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驾车时套在牛马颈上的器具。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译文】郭林宗到了汝南郡，去拜访袁奉高，见面不一会儿就走了。去拜访黄叔度，却在那里停留了两晚。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叔度就如同万顷的湖泊一样广阔幽深，不能被澄清，也不能被搅浑，他的气量深邃宽广，实在是难以测量啊！”
4．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译文】
李元礼风度出众，品行端正，也自视甚高，他把在全国推行儒家礼教、辨明是非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后辈读书人中，有谁能有机会得到他的教诲的，都认为自己登上了龙门。
5．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译文】
李元礼曾经赞叹荀淑和钟皓两人说：“荀君见识卓越高明，人们很难超越他；钟君道德极其高尚，足以为人师表。”
6．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译文】
太丘长陈窆去拜访朗陵侯相荀淑，因为家中贫寒且生活俭朴，没有仆役侍候，就让长子元方驾车，少子季方拿着手杖跟随在车后。孙子长文因为年纪还小，就一起坐在车上。到了荀淑家，荀淑让叔慈迎接客人，慈明给客人斟酒，其余六个儿子负责准备食物。荀淑的孙子文若年龄也还小’就坐在祖父的腿上。当时的太史启奏朝廷说：“有真人往东边去了。”
7．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用称人父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译文】
有人问陈季方：“您的父亲陈太丘，有哪些功勋和美德，而能在天下享有崇高的声望呢？”季方说：“我父亲好比是一棵生长在泰山拐角处的桂树，上面有万丈的险峰，下面有深不可测的深渊；上面受到雨露的浇灌，下面受到深泉水的滋润。在这种情况下，桂树怎么知道泰山有多高，深泉有多深呢！我也不知道家父有没有功德啊！”
8．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译文】
陈元方的儿子陈长文有杰出的才能，他和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先分别论述自己父亲的功德，想分辨出两人的高下，但一直争论不出结果，便去询问他们的祖父太丘长陈寔。陈定说：“元方是哥哥，但未必一定胜过弟弟；季方是弟弟，但也未必不如哥哥。两人不相上下啊。”
9．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人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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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世说”体成就最高的作品，也是古代志人小说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刘义庆领衔编撰。刘义庆(403—444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刘宋王朝宗室。武帝初袭封临川王，任侍中。文帝时官至南兖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传附《宋书》卷五十一、《南史》卷十三《刘道规传》。通行的《世说新语》版本有：明李杖辑《历代小史》本(一卷)、《四库全书》本(三卷)、清李锡龄辑《惜阴轩丛书》本(三卷)、近人郑国勋辑《龙溪精舍丛书》本(三卷)、《四部备要》本(三卷)、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三卷)、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版王利器断句校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王先谦校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余嘉锡笺疏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徐震塄校笺本。其中，余嘉锡笺疏着重考案史实，而不致力于训解文词。对《世说》原作与刘孝标注所云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籍，考辨异同；对原书阙而不备者略作增补；对事乖情理者则加以评骘，并对《晋书》多所匡正。书末附录《世说新语序目》、《世说旧题一首旧跋二首》、《世说新语常见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世说新语引书索引》。徐震塄校笺在训诂、考证、校勘、句读上细致精核，有利于读者正确理解《世说新语》，与余嘉锡笺疏可称双璧。书末附录《世说新语词语简释》、《世说新语人名索引》。
关于《世说新语》的写作宗旨，从古至今，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比较起来，还是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的一句评语最得其神髓：
《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①
胡应麟把《世说新语》与“纪事”的历史著作区别开来，认为二者本质上不属于同一类型，并且指出《世说新语》的基本审美追求在于“以玄韵为宗”。其概括是精粹的。
