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历史学上许可把一年的定义延伸一下，那么从1775年4月列克星敦（Lexington）和康科德（Concord）的枪声到1776年7月通过《独立宣言》，这中间的15个月就能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最为奇怪的年份。说它重要，是凶为美国独立的基本理念以及建立独立的美国共和政体的政治议程在此刻首次变得毫不隐晦。说它奇怪，是因为虽然人们在死去，城镇烧成白地，女人被强奸，间谍和叛国者被抓捕并执行死刑，北美联合殖民地（The United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的官方姿态却还是保持着对英国王室不渝的忠诚。

北美殖民地居民这一年是活在谎言和幻觉中，还是在精心策划着最终的政治答案，这是个好问题。但是1776年6月当托马斯·杰斐逊开始起草《独立宣言》时，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意味深长，可作为对过去一年的准确描述。“若真要审慎地来说，沿袭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南于无关紧要的和一时的原因而撤换的。过去的一切经验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还是情愿忍受，而不会为了争取权利而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形式。”杰斐逊抒情地描述了一个非凡功绩：让爆炸以慢动作发生。

毕竟，一般来说，审慎并不会被列为革命美德。从表面来看，“谨慎的革命”这个想法本身似乎就是矛盾的。标准的革命故事多半都会讲述一群绝望的人，性情冲动，怀着乌托邦的理想，特别确信历史正走向何方，无法遏制地要赶快实现目标。实际上，在革命的路上踌躇犹豫一般被认为是反革命的。

如果这就是标准革命故事的要求，那么关于美国革命就顺理成章能得到下面两个结论中的一个：要么这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只是（也可能不只是）一场殖民地独立战争，是现代世界的第一场殖民地独立战争，但并不是社会秩序的根本转变，世界也没有因此而永远改变；要么这是一场奇怪的革命，并不符合寻常的标准模式，因为这场革命中大多数领袖都确信，变革的步子必须慢下来，最激进的革命承诺必须延迟实现。结果就是另一个矛盾或者是一种悖论：一场渐进的革命。

简而言之，伴随着脱离大英帝国的决定而来的，是为襁褓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准备的一份货真价实的革命日程表。但是最优秀的领袖，尤其是约翰·亚当斯，坚持推迟革命议程，在有些情况下还把计划延迟剑遥远的将来。不要像左翼史学家推论的那样，认为这样的渐进策略是道德和政治上的失败，并相信这一推论不言自明；我的意见正好相反。我的判断是，让美国革命以慢动作进行，是深思熟虑的决定，是政治才能的创造性发挥，美国凶此避免了血腥而混乱的灾祸，而在其后发生的法围革命就未能躲过这一劫数。

所以，在这不可思议的年头，伴随着政治上的隐忍开始了一场全面战争。一个同样不可思议的模式也开始显现，它确立了独特而审慎的框架，美国革命得以在其中推进。大陆会议的重要人物约翰·亚当斯和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是这非凡故事的主角。托马斯·潘恩非常适合更为常规的革命模式，但在这里他只是例外而非规范，只是暂时不可或缺，但终被丢弃。在这个有利的时刻，亚当斯和华盛顿的领导体现出重大的创造性，保证了美国革命——以现代话语说——以谨慎的速度推进（"with alldeliberate speed"）。（P28-30）

约瑟夫·J.埃利斯是近来出版界美国建国风潮的教父。……在近几十年来，建国者们的思想已经成为美国政坛上人人争夺的橄榄球。政策制定者、演讲撰稿人和法理学家，都喜欢引用建国者言，好证明自己观点的合法性。而这本书的第一步，就是把读者领出“后见之明”的领域。埃利斯要求读者带上质疑和诧异，去领略这段胆识和奇迹缔造的历史。

——《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

埃利斯是篇章式历史写作的宗师。在《奠基者》《美国创世记》《杰斐逊传》等书中，他摒弃了时间连续的叙事，追求对一些具体事件、时间段重点聚焦。埃利斯这种拼接性的风格使人读起来兴味盎然。“叙事是最高形式的历史分析。”他说。随着书中叙事的展开，他的分析也逐渐浮现，这是他的文笔中引人额酋称是的精妙艺术。

——H.W.布兰兹 美国历史学家，著有《里根传》。

1775年到1803年，美国的建国历程延续了28年。在此期间，合众国宣布并赢得了独立，开始了一场至今仍未结束的社会面貌的渐进革命，发明并实施了独立发展的民族国家政治体系，关于如何在这个体系中更好地生活的对话也已制度化，真正的大陆帝国的前景变得可行。这些都是首开先河的巨大成就。

