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日：事物有兴有衰，久盛必衰，新时期的作家经过长时间的倾射喷吐之后，势必要进入一个调整充实的阶段，期望作家保持长盛不衰的势头是不切实际的。
或日：中国作家创作前的准备并不充分，思想准备、文化准备、心理准备、艺术准备都未臻成熟的最佳状态便因当时社会的刺激与鼓动而匆匆挥笔上阵，短时间内虽然可以尽情发挥表现一番，但时间一长便要露馅了。
或日：这主要由于商业化经济浪潮的冲击，文学失去了社会的轰动效应，不少作家已开始弃文从商，转向了更有实惠的经济工作，其他作家虽然未“下海”但亦心神不宁东张西望难以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进行小说创作。
或日：现在的刊物太多，而刊物又趋名逐利，一些名作家的约稿应接不暇，写作的随意性和作品的水分日益加大，如果精简一部分刊物，小说创作的质量自然会上去。
或日：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语水平太低，对中国古代文学亦知之甚少，跟五四时期那些学贯中西的作家相比，非学者化的情况太严重，出现这种危机与低谷是非常正常的。
或日：现在文学创作的冷落景象是由于作家严重脱离广大读者造成的，一些作家迷恋个人的实验探索，严重脱离社会脱离人民，要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加强作家的人格力量。
上述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新时期文学的不足，自有其正确之处。我也承认这些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即使将它们整合起来解释“危机”的根由，不能仍令人满意。我认为新时期文学今日出现的疲软、滑坡和危机是一种先天性的病患，它的出现就注定它要进入一种“误区”，它的价值与“误区”分不开，它在“误区”中的突围和搏斗都有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文学价值。
由于新时期文学是一种“‘文革’后”的产物，而“文革”带来的灾劫和病灶绝不会因“文革”的外在形式结束而结束。它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是极其深重的，要消除这种影响远比它所进行的时间要长得多。这就注定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作家是在一种阴影之下的写作，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时时剔除“文革”思潮的种种潜在的或显在的腐蚀，而在剔除过程中他们又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起“文革”的思维和方式来，因而整个新时期文学实际上便成为一种剥离“文革”思想、剥离“文革”思维的过程。这种剥离和剔除最初是激动人心、淋漓尽致的，因而文学在很大的范围引起了轰动与反响，比如当初的“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但当文学将这些外在的表层的因素剥离之后，本当继续深入到文化、文化心理层次和灵魂的结构之中进行更为深刻也更为残酷的剥离，但这种剥离遇到了作家本能的抵触与社会的普遍忽视。文学在这个时候便出现了一种空转的状态，一方面它既不能在原有的轨道上继续运行，事实上已不可能进行这种运转，由于政治的逐渐明朗和公开，也由于历史问题澄清殆尽，文学已没有多少新鲜的货色提供给社会和读者；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愿意承担在过去的历史中所应肩负的责任，也不愿意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文革”产生的动因，而只认为“文革”的出现完全是政治上的一次失误，回避中国文化尤其是整个国民的文化心理与“文革”的内在联系。而这种回避又是一种无意识行为，这便影响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深度，使之缺乏更广阔丰富的历史内容和人性内容。因此，当新时期文学失去了对“文革”的剥离意识和对文化的批判意识之后，它就失去它所特有的力度和锐势，从而陷入一片疲软与贫乏状态。这也就是新时期文学出现危机的“病灶”。
P251-252
