题、基地、学术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受到体制的追究”。小兵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样的行政化、体制化导致的学术腐败，“确实是支配当代中国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字化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的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充当“知识工人”，甘愿受剥削，就是设法挤进既得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

说到高校既得利益集团，又涉及应星文章里谈到的“学界新父”。我在1997年谈到第三代学人中某些人（当然不是全体！）的霸气、流氓气，对权势的依附，在他们掌握了与行政权力相结合的学术权力以后，就自然成了这场体制内资源争夺战的优胜者、既得利益者。他们在现行国家与教育体制里，实际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是作为“社会活动家型、政治活动家型的学者”，实际上充当了鲁迅说的“官的帮忙帮闲”“商的帮忙帮闲”，他们也借此获得或强化了自己的学术统治地位。二是作为垄断学术权力的“新父”，掌握学术选题、立项、评定和职称审定的生杀大权，在学术圈内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唐小兵有篇文章《学术批评的潜规则》，谈到了学术会议上的学术评议的圈子化、等级化、形式化及单向化，我也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些年总要逃避学术会议的原因。但在学院求生存的年轻学人却不能逃避，而必须遵循“学术江湖”的潜规则，如小兵所说，这样的“学院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对学术正常发展的阻碍，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外部环境的。小兵总结说，“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读到这里，我仿佛感到一股冷气袭来：我终于懂得我寄以希望的七〇后、八〇后的学人在他们出山以后的选择的艰难与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了。

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对于精神、思想、人性，对于历史、学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从精神的坚守，思想的自由驰骋与学术的苦心探讨，历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兴趣、快乐，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我曾经说过，对于学院派的学者，“学术本身就构成了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从学术之外寻找乐趣、意义和价值。我因此对年轻的研究生说：“如果你当了三年研究生以后，不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你无法迷恋于学术，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工作不适合你，那我建议你放弃学术，赶紧改行。这是很自然的选择，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自有自己的学术尊严，但也不必把学术研究神圣化、道德化。不能认为，放弃学术研究，就背叛了学术，就是精神的庸俗化。学术研究，不过是一批痴迷于学术的人进行的精神劳动。坚守学术，因为我感到快乐；享受不到快乐，就走人。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学术研究的承担》，收《重建家园》。）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面对学术生态恶化，学人分化这些严峻的现实，但也要以平常心去对待。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必须有自我反省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在学术生态没有根本改变、知识分子整体素质的根本性缺憾没有得到有效改正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人文科学，是不会大有作为的；而有了清醒于自己“不能做到什么”的前提，反而可以更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这个“做什么”的空间和余地，还是相当大的。唐小兵的研究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终于可以讨论小兵的这本《与民国相遇》了。但这篇文字已经写得太长，也只能简略地说一说。

