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是我国明代绘画艺术大师，对中国绘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严重的封建主义的影响下，历代的画史和方志对出身低微的仇英记载甚少，影响了我们对仇英的深入研究。林家治著这本《仇英评传》旨在深入研究仇英，对其做了比较详尽的调查和分析，为本书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但是，本书为传记文学，是以形象的思维作为内容的主要构架，是在尊重仇英基本历史风貌的前提下进行的再创作。书中详细记叙了仇英的一生以及他的书画成就，从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仇英作为一个明代画家的成长史，也能看到苏州的地方风貌，可作为历史研究、书画研究、方志研究的参考书籍。

林家治先生新著《仇英评传》选取“吴派”画家当中雅俗合流、文人和工匠合流最具典型意义的画家仇英作为传主，细致梳理画家仇英的生平经历，勾勒仇英从籍籍无名的工匠到名震艺坛的画家的成长过程，解决了不少仇英生平悬而未决问题的同时，还对书画市场的作伪风气，对市民消费的情色绘画大胆地进行了研究，公允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使得这部《仇英评传》有了坊间众多“吴派”研究著作未有的亮色。

序 雅俗之间——林家治《仇英评传》的学术新高度 陈瑞林

第一章 立足苏州府

第二章 结识文先生

第三章 二试湘君湘夫人图

第四章 拜师学周臣

第五章 初有建树后

第六章 客居项氏家

第七章 昆山绘大作

第八章 辉煌的一页

第九章 寻访“苏州片”

第十章 精品走天下

第十一章 长卷成系列

第十二章 历史故事画

第十三章 摹古与创新

第十四章 难得花鸟画

第十五章 仇英三考证

第十六章 留居陈官家

第十七章 来去如迷雾

第十八章 图表识仇英

后记 写在《仇英评传》出版之际

大明正德年间。当时的苏州府，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外国经济的刺激与渗透等诸条件，在经济、文化方面已完全摆脱了大明前期萧条、滞涨的情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万马奔腾的景象。苏州经济、文化的许多方面远远超越诸多地方，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重心之一。特别是苏州传统的丝织、刺绣、缂丝、制扇、玉刻、木雕、髹漆、造园、书画及装裱等手工业兴旺发达，引人注目。

当时，全国各地的士大夫阶层、富商豪绅，甚至许多退位官员、文人学士纷纷到苏州来安家落户，过着富有奢华又清净省心的日子，这就极大地推动了苏州两方面的迅速发展：一是造园业。富商豪绅和退位官员来到苏州，选一块风水宝地，邀请最优等的画师、工匠，规划营造私家园林。一时间，造园成风。拙政园、网师园、有竹居、弁山园、东园、桃花坞、东庄等，就是当时的代表作。二是书画业。由于苏州传统的文人学士所造成的根基深厚，加上外地来苏州加盟的书画家锦上添花，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书画艺术家。据李维琨《明代吴门画派研究》（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不完全统计，明中期苏州著名书画家占全国近一半之多。最著名的有杜琼、吴宽、王鏊、史鉴、杨循吉、沈周、祝允明、都穆、文林、唐寅、文徵明、张灵、王宠、徐祯卿、吴伟、陈淳、周臣、文伯仁等。这些书画家的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书画业、书画营销、装裱、颜料、纸张业的发展。苏州俨然成为全国的书画业中心。

苏州桃花坞，便是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中心。桃花坞位于苏州城西的阊门，这里人口密集，水陆码头繁华，灯红酒绿。这里店肆林立，手工作坊云集。画匠、漆工、各种手工艺人在此地大显身手，他们以聪明才智日夜描绘着人间天堂的多姿多彩。