在悲剧的一面，奴隶制在波托马克河以南牢牢扎根并向西无情蔓延。密西西比河以东原住民生机勃勃的生存走上了灭绝之路。一方面，之前认为几无可能甚至绝无可能持续的美利坚共和国现在看来很可能延续。另一方面，关于奴隶制存亡的派别斗争看来不可避免。美国建国时影响深远的成就与持续的失败都已就位。

关于建国年代有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解释，认为建国是“民主制”与“贵族制”之间的冲突。但如果前面讲述的故事基本正确，此种阐释就有致命缺陷，因为包括杰斐逊在内的所有国父都没有将民主作为美国革命的目标。整个建国年代，“民主”都是用来抹黑对手的贬义词，用于指控其煽动民众或蛊惑群众。活得足够长的国父——亚当斯、杰斐逊和麦迪逊——都见证了民主文化的早期表现，都感到茫然而失望，自己辛苦赢得的共和同竟然被不相干的力量腐蚀了。

建国的核心问题并非合众圉应否成为民主国家，而是应否成为可行的民族国家。主要的观念差异并不是精英主义者与平等主义者之间的冲突——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是精英主义者——而是主张联邦政府拥有完全主权的人，与急于保存各州对内部事务主权的人之间的冲突。杰斐逊1800年当选总统，后一种观点获得胜利，其中确有民主的内涵，主要表现为限制联邦政府对个体生活的权威。但这也消灭了政治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所有机会。奴隶制是建国时最明显不民主的一面，解决奴隶制问题又正好需要强大的联邦权力，杰斐逊主义者却认为此种权力是对自己原则的背叛。另外，并非偶然，这也使道德地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在政治上不可能。

整个建国年代都证明空间是美国最不可或缺的优势，认识到这一自然优势则为三个最具创造性的时刻提供了时机：华盛顿决定放弃传统军事对决而选择拖延战，使英国占领军获胜的条件无法实现；麦迪逊的反直觉观点认为大型共和国比小型共和国更稳定；杰斐逊意识到尽管拿破仑军事力量强大，法国军队也无法阻止美国人在路易斯安那领地定居，而吞并这片广阔的土地又能证实麦迪逊关于扩展共和国的观点的可行性。

刻意模糊的主权问题也同样有创造性，尽管这种创造性不在于人们的刻意决定，而在于对该问题无须决定的意识。联邦与州的主权之争是建国年代悬而未决的议题。如果当时想强加一个确定答案，很可能已将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避免做决定，允许不同答案并存，建立政府的目的也悄然转移，从终极仲裁者成为持续的对话框架。贯穿18世纪90年代的党派争吵也显示，也许除了麦迪逊，其他国父都未能充分理解自己创造的现代论辩语境。

建国在最基本的意义上获得成功，美利坚共和国历经了最脆弱的发展阶段。克服重重闲难后，两方文明史上最自由的民族国家在这个星球上最为广阔且资源丰厚的一块土地上牢牢建立起来。由于地理和年代上的好运，这片土地如同天赐。新兴的美利坚国家的政治形式更多是人力所造，和所有的人力创造一样必有缺陷，最显著的是普遍的种族偏见，以及未能预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文化多元理念。

但其政治基础设计新颖，稳定而灵活，特别是一开始就审慎安排了不断扩展的、自由的权力安排，给未来留下余地，使亚伯拉罕·林肯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得以加入国父行列。在此意义上，也许建国年代最有创意的行动是让时间和空间成为必不可少的同盟，就此将建国时刻延伸到未来，国祚绵长。

前言

序言 建国回顾

第一章 肇始之年

第二章 凛冬的考验

第三章 立宪论辩

第四章 与原住民的约定

第五章 反对党之谋

第六章 购地

后记

注释

致谢

引发了我的思考并促成这本书的，是读者的一个问题。当时我正在为《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一书巡回签售，并做演讲，正好赶上总统选举和统计选票的争议。旅行的每一站都会被问及关于选举人团的问题。拜托，建国领袖们怎么发明了这么奇怪的制度？其他可预见的问题则更为哀怨。为什么我们得在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之间选择，200年前的选民就能在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之间选择？

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以标准的审慎学院风格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我解释说，拿过去和现在比，本质上不公平。那些“创世时在场”的美国政治家，率先出场，具有压倒性优势，享有怀旧光环和偶像地位，后人难以企及。而一旦你对1800年那场选举有所了解，知道那是美国历史上最肮脏、最有争议的选举之一，就不太会再把亚当斯和杰斐逊奉为政治圣徒，也不会将建国的年代视为质朴的政治乐园。