这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是研究过程中随手写下的学术小品，但也表明了小兵正是他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阿伦特所说的“认真对待文化的人”，“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因此，他在写《与民国相遇》时，是有两个自觉的追求的。一是从民国学术前辈那里，汲取现实生活中失落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资源。比如《接续民国史学传统》里用韦伯的话形容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老师的“研究状态”：“没有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状态’，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并将先生的治史经验归结为“材料”与“思想”两条，“前者是苦功，后者是灵性，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因此，“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小兵情不自禁地说：“善哉斯言！”他是把这些看似常识，却很难做到的学术基本功学到手了。但小兵更要做的，是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比如他提出要“穿透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而窥知历史与人性的真相，进而呵护生命之尊严与自由”（《学人本色许倬云》）；要追寻“潜伏在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毛彦文的感情世界》），探索“解读历史人物精神世界和政治实践的新途”（《宋教仁与道德严格主义》）；要关注“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小人物的情感与记忆”（《书生吴宓的辛亥志》），书写大时代的“另类历史”（《摩登上海的另类历史》）；要通过“别出心裁的小叙述”，揭示“波澜壮阔的政治过程背后‘失踪了的历史”’（《从日常生活拯救知识分子的历史》），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大学史该如何书写？》），公共舆论空间（《民国报人的风骨》），文人交往的公共空间（《“单身汉”金岳霖的美好生活》《林徽因与“太太的客厅”》《文化上海的历史记忆》）；以“史识”为历史研究的“灵魂”，而“史识”又“建筑在广阔的知识结构、恢弘的历史视野、扎实的文本细读、深邃的历史思辨与苍凉的现实感等等之上”（《知士论世的史学》），等等。应该说，所有这些追求都贯穿于全书的写作中，这就使得这本原是研究“副产品”的小书的背后，有了一个更为丰厚而远未完全展开的研究新天地。我读了以后，既感到新奇：书中谈到的许多方面，都是我过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亲切：在学术追求上我们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我曾经说过，我们的历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遗忘”背后的历史观和伦理观》，收《幸存者言》）。我因此确定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的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大时代里的个体生命——钱理群作品精编总序》）。现在我在小兵的新书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历史观念与写作，真有如获知音之感。这大概也是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研究的真实状况：尽管每一个坚守学术的个人，都是孤独与寂寞的；但也总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够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挣扎着奋力前行。在总体上我们多少有些悲观、困惑；但进入具体的研究，我们又总能陶醉其问，享受创造的乐趣。让我们就在这挣扎与享受中坚守下去罢。

2015年11月6日至8日

穿越民国时光的交叉小径（代后记）

《与民国相遇》主要是我从2011年年初到2013年年底在上海《东方早报》文化版开设的“野人献曝”民国史专栏的结集，这个专栏是应该报文化版主编何涛之邀撰写，专栏编辑主要是朱洁树、梁佳两位女士。这个专栏前后持续了近三年，如今因要结集出版，重读这些在繁忙的教研与家务之余断断续续写下的文字，仿若有一种与“故旧”重逢的惊喜。这组专栏文字的主题大都聚焦在民国人物、史事、城市与文化，每篇的篇幅都不长，大约两到三千字，试图从一条条迷人而交叉的小径，穿越时光的丛林，进人民国的心腹与血脉。

“民国热”这两年已然有些退潮的意味，与此伴随的却是公共文化的式微。诚然，因对现况的不满乃至愤懑，而一味地讴歌甚至渲染民国的精气神，甚至不惜扭曲历史来迎合当下写作的价值需求，这自然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将民国说得花好月圆，又如何能够解释民国时期的战乱流离、死难与贫困，更无从解释像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冯雪峰、王元化、李慎之等这样的一时俊杰会选择“异议者”与“反对党”的角色。但矫枉过正也是“佛头着粪”，民国纵有千般不是，可也有其无从取代、也不容抹杀的迷人之处，乱世自有悲歌，可“国家不幸诗家幸”，乱世也有深情，乱世还有传奇，乱世更有古今中西相遇之后的灿然与妩媚，那些在不同的人事相遇之后所碰撞出来的碎屑与心情，恰恰是无从裁剪的历史细节。最温暖人心的，往往不是高歌猛进或悲情恸哭，而是低回的惆怅与不羁的涯岸。

