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拉河畔话沧桑
距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76公里，有一座古老的小城，叫哥里。它位于库拉河一处的河谷之中，环绕一座小山，平平的山顶上立着一座堡垒，山脚下是一个小村庄。这里有远近闻名的葡萄园、果园和麦田。银光闪闪的库拉河，水很浅，静静地流着。这地方以美妙的葡萄酒和一座古教堂著称。它的酒是金黄色的，那座教堂是格鲁吉亚的古典建筑，里面有11世纪的壁画。哥里是古希腊人所说的科尔吉斯州的一部分。据希腊神话传说，忒萨利亚王子伊阿宋曾率领亚尔古的英雄们来这里寻找金羊毛。1879年12月9日(俄历，公历21日)，斯大林就出生在这个风景秀丽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古城。
斯大林的父亲维萨里昂·伊万诺维奇·朱加施维里出身于第比利斯附近的迪迪一里洛村的一个农奴家庭。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废除农奴制后，维萨里昂一家才于3年后(格鲁吉亚农奴制的废除要比俄罗斯本土晚3年)获得自由。维萨里昂起初在阿德尔汉诺夫皮鞋厂当学徒，不久来到哥里，进了一家皮鞋作坊做工。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前农奴的女儿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并同她结了婚。他们在哥里大教堂附近的一所破旧房子里安了家。他们的全部家当是一张小桌子、四条凳子、一个小碗橱、一面镜子、一只存放衣物的箱子和一张铺着草垫子的木板床。房子共有两个房间，主室大约15平方英尺，只有一个窗户，地板是用砖铺成的。另有一个用作厨房的凹形小间。
在这所房子里，叶卡捷琳娜生了四个孩子，但前三个孩子不幸夭亡，只有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活了下来。父母给他起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但他的母亲总是疼爱地称他为“索索”。后来，索索自己改姓氏为斯大林。
格鲁吉亚有一句俗话：“每个皮鞋匠都是酒鬼。”斯大林的父亲也不例外。他嗜酒如命，常常喝得酒醉醺醺，他那做皮鞋匠得来的微薄收入，大都用去喝酒了。喝醉酒的父亲性情变得更加暴烈，蛮不讲理，索索和母亲常常遭到毒打。索索也因此学会了使用心计，避免和喝醉酒的父亲照面。平白无故地挨打使索索变得越来越倔强，并也学会以暴力来保护自己和母亲。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一次与父亲谈起他的童年时，父亲告诉她，在一个一家之主嗜酒成癖、半文盲的贫穷家庭里，打架、相骂是常事，为了保护母亲，他“有一天还将一把刀子朝老子身上扔了过去。老子于是大喊大叫去赶儿子，邻居把儿子藏了起来”。
1885年，斯大林5岁时，父亲又回到了阿德尔汉诺夫皮鞋厂做工，虽然与家庭未断联系，但经济上对斯大林母子二人已无所接济。叶卡捷琳娜只得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活，勉强养家糊口。她为富人家洗衣服、烤面包、彻夜加工服装，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儿子免受饥寒。也就在这时，斯大林得了很重的天花，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但脸上永远留下了明显的麻子，所以宪兵队后来在斯大林“特征”一栏里每次都写着：“麻脸，有瘢痕。”
家庭的不和，父亲那种残暴、毫无温暖可言的行为，给斯大林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神父之梦
斯大林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但没有什么文化，仅能“马马虎虎写自己的名字”。她是个很有原则的女人，很固执，也很严厉，有时也揍自己的儿子，但与她的丈夫那种平白无故的揍不同，她的揍是出于母爱，她想让自己的儿子长大后出人头地。叶卡捷琳娜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让儿子将来能成为一名神父。在当时，做神父无疑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职业选择，因为按规定，传教士可以结婚，掌管某个教区，进而可以步步高升，在替上帝效力的同时，可以享受到梦寐以求的安逸生活。
1888年，叶卡捷琳娜把儿子送进了哥里教会小学。除了学校当局每月发给贫困学生的三卢布助学金外，为了维持儿子的学业，她还设法在学校为教师们洗洗衣服、做清洁工，每月可挣得10卢布。但斯大林的父亲对此并不以为然。维萨里昂想让儿子继续走自己的路，将来也成为一名鞋匠。有一次竟然对妻子大嚷大叫：“你想让我的儿子当上大主教吗？痴心妄想！我是个鞋匠，我的儿子也只能当个鞋匠，他不会比当鞋匠有更大的出息了！”①维萨里昂真的去了学校，把儿子强行带走，并送进了阿德尔汉诺夫鞋厂当童工。叶卡捷琳娜不顾一切，到鞋厂把儿子领了出来，又送回了学校。1890年，维萨里昂在一次酗酒后的打架中被人用刀子捅死了。父亲的去世，对斯大林一家并未带来什么影响。据斯大林小学时的同窗好友约瑟夫·伊雷马什维里回忆说：“父亲英年早逝，对儿子是完全无所谓的事。被他称作父亲的这个人的死，没有使他失掉任何东西。”也就在10岁或11岁时，斯大林被马车撞倒，左臂肘关节受了重伤，伤口发炎溃烂，差点死掉。“我不知道当时是谁救了我。”斯大林后来说，“也许是由于我健康的体格或是那个乡下医生的膏药，总之我好了。”这就是斯大林告诉他妻子的姐姐安娜·阿利卢耶娃有关肘部不易弯曲和左臂较短的原因。安娜在1946年于莫斯科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了此事。由于这点小小的残疾，斯大林在1917年初被宣布免服兵役。P2-7
我的《斯大林传》首次出版至今有将近20年了，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后来人民日报出版社又出版了一个修订本。这一次的这个本子，是在人民日报出版社版本的基础上修订的。这次修订，订正了书中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增加了部分内容，补充了不少图片，将《斯大林年谱》作为附录置于书后，以方便读者查阅。所以相比以前，书的字数略有增加。
斯大林是20世纪的一个风云人物，他对苏联及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建设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要准确、全面地写好斯大林这个人物，委实不容易。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斯大林在国际上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对他的功过是非评价不一，有的甚至截然相反。斯大林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有的可能是对的，是功绩；有的可能是错的，甚至是犯罪；有的可能既有对的成分又有错的成分。这些需要我们予以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我以为，对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用所谓的“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定量评价(诸如三七开、四六开之类)等标准来评价是不恰当的。本书中我采取的是分阶段的事件评价法。我努力将斯大林在各个历史阶段所经历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弄清楚，呈现在读者面前，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给予实事求是的定位评述。这种研究方法，得益于我们中央编译局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究所老先生们的教诲和指点。他们是李宗禹(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李兴耕(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原副局长)、殷叙彝(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原全国政协委员)、郑异凡(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胡文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顾家庆(中央编译局编审)等人。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只可惜，李宗禹先生、殷叙彝先生已驾鹤西去，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教诲，在此对他们深表怀念。
