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流传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它的名篇早已脍炙人口，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史记》全书，也已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重新整理出版，新版本是以张文虎精校的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进行校点的，最为完备，便于读者阅读。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这次编译的这本《史记选译（珍藏版）》，其原文即录自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篇目则依照王伯祥的《史记选》，有一些篇在译注时作了部分删节。注释和译文除参考了传统的旧注成说外，对于现代专家学者们的整理研究成果，也多有汲取。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是我国史学领域的名著，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学、文学价值都很突出。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主编的这本《史记选译（珍藏版）》选译了其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留侯世家》、《商君列传》等一纪、三世家、十六列传。

前言

项羽本纪

陈涉世家

留侯世家

陈丞相世家

孙子吴起列传

商君列传

平原君虞卿列传

魏公子列传

范睢蔡泽列传

廉颇蔺相如列传

田单列传

刺客列传

淮阴侯列传

季布栾布列传

张释之冯唐列传

魏其武安侯列传

李将军列传

汲郑列传

游侠列传

滑稽列传

【翻译】

商君，是卫国国君的旁支侧出之子。名鞅，姓公孙氏。他的祖先本来是姬姓。卫鞅从小时候就喜欢法家学说，他曾侍奉过魏国的相国公叔座，任中庶子的职务。公叔座知道他贤能，但还没向魏惠王进荐。当公叔座病重时，魏惠王亲自前去探望，并问道：“公叔你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大事将怎么办呢？”公叔回答说：“我手下的中庶子公孙鞅，年纪虽轻，却有奇才，我希望大王将国事交给他而听其治理。”惠王默不作声。惠王临走，公叔座屏退左右从人对惠王说：“大王如果不任用卫鞅，就一定要杀了他，不能让他出境。”惠王答应了后离去。公叔座又召见公孙鞅告诉他说：“刚才大王问起我死之后，谁可担当相国的大任，我举荐了你，从大王的神色看来他不应允我的意见。处在我的位置上，应当先君上，后为臣下。因此我告诉惠王如果不用公孙鞅，应当杀掉他。大王答应了我。你赶快走罢，不然就将被拘捕。”公孙鞅说：“惠王他不听你的话起用我，又怎么会听你的话杀我呢？”最终还是没有逃走。惠王离去后，对左右的人说：“公叔病糊涂了，可悲啊，想让我将全国的大事交付公孙鞅，这不是荒谬吗！”

公叔死了之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命令在全国范围内访求贤能的人，准备重整缪公的霸业，向东收复被侵占的土地。于是卫鞅往西进入泰国。他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去求见孝公。孝公见了卫鞅，交谈了许久，孝公不断地打瞌睡？不听他讲话。会见结束后，孝公恼怒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是荒唐的人，哪里值得任用呢！”景监因此埋怨卫鞅。卫鞅说：“我用尧舜之道开导孝公，他的思想上不能领会这些。”五天以后，景监再向孝公请求接见公孙鞅。卫鞅再次见到孝公，更进一步详论前日之说，但还是不能合乎孝公的意旨。事后孝公又责备景监。景监也责备卫鞅。卫鞅说：“我用三王之道开导孝公，但他听不进去。请你再引见我。”卫鞅又再见到孝公，这次孝公认为他不错但未任用他。会见结束而卫鞅走后，孝公对景监说：“你的客人不错，可以同他谈话。”卫鞅说：“我用霸道开导孝公，他有意准备采用了。如果他再接见我，我已知道他的志趣了。”卫鞅再次与孝公会面。孝公与他谈话，不自觉地向前移动双膝凑近公孙鞅。交谈了几天也不厌烦。景监问卫鞅：“你说了些什么打动了我们国君？他高兴得很呢！”卫鞅说：“我建议孝公采用帝王之道治国，才能像三代那样兴盛。但君王说：‘那太遥远了，我不能等待。再说贤明的君王．各自于自己在世时扬名天下，怎么能焦虑地等几十年、上百年来建立帝王的业绩呢？’所以我用强国的办法来开导孝公，孝公才大为高兴。然而仅凭这一点还难以与殷周的德行功业相媲美。”