林毓生先生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论断：学术是“比慢的志业”。在我看来，任何严肃的写作都应如此，而从事公共写作的文人群体更应以此自律自持。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群像》一书中论及作为最后的欧洲人形象的本雅明时，曾引用拉鲁斯（Larousse）的话指出：“文人者，尽管生活于书写与印刷的文字间，最重要的是，活在书堆里面，但绝不愿意为糊口而委身于职业性的写与读。不同于知识分子阶层的专家、专业人士的官员，或服务于政府，或以娱乐及教学服务于社会，文人总是力图超越于政府与社会之上。他们的物质生存建立在非劳动的收入上，他们的心智则是坚定拒绝政治与社会的收编。正是基于这种双重的独立，他们才得以拥有超然绝尘的态度，因此才有拉罗什富科对人类行为冷然的观照，才有蒙田洞见人情世故的智慧，才有帕斯卡思想格言式的犀利，才有孟德斯鸠反思的大勇与开明。”在这个文字“一发表就死亡”的极速时代，我更崇敬的是像王鼎钧、齐邦媛、北岛、高尔泰等前辈的写作态度，简而言之就是敬惜字纸，尊重文化，对写作有一份平淡的敬意，不操弄文字，不玩弄文化，不煽情，不愤恨，更不自恋，将所有对历史、文化与人生的思考倾注到平静如水的文字之中。在我看来，最高的写作境界都是相通的，它会让人体会到文化与精神的力量，更会让人从喧哗与烦闷的现实无限撤退到一个平静的内心庭院。这种撤退不是犬儒，更不是逃世，而是为了充盈一个更为丰沛与强健的内心，以韧性来缓慢地“穿透硬木板”一般的现实（韦伯语）。这是一种笔者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境界。

对我而言，这种面向公众的写作，是与一个更为宽广的公共文化视野衔接在一起的。公共文化包容事实，但又不为事实所拘囿，它应该具有超越与理想的品格。而对于民国史的这种书写，其实就是在给当代中国的公共文化建设灌注一些来自20世纪的养分。短的20世纪，自有其漫长的投影与流光。历史，尤其是历史的真相，从来就是建设公共文化最为重要的维度之一，而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观和历史知识，无疑仍旧处于一个被野史稗说、坊间传闻或意识形态所主宰的“蒙昧状态”，这从各大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各大学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都可见一斑。含混、模糊甚至错误的历史知识，让我们丧失了一个评判历史与现状的有效尺度，而对历史中权术与心术的“嗜血鬼”式的贪婪与迷恋，更是在腐蚀这个民族道德重建和心灵建设的一切可能性。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学者的过度专业化和体制化难辞其咎，当所有的考核只注重学术期刊的发表和科研课题的获取，80年代所孕育而成的“公共文化”和“启蒙的精神气质”就横遭困厄，而难以展现生机。当历史学家只注重在专业的权威期刊发表自己的成果，而忽视了将自身的专业知识转化成这个社会的公共文化的基石，并提高这个时代的普通知识人的历史文化水准，他们就没有多大的资格来哀叹民众历史知识的错乱与浮浅。

就此而言，我在《东方早报》撰写这样一个专栏，是有意从自己开始做一个小小的尝试，试图将自己在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中不能整合成鸿篇巨制的细节与感触，发抒为一篇篇可以滋养人心的文字。自2009年留校任教以来，我在华东师大面向不同专业本科同学开设了《回忆录、口述史与20世纪中国》和《现代中国传媒与知识分子》两门课程，引领年轻一代的学子重读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人物，并经常在课堂上展开或暴风骤雨或和风细雨般的讨论和争论，而我在讲述与讨论中也逐渐地澄清了自我的思路，并经常获得冥思苦坐时不易得的灵感。可以说，《与民国相遇》也是我讲授这两门课程之后的“并非多余的话”。比如《政治与人情的双重奏》试图讲述传统中国乃至民国的政争之中，仍旧不乏人情的留存，而到了革命政治一统江山之后，任何人一为“阶级敌人”，就变成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牛鬼蛇神”；比如我写曹汝霖的五四记忆与司徒雷登的燕京往事，都是试图将主流的（然而并非一定是靠谱的）历史叙述撕开一个小小的切口，从一个历史的横切面来重构和审视历史的多重面相；我也写新潮人物的“旧派”，旧式人物的“新潮”，如罗志田先生所言的“新的不新、旧的不旧”这种纵横交错的历史人物所折射的往往是难以被标签化的历史复杂性。对复杂性的认识、理解与接纳，或许是一个民族通过阅读历史走向心智成熟所必不可少的阶段。

