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人才特区，是我国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是改革开放的窗口，也被誉为“中国的硅谷”。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关村已经聚集了以联想、百度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近2万家，构建了“一区多园”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成为首都跨行政区的高端产业功能区。中关村是北京的标志，也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标志，书写中关村对北京意义非凡。

宁肯著的《中关村笔记》为非虚构文学写作，文学的规律便是在历史中发现人、表现人、阐释人，没有一代人的崛起不可能有大国崛起。

宁肯著的《中关村笔记》以人物为经纬，选取中关村如柳传志、王选、冯康、吴甘沙、冯军、程维等不同时代成就卓著的代表人物，通过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有如编织不同的乐章，展现每位先进人物怀抱理想、搏击奋斗的艰辛历程，展现大国崛起的精神，展现一代人的中国梦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实。

序

冯康构图（1）

手记一：沉默的基石

第一人

手记二：偶然性

未来的引力

手记三：时光

战风车

手记四：火山

联想中国（1）

手记五：历史

冯康构图（2）

手记六：冯康学派

MS-2401

手记七：另一种家学

千年之约

手记八：千年装置

联想中国（2）

手记九：所有的影子

王码

手记十：汉字精神

冯五块

手记十一：底层的精神

冯康构图（3）

手记十二：铜像永远屹立

联想世界（3）

手记十三：泰山

KV300

手记十四：疾病与创造

Internet

手记十五：去日留痕

联想世界（4）

手记十六：《蓄势》

万物的指纹

手记十七：新一代人

车库咖啡

手记十八：中关村，北京

分享或共享

手记十九：创业，创新，不会止息

后记

附录

冯康是谁

1960年3月，春寒料峭，北方的雪尚未消融，一天早晨，一队解放军士兵穿着厚厚的冬装，来到中关村南街中国科学院计算所。不久前这里还是庄稼地，现在是中科院办公区，连片的灰色办公楼在更广阔的田野构成独立的超现实的街道，有点“天空之城”的味道。此前，中科院诸多院所分散在老城，计算所原来一直在西苑大旅社办公，租了四层一层，1958年成为“天空之城”的一部分。办公楼很新，但因为是深灰色，不显新，很低调，仿佛科学本身。

士兵没带武器，倒是带着挎包、文件包，有的帽子下边还戴着白边眼镜。尽管没带武器、文质彬彬，但这小队士兵看上去仍不寻常。这是科学重地，灰调，安静，士兵的到来又平添了一种神秘的类似基地的气氛。如果是一两个士兵，只是颜色有点跳，构不成什么，但如果是七八个，一队，就是武装力量。

士兵到了三楼，见到了同样神秘的冯康。冯康个子不高，甚至有些驼背，但是目光平静，淡然，带着士兵上到五楼。门卫对士兵重新一一核验证件、相片、介绍信，比进楼门时还要严格，冯康耐心等待，有时看一眼窗外。履行完所有程序，冯康带着士兵到五楼自己专用的办公室。

是的，这是冯康在五楼的办公室，在三楼还有一个。这个办公室的不同在于没有任何标识，只有编号，803，没人知道这数字是怎么回事。这层楼所有房间都只有编号，如果你想按标识寻找办公室根本不可能。办公室的里面也没有任何特色，甚至看不出这个办公室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是“绝密123”特别任务组（简称“123”任务组）办公室，绝密，整个五层都是绝密。士兵们像在基地一样站得笔直，甚至更笔直，没有坐下，一直站着，排成了弧形。冯康坐在办公桌前，如同将军一样，问了“21基地”的生活情况，比如吃什么，事实上已超出了范围。冯康当然不是将军，是数学家，但他的眼中却有类似的东西。

冯康是三室业务指导，指导着下面七个任务组，后来又增加了“123”任务组，单列，没进入任务组序列。七个任务组都分布在三楼，有十几个房间。单列的“123”任务组在五层，这样冯康就有了两个办公室，三楼一个，五楼一个。这个任务组的人可以随便到三楼来，三楼的人却不能随便到五楼去，除了冯康。冯康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接受检查，倒是他有时检查一下门口的士兵。

“123”任务组下面又分三个小组，分别是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与冲击波数值计算小组。此外，五层是机房重地，有两台计算机—103机、104机，占了两个很大的房间，这也是五层戒备森严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时，整个中国就这两台计算机。

冯康带着士兵看了机房，将七个士兵分到了三个小组。三个小组分别与导弹、原子弹、卫星相关。来自“21基地”的士兵也不是普通士兵，脱了军装与五层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也没什么不同，他们也都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来自一流学校，北大的，清华的，哈军工的。

