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1961年生与大连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杂志社编辑，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过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城乡之间》，《岸边的蜻蜓》《民工》，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等。《保姆(孙惠芬文集)》收录了《保姆》、《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民工》、《五月八号的一条红腰带》等7篇中篇小说。

其中《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讲述了在歇马山庄，日子从容地推进，故事从容地上演。孙惠芬以她尖刀般的笔触从这个小小世界里剐出了人性的种种情状。它不似人们想像的那样简单、粗鄙，却是如此的纠结错综，如此的精妙繁复，让人如开天眼，又见新宇。

《保姆(孙惠芬文集)》是中篇小说卷。收入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为主的中篇代表作。曾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介海外。现居大连。

保姆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民工

五月八号的一条红腰带

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

给我漱口盂

歌者

保姆

认识翁惠珠，是1989年在庄河县城那条最开阔的街上，那条街叫黄海大街。那时我已在庄河分房安家，是家族里这一代人中第一个住进县城的人，哥嫂、表姐表妹、堂兄堂姐，常以打官司看病为由，来到我的家中，打搅我的生活。有一次，陪堂姐上医院看病的路上，堂姐指着马路对面走过来的一个胖女人，说，贞，你看，那不是那个谁吗?我愣住，谁?堂姐说，咱家大姑夫前一房的孙女呗，叫翁惠珠，多年守寡，听说一直在县里当保姆。

堂姐是一个在任何地方都会有新发现的人，在车站站台，她会发现站牌上的某个字和姐夫的姓一笔不差，在我家的卫生间，她会发现我的淋浴房和她看过的电影里的很不一样。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发现，堂姐常把身边的人搞得一惊一乍。尽管此发现不同于彼发现，是在茫茫人海里指认了一个跟我们申氏家族有关的人，可我们家是个大家族，爷爷成排叔叔成连，在某个人群里认出几个远房亲戚，实在是很正常的事。记得当时，我只转头端详了一下胖女人，以表示对堂姐的响应，就像堂姐在农闲时节闲极无聊，突然发现自己乳房高出一块，我就答应带她到医院查一查，以表示对堂姐的尊重一样。然而，让我难以想象的是，这个被堂姐在芸芸众生中指认的胖女人、这个我们申家的远房亲戚，多年之后，竟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在我的生活中滞留了四年之久。而为她闯入我的生活创造条件的，竟是我自己。

翁惠珠带给我第一印象相当独特。或许正是这种印象，使她每每在大街上出现，都逃不出我的视野。那次之后，在我居住县城的日子里，经常能在大街上看到她。仿佛她是一株蘑菇，一经堂姐发现，便一日日拱出地面。她个子不高，脸也不大，鼻子和下颏略微上翘，是小巧玲珑那种样子，但身子却是又粗又壮，给人占有感。怎么说呢，占有感，这是我自己发明的词，我是说，她一出现，你会觉得世界原来是她的。她对世界的占有，不在于她的粗和胖，而在于她走路的步态和神情。她走起路来，步子是横的，有一点横行的意思，她的脸总是扬着，视野很开阔，流露出一种不可理喻的恣肆和昂扬。她打量大街，你会觉得大街是她的，她打量商店，你会觉得商店是她的，总之，她传递的气息，绝对是膨胀的气息，是因突然的发家和发福而藏不住的满出来的气息。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怀疑堂姐的指认，我想，可能确有一个叫作翁惠珠的女人，是我家族的什么亲戚，守寡之后，离开乡村，到城里做了保姆，凰这女人一定不是眼前的女人。她的满出来的形象与保姆的身份实在无法联系到一起，我不相信谁家会愿意雇佣这种浑身散发膨胀气息的女人。保姆，本来就是一个家庭中多出来的人，你如果不能给人“存在却仿佛不存在”的感觉，那么至少也应该是一副收缩、内敛的姿态。为了验证我的判断，我曾在一次回小镇看母亲的时候探问母亲，翁惠珠到底长什么样子。母亲回忆说，三十年没见到了，好像是长脸，不，也算圆脸吧，小眼睛，精瘦，走起路来风一样快。母亲的描述，尽管有些模糊，但在基本特征上，与我见到的胖女人大相径庭，我便彻底相信了自己的感觉，打消了继续探问的念头。可是提起翁惠珠，母亲就话匣大开。母亲说，那个翁惠珠呵，命可是真苦，她是你大姑夫前一房老婆的孙女，就住在咱家前边的姜姿屯。一小死了爹，妈领她两个兄弟嫁人走道儿，就撇下了她。那一年你大姑从沈阳回来，上姜姿屯串亲，看见她都十三岁了，还披头散发成天蹲墙根，不忍心，就把她带到沈阳，在城里待了那么多年，都以为她早就找了城里婆家享清福去了，谁知，十八岁那年，她又被送了回来。你不知她从城里回来那年，那个俊哪，瓷人儿一样，好多媒人都苍蝇似的围了上去，可是你猜怎么样，她偏偏相中一个病包子，说稀罕人家白净、干净，你说他不能下地干活可不是白净又干净，结果，结婚不到六年，那干净鬼爬起来死了，扔了翁惠珠和三个孩子。