孝公起用卫鞅之后，欲用他的建议变更法度，但又顾忌国人议论自己。卫鞅说：“行动犹豫不决的人不可能成名，做事优柔寡断，就建不成功业。再说行事超群的人，本来就要遭受世俗的非难，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为一般人所讥毁。愚蠢的人对已经成功的事情还迷惑不解，有智慧的人事情尚未发生，他就预见到了。不能同老百姓筹谋事业的创始而只能与他们安享事业的成果。讲究高尚德行的人，不迎合旧习俗；建立非常功业的人，不与众人谋划。因此，圣明的贤人只要能强国，就不必要效法过去，只要能利民，就不因循陈规旧法。”孝公说：“说的是。”甘龙说：“不对。圣人不变更民俗而另施教化，有智慧者不改成法而更求致治之方。按照民众的习俗而加以教化，就能不费辛劳而成就功业，依从现行的成法来治理国家，官员熟悉而且民众乐意接受。”卫鞅说：“甘龙所讲的，是世俗的意见。平庸的人满足于旧有的习俗，读书的人沉溺于自己的见闻。凭这两点，做现成的官，拘守旧法是可以的，而不能和他们谈论超出常规的事情。三代的礼法不同而都能治理天下，五伯的法制不同而都能成就霸业；聪明的人制订了法令，愚笨的人只知道守制遵循。贤明的人变更礼法，没出息的人却拘守礼仪。”杜挚说：“好处不到百倍，就不变更旧法；功效不到十倍，就不改换旧器物。效法古制，可以无过失，遵依礼法，可以无邪恶。”卫鞅说：“治理国家，不必按照一种方法，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必因循故礼。所以汤、武不效法陈规而兴盛，夏、殷不改换礼法却灭亡。背离古道的人无可非议，依照旧礼行事的人不值得称道。”孝公说：“讲得好。”当即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终于制订出变法的条令。

命令居民以什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编制起来，相互监督，犯法不检举则牵连受罚。不告发罪犯的人腰斩，告发罪犯的给予和斩敌人首级一样的奖赏；隐藏罪犯的人，处以与投敌一样的惩罚。民户有男丁二人以上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立了军功的，分别按照功劳大小等级，提升爵位；因私怨而斗殴的，分别依情节的轻重处以大小不同的刑罚。尽力于农业生产、辛勤耕织收获粮食、布匹多的，免除其自身的徭役和赋税。因经商和懒惰而穷困的，一律拘执他们的家室作为奴隶。国君宗族中凡是没有军功记载的，一律不得录入族籍。明确分清尊卑爵位品秩的等级，各按级别来占有田宅。臣妾们的穿着各随主人家的爵位高低而定，建立了功勋的人显赫荣耀，那些没有功勋的人虽家资富足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

变法之令已经拟订，尚未公布，公孙鞅惟恐国民不相信变法的措施，于是在都城市井的南门树立三丈长的木头，招募民众中有谁能将它移放到市场的北门，就赏给十金。大家觉得诧异，没有人敢搬。后来又再宣布，“‘能够移动木头的人赏予五十金”。有一个人移去了木头，立即发给他五十金。以表明守信用，不骗人。随后便颁布变法条令。

P155－158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夏阳东北有座龙门山，极富形胜之丽，所以司马迁自称是生于龙门。

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考。根据有关记载作大致的推算，他可能是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年当在汉武帝末年。司马迁幼年时期在家乡耕牧劳作，十岁时便开始诵读用古文写的书籍。在这以后，他还向当时著名的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经学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从而掌握了比较坚实的古代文献知识。