《世说新语》经常提到“韵”，如“风韵”(《赏誉》)、“高韵”(《品藻》)、“风气韵度”(《任诞》)、“大韵”(《任诞》)等，所有这些都与人伦鉴识有关，指的是一个人的气质、风貌有清逸、爽朗、放旷之美，而魏晋时代的人伦鉴识，又以玄学为其基石。因此，“玄韵”的含义其实就是：玄学的生活情调。刘义庆以展示玄学的生活情调为核心，这种创作观是对中国史学传统的双重超越。其一，超越了实用的目的而旨在陶情。历史著作与实用的缘分是解不开的，它的目的无外乎“使乱臣贼子惧”，揭示重大事变的因果联系，从而为后世提供殷鉴之类，因此，不关“天下所以存亡”之事“不录”成为史家宗旨。而刘义庆却把目光投向了富于玄远意味的名士们的生活。钱穆《读<文选)》说：“文人之文之特征，在其无意于施用。其至者，则仅以个人自我作中心，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撄怀。”②移以评《世说新语》，也至为恰当。其二，超越了史家笔法而建立起新的文体风范。记事的完整性、褒贬的明确性、风格的庄重性，这是伴随着史传的实用目的而必然出现的情形。而随着刘义庆“以玄韵为宗”，其笔墨也渗出一股新的风味：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百态横生。所以清刘熙载《艺概·文概》推崇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人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概括地说，《世说新语》的内涵以“玄韵”为特征，表现在风格上，则是以简约为特征。
先说《世说新语》的内涵。
在魏晋风度中，酒曾经占有重要位置。《世说新语》一再写到名士们纵酒酣畅的情景。他们的饮酒，动机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或出于享乐，在酒中追求“快意”；或出于韬晦，藉饮酒逃避现实；但从更为普遍的情形来看，却是为了“返乎自然”，求得“物我两冥”。《任诞》载：“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王卫军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这“胜地”是什么？正是基于老庄哲学的任真自然的境界。“返乎自然”，其特征之一是：用率真坦白的态度处世，想说什么便说什么，想干什么便干什么；对正统、对世俗、对平凡，他们无不以豪迈的姿态与之抗争。《世说新语·品藻》载庾道季语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啖尽。”他们志气宏放，不屑于与心目中的碌碌之辈为伍。
这种个体的尊严和自豪，在外观上有时呈现为“狂”，如：“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方正》)有时呈现为“逸”，如：“阮光禄在东山，萧然无事，常内足于怀。有人以问王右军，右军曰：‘此君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沈冥，何以过此！’”(《栖逸》)有时呈现为“怪”，如：“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任诞》)有时呈现为“侠”，如：“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任诞》)
希慕和崇尚隐逸也是“返乎自然”的题中之意。《世说新语》有《栖逸》一门，从其中一些片断不难见出，当时人对岩穴之士或无与世事之士是极度钦慕向往的。而他们所以推重岩穴之士，又是因为岩穴之士超乎世俗，能够“得意”于山水之间。这样，对山水之美的追寻便具有了与庸俗、凡俗、丑陋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蕴含。自然是纯净的、玄远的，而现实是污浊的、凡近的，走向自然，就是摆脱凡近。《世说新语·文学》载：“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所谓“神超形越”，即经由对山水文学的领略而升华到拔俗的境界。 饮酒之外，魏晋风流的另一特征是服药。其目的，就终极点而言，是为了长生。“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文学》)在行散时痛感时光飘忽和生命短促，由此可想见服药的目的。但服药是否真有长生的功效，毕竟是无法消释的疑问，因此，魏晋名士便更多地关注服药的日常作用。“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神明开朗”，这就是服药产生的显著效果，不妨说，追求“神明开朗”是许多人服药的直接动力。
所谓“神明开朗”，其实就是神“清”。《世说新语》中有关“清”、“朗”的材料，约有五十余则，从中可归纳出“清”的三种主要含义：一、“清”意味着“远”，意味着纯净，意味着空灵的胸襟，所以有“清远”、“清贞有远操”的用法；所以“清虚寡欲”与“滓秽”(浊)相对；所以“清谈”又称“玄谈”。二、“清”意味着“简”，与繁琐相对；意味着“通”，与滞碍相对；意味着“明”，与“暗”相对，因此有“清通简要”、“清简贵要”、“清辞简旨”、“清淳”、“清澈”等的细致区分。三、“清”意味着“美”，意味着高爽，如“清旨”、“弦甚清”等。上述所有含义，集中标示着魏晋名士对“神明开朗”的向往。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完全以秋空般明净的胸襟去追求升华的人生，其结果必然是内外澄澈。
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
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见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这是何等的明净、何等的澄澈！魏晋名士的“开朗”的“神明”(或说“清”的心灵)由此生意盎然地展现出来，这正是“玄韵”——富于玄学意味的生活情调。