在如此繁华热闹之地，多几个人少几个人根本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可是，有一位年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他那认真好学的举动引起了路人们的关注。只见他有时坐在阊门城门口，仔细地察看着来往的人们，然后专注地在置于木板的纸上画画改改，一画就是大半天。有时，在附近的书画店里也能见到他。他和书画店的老板、伙计们混得很熟，居然能端坐在柜台前，对着繁华的街景绘画。当然，他起先并没有这样好的待遇，只能坐在店面门口的地上。后来，店老板见这个小伙子聪明伶俐，根基固实，心生喜欢，便让他进店堂观赏名画，又让他坐到柜台前写生。小伙子十分知趣，每天在画好的数幅写生画中，抽出两幅赠予店老板。店老板自然不客气，竞将小伙子的画挂出来出售，每幅也能赢得一些碎银。这使小伙子分外激动，觉得自己的功夫没有白费，多少有市民百姓在关注、欣赏自己的画了。

这个小伙子就是仇英。仇英，字实甫，号十洲，苏州府太仓人。史籍上没有具体记载他的生卒年月，约摸出生在弘治年间，卒于嘉靖年问。具体哪一年生，哪一年卒，争议较多。当代泰斗周道振先生认为，仇英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终年52岁。（见《朵云》第五期，周道振《与林家治同志商讨》）大贤徐邦达先生考证，仇英生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终年50岁。（见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中《仇英的生卒年和其他》）学者胡艺则推定，仇英生于成化十八年(1482)，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终年77岁。（见《朵云》第五期，《读林家治（仇英穷苦的一生）后》）

综上所述，周道振与徐邦达意见相近，胡艺则是另一种意见，认定仇英寿命不短。

仇英出生在太仓一个乡镇的普通百姓家中。（从目前考证来看，尚无确切说明）父亲应是位老漆匠，仇英七八岁时就追随父亲学手艺。由于聪明肯学，短短几年，他不仅学会识色、调色这些漆工必须要掌握的手艺，天长日久，也逐渐能协助父亲做图案设计、雕梁画栋这些高级的漆匠手艺。仇英时常跟着父亲走村庄，特别是去富裕人家干漆工。时间一长，有时父亲病了不能出工，仇英也能独当一面代父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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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之间——林家治《仇英评传》的学术新高度

正是“江南春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的时节，展读林家治先生新著《仇英评传》，感觉作者的吴门画派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

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风景秀丽，物产丰饶，经济繁荣，人文荟萃，明清时代随着社会城市化、商业化的开展，依托商业城市的经济发展，江南地区的文化艺术出现了新的面貌。江南是文人画的发轫之地，宋元时代文人画新潮涌动，至明清时蔚为大观，由偏师而为主流。在顶礼膜拜者的心目中，文人画代表中国画传统的特质，甚至成了中国画传统的别称。苏州是明清江南地区的重要城市，通过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众多苏州画家的艺术活动，形成了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吴门画派”。“吴门画派”将文人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开启了中国画发展历史的新篇章。

文人画是中国画历史发展极具特色的现象，文人画被看成中国画传统的代表，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随着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或推崇文人画，或批判文人画，往往成为社会变动时的应对策略，文人画成了文化符号，甚至政治符号，与文化的浮沉起落、政治的变幻沧桑相关联，与文人画艺术的本身反倒是关系不大了。无论推崇还是批判，究竟对文人画是否有真正的理解，实在值得怀疑。

“雅”、“俗”之分成为区分文人画与非文人画的标尺。不少研究者认为，“雅”、“俗”、“文”、“野”之分，便是“清”、“浊”、“高”、“下”之分，便是文人画与非文人画之分。固然古代中国文人基本性格确实有着强烈的“反俗”倾向，然而文人画真正是纯“雅”，是非“俗”、反“俗”吗？历史证明，那种纯“雅”、非“俗”、反“俗”的文人画，只不过是不同历史情境中的理想形态，是出于对政治权力或者经济权力压迫的反抗或者逃避而构建出来的“桃花源”和“乌托邦”，并非历史的真实存在。

