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著的《忆旧纪年(1950年开始求索金融之前的岁月)》是作者的一部自传。黄达教授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旧天津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在那个极为动荡的年代，在家人的呵护下度过了一个温暖、幸福的童年，并在父亲的教诲下开始求学之路，在亲友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最后一步步成为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对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创建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当代中国货币理论研究的开拓者，中国金融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忆旧纪年(1950年开始求索金融之前的岁月)》是黄达教授亲笔撰写的回忆录，讲述了他从记事开始，整个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求学、探索社会、走上革命道路、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完整经历和心路历程。既有对自己成长经历的详细记述，对家人、亲情无限的思念，也有对时代、社会环境的洞察和分析。语言精炼、文字平和，但感情真挚，直指心底，直接触动、震撼人的心灵。“从那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近百年的旅程画出了一条民族命运探底、反弹并直冲云天的大曲线。”“如果，不知何年何月，探究天、人玄机的哲人，不经意之间，从这里发现也有令他感兴趣的星星点点，那更是幸没大焉。”

我的家庭

我家的亲戚关系

童年时的天津“城里”

我的学前教育

我的小学生活

我的初中生活

我的高中生活

初入社会的磨炼

一个新生活的开端：进入解放区

梁波——我的引路人

去张家口

招待所里的一个月

报考华北联合大学

初入华北联大财经系，踏进全新的天地

第一次参加土地改革

撤至广灵 毕业留校 申请入党

从广灵到束鹿

成为研究生成为共产党员

成为注册科干事

第二次参加土地改革

从华北联大到华北大学的注册科老干事

北平围城之际的北上招生

天津招生

看望音讯阻隔三年的母亲以及老同学

华北大学正定分校完成使命护送最后一批毕业生南下

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教育实践

我的家庭

我开始懂事时，面对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天津。那时，天津在中国是仅次于上海的第二位的“十里洋场”。

天津那时大分为“中国地”和“租借地”。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中国地”的叫法好像很奇特。这可能是由于“租借地”的存在引出的。租借地，是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不平等条约中的一款。我懂事的时候，天津有英、法、日三国的租借地。租借地有各国听从其祖国指挥的管辖机构，有驻兵，完全是国内之国。那时还有一片地叫“意租借”，有许多小洋楼，街道也整洁。但只是“曾经”的租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是战败国，中国已将这片租借地收回。

租借地里除居住少数海外“殖民级”的洋人之外，中国人主要是下野的军阀和达官贵人，洋行买办和比较大的民族资本家，以及为租借地当局和银行、洋行、公司服务的“白领”。当然也有为这些高级人士服务的劳动者阶层。但罕见贫民窟，贫民窟主要在“中国地”。

租借地是相当“洋化”的：崇信“西洋”的、崇信“东洋”的都有。市民处久了，已经习以为常。

“中国地”可大分为二：

一是原来老城内（城，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根据八国联军侵华后的不平等条约拆除了）及其周边的居民。其中有些是“大户人家”，如曾经为官的和大商人，如盐商等；其余多数则是职员、教师、中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如果称之为“市民”，应属市民之中的中层。

二是边沿地区的居民，其中主要是工人和旧社会所说的“贩夫走卒”，则属市民之中的下层，也可称为城市贫民。

“中国地”的居民，中国传统的色彩还是比较浓重的。但由于辛亥革命已经二十多年，又有洋化的租借地在旁边，人们的思想比较开通。特别是在有知识的中等市民之间，关于共和国，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已有所普及。在婚姻中，虽然主要还是媒妁之言，但自由恋爱已经不是什么不得了的新鲜事。

我的家庭是当时天津城内的一户普通市民。

据《黄氏族谱（二续）》的记载，我的二世祖（我家的族系只能上溯至元明之际的一世祖黄回，他是安徽凤阳人，其先人没有考据，他随朱元璋起义，后驻燕山卫，属燕王指挥）追随燕王“靖难”，“永乐二年，叙战功，调天津左卫管事，授明威大将军，天津左卫指挥使佥事，予世袭。是为著籍天津之始”。也就是说，我们家落户天津是在1404年，曾有显赫的官家地位。

到了清代，失去了官家的背景，“世业儒”；也有做官的，都是小官。

在我的头脑里，我家有一位曾祖父。小时听母亲说起，曾祖父这一代家境不富裕；曾祖父很粗俗，经常骂人，吃饭时家人吃的多了，也骂骂咧咧。母亲对曾祖母的印象很好，常说她为人大度，有本领，在天津老住户中交往颇广。母亲是曾祖母的孙子媳妇，曾祖母常常偷拿一点吃食给孙子媳妇，怕她吃不饱。后来看家谱，才知道曾祖父这一辈序至12世，他的堂兄弟则繁衍到15支，都已经是天津的普通市民。

我的祖父黄公文，是清末民初典型的本土知识分子。“光绪甲午入郡庠，戊申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毕业，宣统元年奖给举人中书科中书……中华民国二年北京大学校法科毕业”。大约在十岁前后，我在翻腾祖母的一个大躺箱的时候，见到祖父的“毕业文凭”，应该是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的，因为文凭上方印着两条大龙，这是皇帝老儿还坐龙廷的标记。文凭很大，记得比一开整张的纸还大，是用大竹筒装着的。文凭上有几行字，记不起写的是什么了，但文凭上还有各门课的考试成绩，印象极深：大多数课程的考分不及格，而语文却是九十多分！（P1-3）

