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来的舞台道具，只有椅子、桌子和帷幕。日本人由于通晓能剧，立刻即能理解其窍门。不唯如此，甚至会在这与写实主义有着一步之隔的、约定俗成的世界里发现意外的美。

从夜的底处浮现出来的白壁宅邸——对这梦幻般的美，古今的小说家们定然也与我相同，感受到某种超自然的存在。适才看到的宅第门口，挂着“陇西李寓”的名牌。说不定那屋内古风依然的李太白正凝望着虚幻的牡丹，频倾玉盏亦未可知。

环抱紫禁城黄色玻璃瓦的合欢与槐树的大森林——是谁，把这森林称作都市的？

本书为《中国游记（精）》，由芥川龙之介著。

《中国游记（精）》是20世纪初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所著的一部散文集。1921年3月至7月，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到中国游览。从上海、南京、长沙、洛阳等地都留下了这位年轻作家的身影。《中国游记（精）》就是这次旅行的见闻记录。书中不仅论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还对当时的世风民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留下了作者拜访章炳麟、郑孝胥、李人杰（汉俊）、辜鸿铭、胡适等人的谈话记录。

总序（施小炜）

自序

上海游记

江南游记

长江游记

北京日记抄

杂信一束

译后记

二 第一瞥（上）

刚一步出码头，突如其来地，好几十个黄包车夫便将我们包围了。所谓“我们”指的是报社的村田君、友住君、国际通讯社的钟斯君和我四人。说来车夫一词给日本人的印象绝非邋遢的模样。其气宇轩昂，不无江户气派，令人频生好感。然而中国的车夫，即便说他是不洁的化身，也不为夸张。而且乍一看去，人人长得奇模怪样，这样的家伙前后左右团团围上来，伸出形形色色的脑袋，大声地吼着什么，刚刚上岸的日本妇人之类，自然显得颇为惊惶。就连我自己，在被其中一人扯住袖子时，竟也不由自主地差点儿退却到人高马大的钟斯君背后去。

我们在冲破这黄包车夫的包围之后，终于成为了马车的乘客。谁知马车刚一启动，那马便冒冒失失地一头撞上了街角的砖墙。年轻的中国驭者怒气冲天，噼噼啪啪地猛揍马儿。那马鼻子抵在墙上，徒然地抖动着屁股。马车自不待言几将倾覆。大街上迅速挤满了围观者。看来在上海倘无决死的气概，甚至连马车也坐它不得。

俄顷，马车再次启动，驶抵架有铁桥的河边。河面上中国式的驳船密集如云，连河水都看不见。河沿上好几辆绿色的电车平稳地滑动。举目四下里望去，全是三四层的红砖建筑。柏油大道上，西洋人与中国人过往匆匆。而这万国民众，却在头裹红巾的印度巡捕指挥下，规规矩矩地为马车让出路来。交通治理得井然有序，任如何以偏袒的眼光去看，也远非东京、大阪之类日本都会所能比拟。被黄包车夫和马车的勇猛弄得不无惊悸的我，望着这晴朗的景色，心情逐渐欢畅起来。

未几，马车停在了昔日金玉均遭暗杀的、唤作东亚洋行的宾馆前。于是率先下车的村田君给了驭手几文钱。可是，驭手似嫌不足，轻易不将伸出的手缩回去，并且口角飞沫，喋喋不休地申诉着什么。然而村田君却充耳不闻，管自拾阶而上，直奔大门。钟斯、友住二君也毫不理会驭手的雄辩。我颇为这个中国人感到歉疚。不过，心想也许在上海流行这做派，于是也跟随其后匆匆走入门内。回头一望，驭手却似乎什么也不曾发生过似的，恬然坐在驭手座上。既然如此，又何必那般大嚷大闹呢。

我们立刻被领到一间微暗却装潢得花里胡哨、阴阳怪气的客厅。果不其然，这种地方即便不是金玉均，不知何时也会吃上一粒窗外射来的手枪子弹亦未可知。我正暗地里这么胡思乱想时，身着洋服、雄赳赳的老板，足趿啪啪作响的拖鞋，急匆匆地走将进来。据村田君说，将这家宾馆定作下榻之处，原是出自大阪报社泽村君②设计的方案。然而这位精悍的老板大约是以为借宿与芥川龙之介，倘遭暗杀，颇不合算，于是便称除了正门前的房间外，别无空房。走到那个房间一看，床不知何故竞有两张，而且墙壁发黑，窗帘陈旧，连椅子也没有一把像样的——要之，倘不是金玉均的亡灵，绝非可安居之所。于是无奈，泽村君的原意只得化为乌有，在与其他三位商量后，移师至距此处不远的万岁馆。