根据司马迁《太史公自序》里的说法，他的祖先多居官任职，特别是充任史官的多。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于汉武帝的建元、元封年间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是，不治理民政，而专门掌管国家图书档案及天文历算，是直接为天子及朝廷奔走效命的。司马谈尽力职事，他曾向星象专家唐都学习天文知识，向淄川人杨何学习《易》，向黄生学习有关黄老学派的理论；他熟悉国家收藏到的书籍，又广泛搜求文献资料，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对先秦学术流派及各派的思想特征，他以自己的体察和心得，写出了《论六家要旨》，作了精要的评述，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太史令确实具有非同凡响的才能和见识；他编次史料旧文，准备撰写一部史书，虽由于在元封元年（前110）～逝，未能竞成，但他在临终前将这一宏大志向未能完成的遗恨，向司马迁倾吐了，并嘱咐司马迁绍继史职之后，不可忘记完成撰著史书的大业。

司马迁从小受他父亲的教诲，做学问踏实勤敏，特别重视考信史料和从事实地调查考察。二十岁时，他离开长安，南游江淮等地，先后到过屈原自沉的汨罗江畔、传说中舜南巡病逝后安葬之地九疑山，渡过浙江登会稽山探“禹穴”，考察了春中君黄歇的宫殿遗址，访问了韩信的故乡淮阴，瞻仰了曲阜孔子的故里，登上邹城的峄山察看秦始皇东巡到达过的地方，滞留于古地鄱（今滕州）、薛（今薛城）、彭城（今徐州），过丰、沛，路过战国时的魏都大梁（今开封），然后返回长安。这次出游访问，是司马迁卓有成效的举动。他接触到了传说中的舜南巡、禹治水，乃至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有关的历史与地理，调查了许多历史人物的故里及史迹。开拓了眼界，体察了风俗民情，大大地增长了历史知识，为撰写《史记》做了充分的准备。

司马迁第一次出游之后，被任命为郎中，从而有机会跟随汉武帝巡游和封禅祭祀，因而又到过崆峒山等地。后来奉命出使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足涉巴蜀之南。这样，司马迁的足迹遍及了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

司马迁是在元封三年继承太史令职务的。他整理石室金匮的图书（国家的藏书），遵照司马谈的遗训编著史书，并且参加了改订历法的工作，完成了太初历的订立。天汉二年（前99），西汉名将李陵在与匈奴激战后兵败而投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廷上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治罪，第二年被处以腐刑。天汉五年，司马迁出狱，做了中书令。他忍受了遭受腐刑的耻辱。发愤继续著述史书，前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史记》的写作。

《史记》原来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后来才简称为《史记》。它记事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时，是一部贯通三千年的通史，计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全书共有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纪”十二篇，以各代帝王为中心，记述每一朝代的兴衰和重要政治事件；“表”十篇，有“世表”、“年表”、“月表”，以表格的形式，标明错综复杂的史实；“书”八篇，叙述和记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方面制度的源流和变化；“世家”三十篇，记述诸侯事迹及其世系；“列传”七十篇，大多数是人物传记，有单传，也有二人的合传，还有以类相从的类传，记载了贵族、将相、官吏、策士、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经学家、隐士、刺客、游侠、滑稽、卜者、医生、商人等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有一部分列传记载了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情况及周边邻国的历史。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其中一部分内容是司马迁对先祖世系的概述及自己简历的陈说；另一部分内容则是缕述了《史记》一百三十篇的次第及各篇的提要。

《史记》中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是司马迁借鉴历史上已有的书籍体例加以发展推拓的。我们从《史记》的行文中可以得知司马迁读过《禹本纪》、《谍记》、《春秋历谱谍》、《世家言》等等，那么，“本纪”、“世家”、“表”等，就是沿用了已往本有的名目。至于“书”、“传”，更是古代著述中所习见的名称。司马迁参照古代著述的各种体例，加以完善和发展，形成了对后世史学编纂有重大影响的纪传史体例。这充分表明了司马迁在整理文献时，既善于继承传统，更富于发展、创造的精神。

