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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者生来便是幸运的，不幸者需要为重生而奋斗。这是我与我的极品室友同窗四年得出的一个结论。我一直认为这个结论非常反动。
我与我的极品室友初识在入校报到那一天。当时的京华大学里乐声阵阵，彩旗飘飘，全国各地新晋的才子佳人们守着一地的行李堆，在报到处楼前的空地上排队等候。我作为一名优秀的首都青年轻装简行当然来得……哦，当然……挤到最前头。小窗口后的校方当局似乎也知道我很骄傲，我一从前面排队那人的旁边递进去我的录取通知书，他们就赶紧给我一枚校徽和一把带着毛刺的铝钥匙，让我走好。
我捏着钥匙望着楼号，穿过校园走到另一个校门的附近，找着了我未来四年的宿舍楼。走进一幢陌生的楼，站到一个陌生的房门口，伸钥匙捅开一个空无一人的房间，那个感觉相当好。可是我进来一看屋子这么小，除了铁架床还是铁架床，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心里开始有点儿堵。送走我爸后，一时间我怔怔地打量着手里的“入住条”：上面写的是4号，对应我床铺的位置就是在门口。这个位置很不好，门一开，从楼道里就能看到我的床，一点隐私也没有；且有风，又吵，还有味儿，不频繁地起来关门肯定无法睡觉。为了把这残酷的现实对我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决定占据最有利的位置，住到窗户下头，而且要在左手。这样，我趴桌上写字时，笔尖处不会有我手的阴影。可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过于精明了，因为尽管我上的是中文系，但我基本上不会写字，只会一指头一指头地敲电脑；而且最为要命的是，同寝室的，外寝室的，不管是找我说话还是找别人说话，都爱坐到窗下的床沿上，这就搞得我的床单总是又脏又皱。
但当时我并没有预估到这些弊端，只想到了或许有的好处，这让我很激动。我把窗户左边墙上的床号揭下来，跟门口的我的床号做了个对调，吐了点儿唾沫，分别贴好。然后去把门口床上我的被褥挪到窗下，码好东西，摆出一副舍头老大的架势，等着看被我欺负的是哪个倒霉蛋。他若乖乖认了，这事就算搞定；他若提出异议，免不得一场争吵，我首先要从气势上把他压倒。这可能是本市的学生，报到又来得早的一点儿好处吧。
我抽了半支烟，还不见有人进这屋，心里有点儿烦躁。叼着烟，我趴到阳台上往外找。阳台正对着一个丁字路口，但见俊男靓女，过市招摇；拉杆行李，呼隆隆乱跑……我是一个善于捕捉亮点的人，犀利的目光穿越扰攘的人群专抓向美女，评估她们的高矮胖瘦。
这时候人群中出现了一个大步奔走的男的，衣衫灰旧，模样老土，背上歪扭着一个牛仔旅行包，手拎一个杂物巨多的大网兜。我心想这谁家这么腐朽，搬行李还请一个民工啊！我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兴致，硬生生拔开俊男靓女群中的这颗钉子，继续狂追美女的身腰。
我正看得出神，房门猛然“咚”地一声大响。惊回头看时，刚才我看到的那个民工，居然进了我的屋！我惊讶地往回走，那民工飞快地打量了一下床里墙上贴的床号——感谢上帝，那张小红贴纸还没被风吹下来——把行李搁到了门口我的那张床铺上。看他的年纪并不算大，我猛然醒悟，他不是民工，正是我等待中的冤家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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