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类的心灵就会在茫然中游荡。即此而言，取材于历史的公共写作未必不是投向未来的一束光线，而记忆是这束光线中最核心的光斑。一个曾经以史学作为哲学的民族，曾在漫长的岁月里依托于强韧而自足的历史意识支撑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乃至普通民众的人格结构，却在经历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及之后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狂潮之后，陷溺在一种去历史感的淡漠与贫乏之中。这种当下的生存实感，让我在面对阎锡山、宋教仁、沈从文、丰子恺、吴宓、张季鸾等各式人物的精神与生活时，有一份触痛于心而不忍他顾的留恋。或许只有当我们从这些细小的路径进入历史人物的底色与心灵时，我们才可能真正与那些覆盖在主流叙述上的空洞硬壳告别，才可能切实触摸到那些隐含在历史深处的真正的伦理性困境与文明的碰撞。写作是一种重温，写作也是一种告别，写作同时也是为了在历史中找寻那些我们愿意与之为伴的人和事，凝聚成一个弦歌不辍彼此温暖的精神共同体以使我们的存在变得真实、真诚和喜乐。

需要交代的是本书除了收录在《东方早报》撰写的专栏，另外还收录了十余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随笔》《新京报》《凤凰周刊》《书屋》以及香港《二十一世纪》上评论有关晚清民国著作的书评；此外，特别附录了多年前发表在广州省社会科学院《开放时代》上的一篇讨论民国时期的上海大学生群体与百乐门舞厅的长文，或许该文的标题中“象牙塔”与“百乐门”两个词语就隐喻了本书题材的两种取向，一为阳春白雪遗世独立，一为和光同尘声色犬马，二水分流之后却是百川入海，最后汇流成民国历史的大江大河。“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或许有了“故国”“空城”和“寂寞”，我们才勉强找到一点点民国历史的苍凉余味吧，愿这些在不长不短的时光里写下的或长或短的文字，带着历史的体温与余光，穿越物质的迷沼与精神的迷宫，终将抵达它们能够召唤的读者。

德高望重的前辈学人钱理群教授，得知我即将在三联书店出版此书，在繁忙的研究与写作中拨冗赐序，为笔者撰写了长达八千余字的序言，对我的公共写作和学术研究勉励有加，自然使我感动不已。他在序文中的这段话，我特别想摘引出来与我的读者朋友共勉：“尽管每一个坚守学术的个人，都是孤独与寂寞的；但也总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够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挣扎着奋力前行。在总体上我们多少有些悲观，困惑；但进入具体的研究，我们又总能陶醉其间，享受创造的乐趣。让我们就在这挣扎与享受中坚守下去罢。”这就是我欣赏的为人治学之态度。本书能够在我素所敬仰的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无疑是对我教研之余从事公共写作的最高肯定，而《读书》杂志编辑饶淑荣女士以及本书责任编辑李佳女士为这本小书的出版倾注的热忱与心血，更是让我切身感受到一个有着悠久人文传统的出版机构的专业与敬业，我也在此对两位编辑深表谢意。此外，我的朋友兼师弟黄胜春，华东师大历史系本科生张艺凡、田楚翘同学为本书的插图颇费了一番工夫，我也由衷地感激。感恩所有让这本小书来到世间的人，也期待着所有与这本小书相遇的读者朋友能不吝批评指正。

2016年春作者谨识于华东师范大学樱桃河畔

我读了以后，既感到新奇，书中谈到的许多方面，都是我过去在研究中未曾注意的，又感到亲切，在学术追求上我们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我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关注、研究的中心，始终是人，人的心灵与精神，是大时代里的人的存在，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感性的存在；我要处理的，始终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追问背后的存在的意义与人性的困惑；而我的写作，也始终追求历史细节的感性呈现，具有生命体温的文字表达。现在我在小兵的新书里，也看到了类似的历史观念与写作，真有若获知音之感。——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