虽然这些话从历史角度是对的，但对大部分听众来说则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似乎决心要将建国一代当作金本位，目前的政治领袖相对而言则是劣币。最终我决定迎合他们的偏见，讲了一段亨利·亚当斯（Henrv Adams）的相关评论。如果你全景式地回顾所有美国总统，亚当斯开玩笑说，你就不得不认为，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正好弄反了。

作为修辞技巧，我的回应获得了满堂彩。我抖了个包袱结束了询问，也排除了继续对话的可能。但从学理上来说，我的答案只是个小聪明，除了肯定建国一代在美国历史发端时的优越地位，并没有提供任何说法来解释他们的创造性成就。我也尽力警告大家不要将他们看成半人半神，但我的回复还是将建国时代神化了，仿佛那是很久以前，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就存在的朦胧乡。

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却没有回答，甚至没有问出来：如果你相信18世纪最后25年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政治创造力的篇章，但又宣布拒绝用神意介入来解释这一创造性时刻，那么除了狗屎运之外，还能怎么解释美国建国这一成就？简单地说，美国建国是怎么发生的？

本书中我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起初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多方位的，对政治创造力的单一定义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圣经般的宏大定义，也就是将其视为无中生有的创造，则完全不妥。我采用的方法和《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中类似，假设叙事是历史分析的最高形式，那么通过聚焦某些重大时刻，来讲述其中的故事，我就最有机会遭遇并捕获我的猎物。

后来我发现，我讲述的有些故事既是关于成功的，也是关于失败的，因为当时建国者们面临的某些问题本身无法解决，有的问题又没有唤起他们的创造性能量。同时也存在讽刺的一面：有些问题处理得令人钦佩，但同时也关闭了解决其他问题的通道。例如，建国者们通过限制联邦政府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力，挡住了独裁的威胁，但这么做的同时，结束奴隶制或者公正对待印第安人也变得不可能。

因此，这个故事讲述了胜利，也讲述了悲剧，实际上是关于它们不可分割的共生。写完这本书，我还是相信，在那样的历史时刻聚集了这些政治天才，今后确实难以逾越。亨利·亚当斯的俏皮话虽然幸灾乐祸，也并非全无道理。同时我也感受到一种历经磨炼后的欣喜，不时地希望国父们确实是半神，能行神迹。然后我忽然警醒并认识到，如果他们完美无缺，就没什么可以教给我们的了。然而他们可以。

1775年-1803年是美国成为美国的28年。这28年间，它是一个脆弱的、前所未有的新国家，和那个严酷的时代展开了搏斗。经过几场军事、外交、政治、思想的交锋，美国找到了它走向强大的源动力；而此时留下的历史遗憾和隐患，也成了历来美国南北分歧、种族冲突的根源，直至今日。

在约瑟夫·J.埃利斯著的《美国创世记(建国历程的胜利与悲剧1775-1803)(精)》结构新颖的美国史中，个性鲜明的建国者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风云际会，以6幕“最美国”的历史剧阐释了美国的创立之路：

1.1776，费城，点燃革命之火并宣布《独立宣言》——美国自由精神的由来；

2.1777，福吉谷，革命军最寒冷的冬天——美国独立战争制胜之道的发现；

3.1787，费城，美国联邦宪法的全国大辩论——超越分裂，建立联邦制度；

4.1789，印第安领地，和印第安人立约——保护原住民的努力及其失败；

5.1791，纽约，国内政治分化、冲突再起——美国两党政治的诞生；

6.1803，巴黎，从拿破仑手中抢购路易斯安那——美国向西扩张之路的开启。

到了1803年，欧洲人渐渐不再认为美国是一个随时会崩溃的共和乌托邦——相反，它也许意味着世界的新秩序。这一年，拿破仑将200余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那领地卖给了美国，他说：“我了解我放弃了什么，我极为遗憾。在两三个世纪后美国人对欧洲来说会太过强大……但如此遥远的忧虑，我无意顾及。”

“叙事是最高形式的历史分析”，作者约瑟夫·J.埃利斯如是说。《美国创世记(建国历程的胜利与悲剧1775-1803)(精)》彰显埃利斯书写政坛风云的杰出功力，熔故事性和思想性、历史和反思为一炉，深刻再现了18世纪美国政治原则和权力之争，让你快速把握二百年美国政治的历史和精神源头。

这是关于美国你首先要了解的一些事。美国国父太多分不清？去华盛顿、纽约参观不知道看什么？《常识》《联邦党人文集》《论美国的民主》读不进去？看这本书，就好了！埃利斯以其特色的篇章式写作，重点讲述了美国早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为我们了解美国提供了丰富有益的参考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