但既穿了军装，又来自遥远的基地，他们就是纯粹的军人，他们一丝不苟，脸带着风霜，大自然的作用非常明显，即便戴着眼镜。不过因为年轻，他们的脸色不是黑而是红，红扑扑的。苏联专家撤走了，他们来到中国最高的数学殿堂，求助这里的数学家。他们站得笔直，动作干净利落，不时条件反射地敬礼，每见一位老师都毕恭毕敬，军容毕现。他们来这儿工作，学习，完成肩负的任务。他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也是“21基地”。

“21基地”，世界上最神秘的基地之一。类似的基地，美国有“51区”，苏联有“塞米巴拉金斯克-21”，英国有“马加林”，法国有“穆鲁罗瓦”。“21基地”下辖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场，建在马兰，一个在当时中国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马兰位于新疆中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乌什塔拉镇南五公里，北临天山山麓，西邻博斯腾湖，东托罗布泊—中国核试验场，系戈壁大漠的边沿地带。事情开始于两年前，1958年8月，张蕴钰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核试验部队主任，翌年1月张蕴钰陪同总参总装备部部长方毅、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由北京飞往新疆戈壁大漠，在已确定的罗布泊场区进行空中视察，回来后形成在此建核基地的报告。国防部批准了报告，并通知新疆军区，0673部队进驻新疆。部队走着走着，在和硕县乌什塔拉以南一块白地停下来。这里虽无可耕地、无草木，但地下水源十分丰富，位置也大体合适，东距试验场区250公里，北靠天山，西20公里处有博斯腾湖；处于戈壁大漠，这里有很少一点马兰草，那就叫马兰吧，马兰从此得名。不到两年，这里有了医院、学校、招待所、办公楼、宿舍、礼堂、广场、军人服务社、汽车修理厂、军用机场，笔直的马路两旁白杨树高大挺拔。从此，世界多了一个神秘地区。

基地与1957年中国和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有关，根据协定，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与图纸资料。翌年中国负责核武器研制的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九所）在北京成立。“21基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但是刚刚起步不到两年，1959年苏联方面致函中国，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随后又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的一穷二白立刻暴露无遗，穷不用说了，白，具体在原子弹研制上来说，就是没专家。无奈之下，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临危受命，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在苏联专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驾马车”，这至关重要，幸好中国有这三个人。然而，事实上他们这三人都不是原子弹专家（而计算所三室的冯康更不是）。王淦昌仅是理论核物理学家，彭桓武也是，两人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取得过杰出成就。郭永怀历任九所副所长、九院副院长，主要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接受原子弹任务时，他领导的九院一无图纸，二无资料。

九院的依托单位是中科院计算所，这是必然的，共和国最杰出的数学家在这里，不找这里又找哪儿呢？事实也是这样，一个国家的科学院是这个国家的发展后盾。九院交给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确切地说是三室，大量计算任务，如原子弹圆爆的冲击波、部分流体力学，不仅原子弹，同时还有导弹，两者是不可分的。这是个特殊的任务，尽管从７个任务组抽人成立了“123”任务组，尽管那时整个国家仅有的两台计算机—103机、104机都放在了计算所，但有关原子弹，特别是具体到原子弹的圆爆冲击波，以及与导弹相关的流体力学，数学家们都没接触过，更何况所里大部分是年轻人，有的甚至比来自“21基地”的士兵还年轻，但是三室还是接下了任务，冯康作为业务指导。P3-7

“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儿。”这是著名的马诺里的回答，一个登山家的回答，所以著名是因为听上去像句废话，什么也没回答。为什么要写中关村?想来想去，我发现我的回答也类似，因为它在那儿。

很多年了，中关村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当我不思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熟悉它，一旦思考又是那么陌生。它存在于北京的西北部，天气好时，特别是在一场大风之后，当我看到中关村或上地，也会同时看到西山。看到落日，火烧云，云蒸霞蔚的下面远山与建筑峰起，玻璃幕墙反光，自身也在发光，有种科幻性质。远看如此，走近更是如此。

2015年我开始频繁走近它，穿越它。这之前，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我在一本书的边上写道：“再次走出文学，像又上一次大学，在飞往武夷山的飞机上开始了。”那是2015年4月21日，我在飞机上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一本写硅谷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这样的书从来不会出现在我的书单上，特别是对于长年阅读现代主义小说的我，这样的阅读简直如天壤之别。卡夫卡或卡尔维诺与硅谷有什么关系?(其实或许真的有些关系。)但是，2015年，我突然想改变自己。一个人在某种尽头待的时间久了，就想在另一种尽头解脱。快20年了我一直浸润在文学里，浸润得太深了，都浸透了，浑身都是敏感。我需要另外一种东西，一种类似岩石的东西。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走出文学，由一个诗人变成了广告人。五年之后返回文坛我曾写下《一个传统文人的消失》一文，谈及“跳出文学，从外部看文学，让我获益匪浅”。此后我连续写了五部长篇小说，又变成了一个传统的文人。