我的这本传记，我自己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东西。写作这本书，我当时阅读了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斯大林问题的大量著作，取材时反复甄别，尽量做到客观真实。值得欣慰的是，从现在来看，基本上没有偏离我的初衷。这本书的特点是：第一，它首先是一本学术著作。全书是以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发展及其巩固为主线展开的，旁及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家庭、爱情生活。第二，为了照顾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我尽量做到通俗易懂。第三，尽量不添加个人的主观评判，只把历史事实讲清楚，让读者自己去研判。通读完本书，读者对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会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和看法。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斯大林问题的研究还远未结束，还有进一步深化之必要。近年来曾出现过有关斯大林问题的热烈争论。其中一派断言，当今的俄罗斯出现了“斯大林热”。在他们看来，似乎今日俄罗斯大部分人依然向往斯大林，向往斯大林时代。他们的论据是近年来俄罗斯报刊上有不少涉及怀念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的文章和言论。实际上这是不足为据的，因为转轨以后，俄罗斯的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都是多元的，各种声音、各种意见可以自由表达。自然，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时代向往者有之，鄙弃者亦有之。我们不能择取其一就下结论，必须看其整个社会的全貌，观察其社会的主流思想和心理。如果择取其一，特别是把社会非主流的思想和心理说成是主流思想和心理，只会误导民众，误导决策层，是不负责任的。这同时也说明，斯大林仍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评价远没有盖棺论定。当然，斯大林问题本身也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弄清楚。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已出版、发表的有关斯大林问题的大量论著和译著。在修订过程中，我尽可能使用了最新的档案材料。我在引用他们的材料时尽可能加了脚注予以说明，在此我向这些著作、档案材料的著作者们深表谢意。由于篇幅等原因，有些脚注加了后又删去了，在此，我只能向他们深表歉意。
本书的修订出版，要特别感谢天地出版社的杨忠诚编审，是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才使本书得以再版。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夫人陈秋霞女士，她在辛勤工作之余，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让我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工作。
本人虽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斯大林问题的研究，也编译出版过不少这方面的图书，但毕竟才疏学浅，书中难免挂一漏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戴隆斌
2017年3月15日于北京
这是一部既严谨又通俗的传记，全方位地描述了斯大林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但这部传记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写成的《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不同，也与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历史功绩的著述不同，作者力求用最新的材料和观点，剔除那些有意夸大斯大林功绩甚至歪曲历史事实的内容，客观公正地展现斯大林的一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这项工作是不容易的，也是很有益的。实事求是地介绍斯大林的生平及其活动，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研究斯大林及其所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从“二战”后苏南冲突算起，至今已争论了半个世纪。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进行了一次重大冲击和批判，但是由于这次批判浪潮大多只涉及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和破坏法制的问题，并未深入触及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根本问题，因而谈不上突破斯大林模式。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在苏联实行“全面改革”，似乎是要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而代之以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模式，但改革却导致了庞大的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彻底解体。
导致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认为，当前研究工作的着眼点应当是找出一些带根本性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总结出国际共产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总结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的原因。现在我国的许多研究工作者已经得出了一个共识：要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必须用科学态度研究斯大林时期创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说，必须研究和探讨对苏联、东欧以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找出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及其症结之所在。