探讨新时期文学的局限和不足，是我酝酿了许久的一项计划，但由于当时不可能以书的形式出版，所以只能以零星的方式出击，因文章篇幅限制，往往不能尽兴。蒙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同志热情相邀，遂重新按照原计划来写作此书，只是由于书中的篇幅不是同一时态和心态下写成的，在组织时颇费周折，现在还可能留有一些裂纹和重叠之处。最为遗憾的是，本书中的好多问题未能从容地进行深刻而全面的论述，尤其是“绪言”部分中实际只是提出了问题，论述极为粗疏。至于其他方面的舛误，肯定会有，还望得到前辈、朋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至于我书中点名道姓所批评到的朋友，尤其是那些致力于先锋文学的朋友，相信他们不会计较什么。说实在的，这是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因为我觉得他们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大师。而他们却几乎在同时随心所欲地无端消耗极其宝贵的年华和才情。相信他们不会因为我的直言彻底萎缩，真的觞掉。有人曾把文艺批评分为“浇花”和“种刺”两类，我颇感有些可疑。光给花浇水会让它烂根，会影响它对阳光和雨露的吸取，种刺可以保护鲜花，还可以强化花的竞争能力。我也不相信文艺批评有什么“棒杀”的功能。真正的文艺性的批评从来不会棒杀一个作家，即使是那种非文学的批评和声讨，如果作家心态健康的话也不会被“杀”死，倒有不少作家在巨大的压力下写出传世之作。文艺批评其实是很软弱无力的，它有时只能满足自身而不能满足作家。真正棒杀作家的有两个东西，一是生活不能给予作家以基本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条件，二是作家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敌人。凡人之凡，庸人之庸，都在于被自己打败。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王蒙等老师的支持。《散文的瓦解》一节系是与费振钟同志合写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1989年2月于高邮百岁巷，时春雪绵绵
王干很年轻也很用功，近几年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既谈小说，也谈诗歌，既有综论，也有具体的作品和作家评说，并引起了文坛与读者的注意。
年轻人富有锐气，这种锐气自然要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王千很喜欢写批评性质的文章，批评一些正在被看好的作家，批评这个误区那个误区，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味道。文童虽然尖锐，用词也颇花哨，但还是力图进行带学究气味的文学学术探讨，主旨不在褒贬，更没有个人的亲疏恩怨利害，他盯着的是文学不是“人学”(借用此词，不是高尔基的原意)。所以即使被他批评得不无恼火的人。即使对这些文学问题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也还不至于在他文学观点文学探讨之外发现什么其他令人不快的东西。
语言(术语和名词)优美，批评尖锐，许多意见倒未必有什么“爆炸性”，他不怎么赶时髦，毋宁说他的某些文学见解还是相当平实的。就是说，他的文童并不怎么吓人，他的那些道理，还是好理解的。
1988年秋冬之际，我们有机会进行一些对谈，使我有机会当面听到比较年轻的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见解，谈起文学来当然就忘了年龄了。我只是发现，他读了不少书，他读过的一些书，我没有读过，当然，也有些我们那一代50年代“青年作者”家喻户晓的书，他没有读过，每一代人生长的文化环境读书环境不大相同，所以要多交流，“互补”一番。
他的一本书要出版了，令人高兴，便写了上述的话，祝福他今后获得更大的丰收。
1990年7月
王干著的《废墟之花(精)/王干文集》收入了作者两部专著。在第一部《废墟之花》中，作者对朦胧诗进行了全面、客观、深入的论述，使读者对于朦胧诗和朦胧诗人有一个整体、精准的认知，加之以朦胧诗代表作家的分析，使这种认知更加具体、形象。在第二部《世纪末的突围》中，作者以真诚的态度、清晰理性的文学逻辑对“世纪末文学”进行批评，文章真实地展现了这一时期文坛的弊病、文体发展过程中显露出的弊端、作家陷入的写作困境，评价公允恰当，弱点分析切中肯綮、掷地有声，让人大获裨益。
王干著的《废墟之花(精)/王干文集》收入了作者两部专著。第一部《废墟之花》介绍了朦胧诗的哲学背景、认知方式、理性支柱、心理机制、语言选择等相关内容，还对朦胧诗的代表人物顾城、北岛等的代表作品、风格特征进行分析评论。第二部《世纪末的突围》论述了“世纪末文学”发展过程中小说创作陷入困顿的情景以及产生这一困顿的原因和转机的可能，揭示出这一时期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文学体裁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弊病，剖析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遭遇的写作困境以及为其指明如何突破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