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作者民国著名报人陶菊隐先生,后专门从事近现代史研究,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主持《辞海》近代史条目的编写工作。陶先生亲历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的敏锐、责任感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著成书写“孤岛”信史的封顶之作。
无论国际大国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还是租界百姓水深火热的民间疾苦,无论政坛名流罕为人知的隐秘传闻,还是经济活动背后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作者均以记者的责任感进行全景式记述,更不乏犀利热辣的分析。
本书初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面世后即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今由中华书局再版,在文字订正和图片补配上进一步精雕细琢,被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百种经典抗战图书”,不啻为对陶先生与中华书局深厚友谊的最好纪念。
《大上海的孤岛岁月》是作者陶菊隐通过亲身经历、实地采访而著成的一部历史见闻类著作,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社会现状:日本侵略者令人发指的凶残暴行,卖国投敌者丑态百出的粉墨登场,国民党政府面对日寇的态度,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付出的努力,人民群众在“孤岛”的艰难生活,构成一幅凝重悲壮的“孤岛”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的全景画卷,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推出此书,更具有强烈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炮火中的上海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自1931年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蒋介石对外坚持不抵抗政策,对内疯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使中国面临外寇深入、河山破碎、遍地烽火的最严重的局面,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36年,国民党爱国军人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影响下,发动了“西安事变”,把当时在西安布置进攻解放区的蒋介石扣留起来,迫使他接受联共抗日、开放言论、释放被捕爱国人士等条件。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成了。
蒋介石从西安回到南京后,仍然不作抗日的准备。他先后派蒋作宾、许世英为驻日大使,对于日本侵略者所提的“中日经济提携”、“中日共同防共”等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对于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希望存而不论;对于华北问题,只求表面上保持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可以接受日本侵略者所提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实际上他是愿意放弃东北、华北以交换日本侵略者不向南方进攻,以保持其偏安一隅之局。但是日本侵略者并不谅解蒋的处境,一定要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调整中日邦交”的先决条件。蒋如承认这个条件,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不会答应,南京政府必将迅速垮台,因此谈判陷于僵局。
1937年春天,国民党政府派孔祥熙为庆贺英皇加冕特使,并叫他乘便到美国与罗斯福总统联系,随后又派张静江、胡适分往英、美两国活动,希望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使日本对中国的军事攻势适可而止。此时帝国主义已经分化为以英、美、法为一方和以德、意、日为另一方的两个敌对阵营,欧洲形势日益紧张,英、美两国无力兼顾远东,蒋介石依靠国际干涉以缓和日本进攻的打算也落空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北平(北京)附近芦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当地守军被迫起而应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七七事变”,即“芦沟桥事变”。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进犯吴淞、江湾等地。日军进攻上海,严重影响西方帝国主义和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四大家族的利益。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严切督促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派兵应战。至此,中日全面战争开始了。
租界中心的两场横祸 “八·一三”以前,上海的畸形繁荣正在逐步褪色,人口不断下降,社会购买力日益萎缩。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内,在马路旁的电杆子上,空屋出售或出租的告白日见其多,许多大房东用减租、让租(在租约成立之日起,三个月或半年内免付租金)或将房屋修饰一新等条件吸引新房客,但是过问者仍旧寥寥无几。市场方面,不少大商店登载“大拍卖”、“大放盘”的巨幅广告,宣称“不顾血本,推销存货”;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中小型商店甚至经常雇用音乐队吹吹打打,有的叫两个店员站在柜台外长凳上大声叫嚷作滑稽对口,吹嘘价廉物美,以招徕顾客。但是买货的人远比看热闹的人少。其他服务性行业包括旅馆、酒楼、舞场、出租汽车等,也都门庭冷落,大非昔日可比。
但是,“八·一三”的炮声一响,迅速改变了整个上海经济萧条的趋势。当闸北战火掀起之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立即宣布“中立”。国民党市政府当天由江湾新市区迁回枫林桥旧址办公。居住在闸北、虹口等处的外侨和中国殷实之家,就像滚滚浪花一样涌进到苏州河南岸来。沪宁、沪杭两铁路沿线的大地主、大豪绅也都纷纷集中到这个“中立”之区来。因此,尽管租界外炮火亘天,杀人盈野,租界人口却在直线上升,所有空屋很快就被填满了,优待新房客的种种条件也都被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租屋的顶费(“二房东”出租房屋时向房客收取的一笔费用。例如自己租屋三间,分出一间租与他人,这时住客必须预先拿出一笔钱来给二房东,才能租住,这笔钱就称顶费)和过户费。
P1-3
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著名记者、作家。自1912年进入新闻界,陶菊隐在多家报馆担任通讯员、记者、编辑和总编辑,写作了大量通讯、报道、特写、述评和专栏文章。1942年退出报界,专注于文史著述。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
陶菊隐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有“菊隐丛谈”(二十五册)、《孤岛见闻》、《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筹安会六君子传》、《督军团传》、《吴佩孚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抗战期间,陶菊隐蛰居上海,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写作了《天亮前的孤岛》和《最后一年》,于1945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81年,陶先生对二书重加整理,编为《孤岛见闻:抗战时期的上海》,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以独到的眼光、生动的笔法,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记述了1937年至1945年间上海孤岛时期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蒙陶菊隐先生后人慨允,我们对此书重加校订,编配了各章的小标题,增加了100多幅历史图片,更名为《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于2005年重新出版。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本书被列入中宣部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制订的“百种经典抗战图书”重印再版计划,今特重印此书,以为纪念。陶菊隐先生一生著述之绝大部分都交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再版,是对陶菊隐先生的纪念,更是他与中华书局常年合作而留下的深厚情谊的延续。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