为什么写《忆旧纪年》

黄达

（一）

生于1925年，到现在90周岁已过。由于年事这个不可抗拒的原因，对于货币银行学、对于金融学科，已经有好几年未能进一步思考了。

自己对货币银行学、对于金融学科的最后思考应该以2010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为结点。当然，以后有时也会想想货币银行学、金融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前景，但已经很难提出具体的设计。应该说，60年的结缘，要想彻底割断联系也难。不过，即使有时有些依然可以视为有关这方面的“思考”，但已经都不是系统的、全面的、持续不断的、全身心精神贯注的思考。

既不可能与货币银行学、与金融学彻底割断联系，又不能全身心地继续深入探索，悠悠岁月，颐养天年，好像也不怎么会享受清福。那怎么办？

整理毕生文稿是费时费力的。不过，不算以前编选的选集之类，从上个世纪末编《黄达文集》就已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随后编了文集续、文集再续，书集、自选集，等等。前两年，又占用了一些时间编辑了《黄达文集（三续）》。《三续》，这又成了一个标志，已经到了几乎没有什么文稿可再整理的地步。也就是说，在这方面也已经画上句号。

写自传、写回忆录，是许多人的建议，自己也时有这样的想法。但稍稍具体化，就觉得困难极大。我的出生地天津有句歇后语：“小猫吃小鱼，有头有尾。”就是说，写自传，写回忆录，应该有个系统，要首尾呼应；应该有个“指导思想”，要贯彻始终；就像一条船，要有个经得起风浪的龙骨。以这样的要求定目标，自己感到极难达到。

于是就想降而求其次，不求系统，不求繁简深浅一致，凭回忆，写些生平经历的素材，就像古人的笔记、随录那样。于是就开始写，断断续续地开始写，进展极为迟缓。逐渐觉得可望的目标也许定在“《与货币银行学结缘六十年》之前”，即定在1925-1950年之间，可能比较现实。

内容实质是忆旧。基本是按年月顺序忆旧，是否可起个“忆旧纪年”的名称？

无论如何，这样的作品与其说是给人看，不如说是给自己看。不过，通过追思个人的既往，多少是可以从某一视角——纵然是很狭窄的视角——较为具体地展现一个时代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20世纪30年代，这是我已经开始对自己的观察有所记忆的年代。从那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近百年的旅程画出了一条民族命运探底、反弹并直冲云天的大曲线。这是令人振奋、令人热血沸腾的年代，同时，无论是民族还是个人，也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年代。对这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后人会有许许多多不怎么容易理解之处。其实，在我的直接观察中，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人们，不怎么容易理解新中国成立前的事儿；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人们，不怎么容易理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事儿；而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一代，连改革开放初期的事儿也不怎么容易理解。有时，一些片段的追忆文字，往往能从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帮助理解过去，理解历史。从这个角度说，期望主要是写给自己的东西，也许对于来人，问或有点参考价值。如果，不知何年何月，探究天、人玄机的哲人，不经意之间，从这里发现也有令他感兴趣的星星点点，那更是幸没大焉。

2015年6月

（二）

2015年7月发给《金融博览》杂志主编王璐同志的《忆旧纪年》，共有14个题目。最后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有题目无文字。对于这个题目，当时，除了关于报考华北联合大学的内容外，对于怎么写没有形成清楚的想法。也曾想，留下空白算了。

直到最近，偶然看到有人提到华北大学。从行文看，作者对华北大学有所了解，但不怎么真正了解。关于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以及她们的前身陕北公学，公开出版物有成仿吾成老的《战火中的大学》。最初的版本是198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1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经过整理的新版本。这是最具权威的著述。还有一本专门介绍华北联合大学的书《人民的大学》，1948年和1949年分别由东北书店和苏南新华书店出版，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看到。此外，大多是分散在各种报刊和文集里的回忆文章。至于当时的文献，或是手写，或是油印，后期才有些是铅印的，已经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尘封了六十年以上。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编写校史的单位，曾经参阅、考据。当然，战火里办大学与今天在面向全世界的开放环境下办大学，环境迥异，很难加以联系、比较。但不时碰到一些问题，总会联想到一些办教育的大道理，乃至超出教育范围的大道理，彼时是真理，环境迥异的今天依然是真理。因而把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的足迹尽量多地留下一些，还不是没有意义的。

像成仿吾成老那样全面地回顾、记述、总结，我是全然没有条件的。成老自1937年创设陕北公学，到华北联合大学，到华北大学，在这三所先后衔接的大学里一直是领导者，掌握全面情况。我是在1946年春夏之交考进华北联合大学的，做了半年多的学生；后来先后在华北联大和华北大学的校部注册科做干事（相当于现在的办事员、科员之类）；再后来，1949年，在华北大学政治学院做区队助理（区队助理是学校里中层干部的助手，那时的中层干部相当于现在的系主任级别）。总之，不怎么掌握全面情况。不过，总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摸爬滚打了近四年，亲身的体会具体、直接，记述下来，总会较多地留下一些印记。

由此萌发了扩展地写一写的念头。即把已发出的稿子作为《忆旧纪年I》，而把在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里的经历写成《忆旧纪年Ⅱ》。

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