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写过不少文章和论著，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探讨。综观以前的研究，我认为斯大林模式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在所有制方面，推行全盘国有化和集体化。国有化和集体化是斯大林模式的经济基础。国有化实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制，即在工业、银行业、运输业、商业等一切领域，不分企业大小，不分经济命脉和非经济命脉，统统由国家实行垄断，收归国有；在农业方面，急风暴雨般地强制推行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的，到1936年，苏联已完全消灭了私人工业，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建立了集体农民和国营农场，全部商品流转已集中到国家和合作社手中。总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确立起来了。这是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主要根据；而且按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长期存在两种所有制形式，应该进一步将集体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样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2)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权的决策机制、经济管理机制和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完全排斥市场经济机制。国家直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一切大小经济决策，均由国家统一决定。资金由国家统一划拨，物质由国家统一调拨。物价、服务收费、工资均由国家统一规定，甚至家庭和个人的消费实质上也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中央的计划具有强制性、命令性，“计划就是法律”。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企业，都必须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计划无所不包，资金来源、物质供应、生产数量和品种、销售等等，均由国家统一编制和规定指标，按部门或地区逐级下达。各经营单位的任务就是完成国家规定的指标，各生产单位只对上级下达的任务负责，至于产品是否符合市场需要，则与它们无关。
(3)国家强制、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是保证全社会各种经济机构、生产和管理部门能够切实运转的主要方法。这种方法是适应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而产生的，是这种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从苏联20世纪30年代强制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4)采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斯大林中断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路线，并且向前发展了这条路线。“直接过渡”的方针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急速实现超工业化的计划，并把农村变成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积累的源泉。因此，实行暴力剥夺农民的政策，绝对的集权制也应运而生。
(5)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是与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相适应的。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领导机构，而党的领导机构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领袖集团，领袖集团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斯大林个人手中。这是斯大林政治体制的最大特点。在这种体制下，以党代政，党直接插手管理国家事务，苏维埃和国家机关失去了相对独立性，权力机关的权力流于形式，党的最高领导层不仅成了全党的最高决策机关，而且实际上成了国家的最高决策机关。党内缺乏民主，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特别是党内和社会对党政领导人物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党的领导人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凌驾于党之上，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个人集权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实行严格的集中的控制；往往把学术问题、学派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乱贴政治标签，开展政治大批判，结果造成“万马齐喑”、舆论高度一律的局面。
斯大林模式的这些特点，无疑是与斯大林的理论构想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理论构想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速成论”。在斯大林看来，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多数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可以加速建成。他认为，只要建立几种“制度”，社会主义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在经济制度方面，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使之变成国有财产，确立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政治制度方面，推翻了资本家政权，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把它交给苏维埃，社会主义高度民主也就实现了。在政权建设方面，只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之存在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社会主义就将成为不可战胜的了。在分配制度方面，只要宣布“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也就基本上实现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实现了上述标准，社会主义也就建成了。斯大林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到1936年，他就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1939年又认为党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宣布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已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第二，“空地上创造经济形式论”。