司马迁撰著《史记》一书，十分注意内容的充实，文献史料的真确。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搜集遗文古事，还把实地考察所得的见闻，熔铸到《史记》里面去，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司马迁写《史记》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于天道与人事，他虽然受了“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但他却能摈弃一些荒诞不经之说，讥讽了迷信鬼神的可笑行为。他以通变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如对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是“世变异，成功大”。他擅长排比史料，用通俗流畅、生动活泼的文字表述事件的过程，描写人物行为及形象，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字里行间灌注了个人的感慨与体验，全书浑然一体，确实成为了“一家之言”。司马迁是文献撰作的巨擘。他对《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做到了博观约取，缜密剪裁，汇辑为翔实的古史新篇。他那简洁精练的文笔，确实是“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而事核，表现了高超的写作技巧。从《史记》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杰出史学家的秉赋。汉初以来，文章述作的质朴沉着、覃思深虑及行文的明快敏捷之风，熏陶了司马迁，造就了司马迁，而司马迁的《史记》，也正是一代述作的典范。我们可以这样说，《史记》既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完美的文学著作。诚如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所赞誉的，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亘二千年来，它对我国的史学和文学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多么的悠长啊！

司马迁死后，《史记》一书在汉宣帝时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布于世。根据《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记载，东汉时已缺少十篇，有录而无书。后世传布的一百三十篇《史记》，其中有的为后人的续作，如书中标明褚先生补的文篇等，有的则是后人羼杂而成的，但全书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司马迁的原作。《史记》问世后，作为一部开创性的史著杰构，一直受到学者们的称誉和重视，有的为之作“音义”，有的从事研究、训释文句，取得显著成就的代有其人。先是徐广作《史记音义》，继之南朝宋裴驷在《史记音义》的基础上，推拓范围，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到了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三十卷，既考辨音义，又阐述研究的见解，张守节撰《史记正义》三十卷，把对《史记》的训释又推进了一步。自唐朝以后，研究《史记》蔚然成风。清代学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对《史记》所载的史事作了系统的考证，极富参考价值。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著的《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汇集了旧注及前人考证的成果，是从事《史记》研究不可缺的参考书。

《史记》的版本较多，其中南宋黄善夫的家塾刻本享有善本的声誉，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史记》，即系据该善本影印的。此外明嘉靖、万历时南北监《二十一史》刻本、毛氏汲古阁的《十七史》刻本，乾隆时武英殿的《二十四史》刻本，都属于较好的刻本，流传广，影响也大。

《史记》一书，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著名篇章，已有多种外语文本，日本学者从事《史记》研究的更是大有人在。1956年，司马迁已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得到了崇高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是封建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史记》中，他也宣扬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偏见，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今天不应苛求于司马迁的。但是，我们在阅读《史记》时，却要有批判地加以鉴别，摒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光大其民主性的精华。  《史记》流传至今已有二千多年，它的名篇早已脍炙人口，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史记》全书，也已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重新整理出版，新版本是以张文虎精校的金陵书局刻本为底本进行校点的，最为完备，便于读者阅读。我们这次编译的这本《史记选译》，其原文即录自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篇目则依照王伯祥的《史记选》，有一些篇在译注时作了部分删节。注释和译文除参考了传统的旧注成说外，对于现代专家学者们的整理研究成果，也多有汲取。古今学者研究《史记》的精辟见解，对我们虽大有启迪，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不能尽取诸家所长融会于译注文字中，可能在注译中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敬祈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李国祥 李长弓 张三夕

2011年我社出版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134种）”，该丛书是由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持，汇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八所高校古籍所专家学者力量完成的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出版后也得到了读者认可，获得业内好评。

该丛书于2016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选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名单。为了更好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从中精选了30种文史经典，重新修订、设计，作为珍藏版呈现给读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凤凰出版社谨向为本丛书的编辑出版付出巨大心血的专家学者致以崇高敬意！

丛书顾问：周林 邓广铭 白寿彝

丛书主编：章培恒 安平秋马樟根

编委（均按姓氏笔画排列）：马樟根 平慧善 安平秋 刘烈茂 许嘉璐 李国祥 金开诚 周勋初 宗福邦 段文桂 董治安 倪其心 黄永年 章培恒 曾枣庄（以上为常务编委）王达津 吕绍纲 刘仁清 刘乾先 李运益 杨金鼎 曹亦冰 常绍温 裴汝诚（以上为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