P6-9

《中国游记》一卷，毕竟是上天加惠于我（抑或说是降灾于我）的Journalist才能的产物。我受命于大阪每日新闻社，自大正十年三月下旬至同年七月下旬，一百二十余日间遍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地。返抵日本后，一日一回执笔写下了《上海游记》与《江南游记》。《长江游记》亦系继《江南游记》后一日一篇执笔写作而未得完成的作品。《北京日记抄》则非每日一篇，记得好像是于两日之内写就全篇的。《杂信一束》大抵是将写在明信片上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收了进来。不过我的记者才能在这些通信中亦如电光一般闪烁——至少是戏剧舞台上的电光一般，这一点应是确乎无疑的。

大正十四年十月

《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1892-1927）著，1925年11月3日由改造社出版于东京，正文共265页。全篇共由《上海游记》、《江南游记》、《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五部分构成。其中《上海游记》系归国后立即动手写作，连载于《大阪每日新闻》（1921年8月至9月）。大约三个月后，《江南游记》开始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1922年1月至2月），这两篇游记占了全书约九成的分量。《长江游记》则在事隔三年之后执笔，发表于《女性》杂志1924年9月号，但未得完成。《北京日记抄》最初刊载于1925年6月号《改造》杂志，而《杂信一束》则是初次公开发表。

在日本作家中，芥川龙之介相对而言，是较为海内读书界所熟悉的名字。他的不少作品都被译成了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芥川生于1892年，其成长期恰与日本教育制度的变革期相重叠，可以说是尚注重汉学修养的教育制度培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因此芥川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相当深厚，这在《中国游记》中也随处有所表现。他还能作汉诗，并且也曾取材于《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写过七个短篇小说。而且他的西文水平也颇高，毕业于东京帝大英文系，来华时在北京会见过胡适，连留美多年的胡适也在日记中称赞芥川英文说得流利。此外芥川还能阅读德文和法文。

1918年2月芥川辞去教职，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友，翌年3月成为正式社员，无须出勤，、但却按月领取薪水130元，稿费另付；条件是可以随意在任何杂志上发表作品，但报纸只能以《大阪每日新闻》为唯一的发表媒介。芥川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涯。1921年年初，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la新闻社派遣，以海外视察员身份访华。访问中国，本是芥川的多年夙愿，早在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他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露过这一心愿。3月19日，芥川离开东，预定取道九州的门司港登舟，泛海来华。其实他数日前偶染风寒，至18号仍尚未痊愈。但芥川访华心切，抱病出征。结果在车中感冒复发，高热不退，无奈只得在大阪下车，疗养了一个星期后，再度登程，28日在门司（今北九州市）搭乘筑后号，30日午后抵达上海，开始了长达120余日的漫游。但在上海旋又旧病复发，4月1日被诊断为干性肋膜炎，当即住进日本医师开设的里见医院，蛰居了三周，直到21日方病瘥出院。出师不利、病魔缠身，对芥川的情绪自然会有所影响；加之他尽管熟悉汉籍，对中国的现实却不甚了了。而期望越高，面对现实的落差时，失望也势必就越大。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于阅读、理解《中国游记》会有所帮助。

芥川龙之介是位著名的美文家，一部《中国游记》便充分表现了他刻意求工、别出机杼，不肯落前人窠臼的风格。在这部游记中，芥川力避平铺直叙的呆滞、俗套，运用了对话（上海游记·十二，江南游记·十九、二十），书信（上海游记‘十四、江南游记一十二），戏剧（上海游记’二十），手记（上海游记·十八、江南游记．二十）等多种体裁，跌宕多姿，变幻有致，读来颇觉新颖。而在文体上，《北京日记抄》的全文，以及《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的部分章节，则又有意采用拟古文体写成，即基本上是文言文的形式，词汇上却间或使用一些现代语汇，与整体的口语文体形成奇妙的反差，酿出一种独特的韵味。为了再现原著的风格，译者在移译时，也做了一些努力，试图表现芥川语言与体裁的变化；对拟古体的部分，也尝试用文言译出。但毕竟功力不逮，每每弄巧成拙、不尽人意，还请大方不吝赐教。

施小炜

1998年9月于呷奔国暗疏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