斯大林说：“资产阶级革命通常是在较为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开始发生的，这种形式在公开革命以前就已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并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却是在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或几乎没有具备时开始发生的。”“由于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②而且他把创造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说成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来行事的。在斯大林看来，只要在“空地上”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形式，变革了生产关系，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全盘公有化，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实现，也会使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至于创造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不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那是不需要加以考虑的。
第三，“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论”。这是斯大林从20世纪20年代末就逐渐形成的一种理论。斯大林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将会愈来愈尖锐化，或者说，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根据这种理论，斯大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党内矛盾说成是敌我矛盾，到处抓“人民的敌人”，发动大规模的“大清洗”运动，制造了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接连不断地搞“大批判”运动，无端上纲上线，戴政治帽子，进行粗暴打击。凡此等等，至今仍然给人们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记，给社会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四，“行政手段万能论”。在斯大林看来，依靠行政手段可以解决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问题。因此，他把党政军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依靠自己手中的无限权力指挥一切，决定一切。 总之，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其鲜明的特征，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设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列宁晚年的设计和初步实践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高度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也可以说是由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和理论模式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模式，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经济模式是涵盖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政治模式是涵盖党的领导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权运行机制的整体。理论模式是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的理论反映和指导思想。
斯大林模式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不可否认，这一模式对苏联实现工业化、备战和发展科学技术等方面有过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从它运作了半个多世纪的整个历史来看，这一模式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不成功的，因为它的整个运行机制和体制缺乏活力，缺乏生机，不能进行自我调节，制约了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不断提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因而它的失败也绝不是偶然的。
戴隆斌同志的《斯大林传》，文字流畅，结构严谨，观点明确。书中所引材料经过反复甄别，真实可靠。虽然是一部通俗性的传记，但文中贯穿着对斯大林模式形成、发展的阐述，字里行间浸透着作者对这一模式的理性思考。实际上，这也是作者多年来对这一问题积累材料、思考的成果。当然，为了便于一般读者阅读，作者不可能花很多笔墨从理论上对斯大林模式作详尽的描述。但是，读者从作者对斯大林一生的革命活动、斯大林的家庭及其性格描写中，会对斯大林个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比较正确、客观的认识和评价。我想，这本书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戴隆斌著的《斯大林传(权威图文版)》是一部既严谨又通俗的斯大林传记，全方位描述了斯大林这位苏联早期领导人一生的重要活动。斯大林是20世纪上半叶的风云人物，他对苏联的建设，对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乃至整个世界历史，都有巨大影响。斯大林从小失去父爱，具有鲜明的较为叛逆的性格，以及敢于冒险、勇于斗争的个性，这是他此后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继承人的重要条件。他的个性，使他在苏联治国、治党、治军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功绩，留下过辉煌，但也带来了苦难。他是一个不乏魅力而又极富争议的历史巨人。本书作者为中央编译局资深专家，长期研究苏联史、斯大林模式、当代俄罗斯问题，力求用最新的材料和观点，客观公正地展现斯大林的一生，还历史及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目。书中所选大量的历史图片，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史料性、资料性和可读性。
斯大林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巨人，他将苏联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是随着他地位的提高，他的权力欲膨胀，大搞个人崇拜，铲除异己，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客观、一分为二地看待斯大林，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戴隆斌著的《斯大林传(权威图文版)》很好地做到了客观、一分为二地展示斯大林充满争议一生，是一部关于斯大林和早期苏联历史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