谈过了“玄韵”，再来考察《世说新语》的“简约”。
《世说新语》的简约风格及其与玄韵之间的内在联系，古代学者多有评述，如宋刘应登《世说新语·序》：“晋人乐旷多奇情，故其言语文章别是一色，《世说》可睹已。《说》为晋作，及于汉魏者，其余耳。虽典雅不如左氏《国语》，驰骛不如诸《国策》，而清微简远，居然玄胜。”“临川善述，更自高简有法。”明袁褧《刻世说新语序》：“尝考载记所述，晋人话言，简约玄澹，尔雅有韵。世言江左善清谈，今阅《新语》，信乎其言也！临川撰为此书，采掇综叙，明畅不繁……”①但语焉不详，还需稍作阐述。
《世说新语》之简约，首先表现为情节、背景等的充分淡化或虚化。中国的正史，尤其是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史记》、《汉书》等，对人物的家世、生平，通常要作完整的记叙，并注意交代时间和空间背景，一般的单篇人物传记亦然。但《世说新语》却截然不同，其中的绝大多数片断，根本不涉及家世、生平，各种背景，无论是时间背景还是空间背景，均未提及。这是有意的省略，而并非偶一为之，出于无心。其效果有二：
其一，形式向内容显示出自身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世说新语》是纪实的(少数与事实不符，系因传闻异词，不是作者有意的虚构)，故其记载多为唐人修《晋书》时取用，如《德行》之“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言语》之“过江诸人”等，但《世说新语》的审美指向却大异于《晋书》，前者被誉为“简约玄澹”，后者则予人凝重之感。这是由于，讲究淡化的《世说新语》，其文体有着独特的风味；由情节化走向意绪化；经验世界的人为的完整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活跃的“玄韵”。而在《晋书》中，“玄韵”却被人为的完整性和庄重风格所窒息。
其二，淡化或虚化有利于传神。传神是魏晋时代的一个重要艺术目标，而达到传神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采用顾长康(顾恺之)式的非写实的变形手法，如《世说新语·巧艺》所载：在裴叔则的面颊上添上三根毫毛以表现他的识力，把谢幼舆画在岩石中以显示他在山水之间自得其乐的性情。将传神跟写实对立起来，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做法，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不相吻合，故不为刘义庆所取。二是“略其玄黄，取其俊逸”，在写实的前提下传达出对象之“神”。《世说新语》所用的正是这一手法：省略掉无关“神明”的部分，选取对象最富于“玄韵”之处，以灵隽的笔墨刻画出来。故清毛际可《今世说序》云：“昔人谓读《晋书》如拙工绘图，涂饰体貌，而殷、刘、王、谢之风韵情致，皆于《世说》中呼之欲出，盖笔墨灵隽，得其神似……”②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情节、背景等的淡化或虚化，与宋祁等修《唐书》的“简”不能同日而语。宋祁的“简”，即所谓“事增文省”，致力于材料的完备；刘义庆的“简”，却是尽量删汰无关“神明”的材料，精雕细绘地突出有关“神明”之处，所以，《世说新语》的细节描写，相形之下，反而比正史多一些曲折，如《尤悔》载：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宋刘辰翁批注说：“此等较有俯仰，大胜史笔。”所谓“较有俯仰”，即将人物瞬间的情态变化，“纤悉曲折”地表现出来。
《世说新语》用语简约，其重要收获是创造了许多言简意赅的新的语汇。如“扪虱而谈”(《雅量》)、“传神阿堵”(《巧艺》)、“玉山将倾”(《容止》)、“土木形骸”(《容止》)、“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言语》)、“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言语》)、“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兰摧玉折”(《言语》)、“悬河泻水，注而不竭”(《赏誉》)等。这些语汇，既令读者回想起作品所描写的细节，又传达出了某种“神明”。细腻与简约统一，这才是富于魅力的简约。
《世说新语》简约风格的形成，除了靠刘义庆的烹炼功夫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魏晋清谈本身——因为清谈的特征之一便是用语简约。《世说新语·赏誉》载：“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刘孝标注引《晋阳秋》曰：“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足见清谈以简为贵。这种“简”的语言一旦进入笔底，理应有其独特的美感。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文新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是一部主要记叙东汉末、三国、两晋时期士族阶层言谈和逸闻轶事的笔记体小说，对士族名流的生活、思想、情趣、言语作了较多的反映。本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
“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古代笔记小说的典范！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等人所作。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少有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