原本，我对一个叫做翁惠珠的女人的兴趣，缘于堂姐的错误指认。严格说来，我对这个女人产生兴趣，其实是对自己的感觉过于看重，我弄清了常在大街上走动的女人不是翁惠珠，确认了自己的感觉，也就不再对这个胖女人感兴趣。我依然常能在大街上看见她，她也还是扬着脸．横着步，让自己的目光笼罩一切，但我再也不会为此费脑筋了。这个小城有着近五十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也已经二十年了，即使还没来得及培养出真正的贵族，特权阶层总还是有的，那些丈夫当着职能部门头脑的官太太，或丈夫发了横财的大款夫人，怎么说也难逃摆阔的肤浅，而这样一些人，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次还乡，听了母亲的介绍，我再次把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抛诸脑后。这是生活的法则，总要有一些人迎你而来，又背你而去。然而．正是这一次，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真正叫作翁惠珠的女人却进入了我的内心。这个女人的走近，跟她是不是我的亲戚没有关系，跟她的命运怎么样没有关系，而跟姜姿屯这个地名有关。这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母亲说，翁惠珠，是姜姿屯人!这地名怎样拨动了我童年的记忆，当时我并不知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发现，偶尔地，脑中会出现姜姿这个词，并且一出现这个词，就有一个女人的模样由模糊变得清晰时，我知道，记忆对某种现实的呼唤是难以抗拒的。

姜姿屯，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并不是一个好听的地名。它就在我老家十里洼的前边，与我的老家隔着两条河及一座侧切的大山，秋天过去．庄稼收割，树叶凋零，一眼望穿裸露的山野，能直接看到山腰上的草房人家，姜姿屯的名字于是就被大人们挂在嘴上。人们往往指着山腰里的草房人家，说，看哪，那就是姜姿屯。尽管那时还小，但对大人们的语气里的轻蔑和讥讽是心领神会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不知道有关姜姿的故事。那是一个对任何孩子都构成致命伤害的故事。姜姿屯原来不叫姜姿屯，叫南王庄，五十多年前，曾有一个叫作姜姿的女人，和男人过穷日子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可是有一天，外边来了一个掌锣的锣匠，在她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她便扔了男人和孩子，跟锣匠跑了。那女人据说温顺善良，清秀又好看，是村里有名的贤惠女人。十几年以后，镇压反革命，她和锣匠被从北大荒押回来，这时候才知道那锣匠原来是个匪胡子。活埋匪胡子和姜姿的当天，村里保长看着姜姿，看着土坑外面的四个孩子，问她，是要孩子还是要匪胡子，姜姿摇着头上的短发，看都不看哭叫不止的孩子们，毅然答道，埋吧。从此，南王庄不叫南王庄，而是被一个狼心狗肺的女人的名字替代。一个女人认死也要扔下孩子的事情，让我在童年时期对姜姿非常憎恨。十几岁上山挖菜，要是和姜姿屯的孩子遇到一块地里，我们会冲他们大喊姜姿姜姿，似乎这是打击他们最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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