我在飞机上写道：“当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如硅谷世界，你再次发现文学的边界，你站在界外看文学，又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因为山在那儿，中关村在那儿，我要读一种完全不同的书，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读《这里改变世界》。这书在最后竟然谈到了中关村，那时我开了一个关于中关村的书单还没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拿中关村与硅谷做了比较．当然也谈到了以色列的高新技术区，对以色列无条件地进行了赞扬，对中关村则多有质疑。黛博拉·佩里·皮肖内写道：“对于正在崛起的东方巨人能否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国际舆论的观点并不一致……中关村自身的一些短板，比如这里的移民人才较少，限制了它与硅谷竞争的实力……联想超过惠普成为全球最大个人电脑厂商，这是几个世纪来中国首次在科技产业中登上全球第一的宝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关村生力军对阵硅谷老牌明星的一次胜利，不过硅谷的领先优势已转向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企业战胜的只是过去的硅谷．并非未来的硅谷。”读这些话与我过去的阅读实在完全不同，完全是两个语境，但也在重构着我，我要的就是这样。当我读到“在硅谷的创业者中，中老年人远远多于年轻人”，更为惊讶，黛博拉·佩里·皮肖内说：“创业最活跃的人群是在55至64岁之间。”2015年我正好56岁。

其实，很多时候，质疑比肯定往往更有意味，更能看出某种东西，比如中关村在世界上的分量。黛博拉·佩里·皮肖内对中关村的评价说实话比我高，那时我还不知道世界上在争论中关村是否已成为新的世界创新中心，中关村已是世界三大科技创新中心之一。那时我只是觉得中关村作为北京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京，改变了中国，它在那儿，像山对登山家一样，对我构成了挑战。如果我要改变自己。跳出文学，中关村再合适不过。连带着我也必然先要了解硅谷，了解硅谷的雅虎、谷歌、思科、苹果、甲骨文，从更远的地方看文学，看小说，看文学和世界的关系。

年中《小说月报》有个采访，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我说正在同时或交叉读一些文学之外的书，一本是黛博拉·佩里·皮肖内的《这里改变世界》，一本是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还有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它们让我找回了文学之外的感觉。

阅读之后我开始频繁出入中关村，来到陌生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内部是陌生的，外部也一样陌生，哪怕你到过多少次它的外部。或开车，或坐地铁，或骑电动自行车，我成为中关村的一部分，中关村也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穿过中科院棕色的物理所大楼来到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国家重点实验室，瞻仰已故的数学家冯康的铜像，听冯康的同事、弟子谈冯康，谈许多年前的往事，许多人都是院士，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院士。在方正大厦见到王选的秘书，参观纪念馆，听王选的一生。在融科资讯十八层见到柳传志，在创意大街见到吴甘沙，在车库咖啡见到苏药，在数字山谷见到程维……见的人太多了，以前一年也去不了一次中关村，现在一周就要去两次，甚至三次。中关村的“内部”就是中关村的人，每个人都是时间的深井，历史的窗口，哪怕80后的年轻人也像时间的隧道一样。当然，柳传志，王洪德，王缉志……这些老人，更是时间的宝藏。

我已彻底忘掉了小说，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当然，我会再次回到小说上来，也希望再有一种不一样的回来，那是另一回事。而这部笔记我愿是一次对太史公的致敬，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致敬。

从2015年4月开始的有关中关村的阅读，到田野调查，写作，以及最后的完成，时间不觉已过去快两年。正如在序言中我就提到，这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过程，改变自己的过程。离开了熟悉的自己，变成一个陌生的自己，穿行于中关村的高楼大厦，见各种各样的人，写从未写过的文字，几乎是另一个人了。非虚构是一种条件写作，面对的全部是已知条件，每天每时每刻你都知道该干什么；更像一种劳动，很少有未知的，想入非非的，漂浮的，自由翱翔的时候，因此很累。但这累是值得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收获太丰，不但完成了改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字，也仿佛在未来虚构的袋子里装了满满的东西。

很显然，没有方方面面的帮助不可能完成这次田野调查与写作，感谢中国科学院、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关村管委会、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感谢武艰、胡晓东，侯健美、郑俊斌，刘航、董长青、宋英英，丛中笑，韩敬群、韩晓征，感谢所有我读过的相关书的作者，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感谢时光赐予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