明清时代绘画作为文化商品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之中，绘画交易成为普遍的现象，书画市场繁荣促使新的文化消费群体出现，在原本官僚文人、富商大贾消费群体构成的社会空间之外，分化出新的、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以市民为主体的新的文化消费群体出现，形成明清社会的一大景观。雅俗互动、雅俗合流成为时代的趋势，社会城市化、商业化，社会越来越“俗化”，与此同时，崇尚风雅的文人士大夫与附庸风雅的商贾市民亦极力推动“雅化”，高雅的文人与低俗的商贾关系日益密切，雅与俗既矛盾对抗又依赖合作，不少倡言“雅化”的文人画家，实际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投身商品经济“俗化”的潮流之中。

豪富巨商介入书画艺术领域，以雄厚的资本推波助澜。文人与商人的合作，雅俗互动、雅俗合流得到了强化。雅俗互动、雅俗合流破除文人的畛域之见，推动文人画“雅”、“俗”、“文”、“野”相通相兼。繁华的城市聚集众多画家，不少拥有学识的文人，仕途升迁或者进入宫廷无望，又缺乏雄厚的经济资本，想要维持比较优裕的生活，卖画鬻文换取物质的利益乃是现实的选择。这些生活在城市中的文人画家，其社会地位与一般市民和手工业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与作坊的画工、画师相友善，一起从事绘画创作，文人画家和工匠画家合流，进一步推动了雅俗互动、雅俗合流。直至19世纪晚期，上海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商业城市，仍然延续这种雅俗互动、雅俗合流的趋势。雅与俗的对抗与交融，构成成了文人画的巨大张力，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获得了发扬光大，延续了文人画的前卫传统，发扬了文人画的前卫精神。从苏州到上海，从“吴派”到“海派”，雅俗互动，雅俗合流，开枝散叶，推陈出新，为中国画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动力。

林家治先生新著《仇英评传》选取“吴派”画家当中雅俗合流、文人和工匠合流最具典型意义的画家仇英作为传主，细致梳理画家仇英的生平经历，勾勒仇英从籍籍无名的工匠到名震艺坛的画家的成长过程，解决了不少仇英生平悬而未决问题的同时，还对书画市场的作伪风气，对市民消费的情色绘画大胆地进行了研究，公允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使得这部《仇英评传》有了坊间众多“吴派”研究著作未有的亮色。

绘画作为商品因广受欢迎而获利丰厚，画工、画师乃至文人画家纷纷模仿名家画作，乃至制作假画售卖。苏州地区假画制作流行，渐成风气，形成人称“苏州片”的假画。所谓“苏州片”，狭义地说是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即晚明到清中叶苏州地区制作的假画，广义地说可以是延伸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即晚清到民国时期苏州地区制作的假画。“苏州片”假画亦有层级之分别，并非全为粗制滥造、不值一提的仿品赝品，不可一概而论，嗤之以鼻。有的“苏州片”假画或有底稿，粉本来自当时流行的名家画迹，甚至可能有一些仇英这样的大家参与绘制。“苏州片”虽系伪托之作，但与原作十分接近，是了解明清绘画的重要材料。“苏州片”假画还对书画传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晚清上海的一些画家，无法见到明代画家的真迹，不得不采用较为精良的“苏州片”假画作为学习的范本。明代后期社会风气奢华淫靡，流行市井情色绘画艳俗而又雅丽的画风，为明清仕女画，乃至描绘男欢女爱的“春宫图”所仿效。不少春宫画托名为“唐寅作”、“仇英画”当非偶然的现象。仇英的人物画、仕女画乃至“春宫图”的作风影响后世，承袭不乏其人，除民间广泛流传以外，甚至传人宫廷，成为宫廷绘画的一种图式。以“苏州片”为代表的假画、以“春宫图”为代表的市井情色绘画，与唐寅、仇英等“吴派”画家的关系，假画、市井画对于中国绘画历史研究，乃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仇英评传》已发其端，有待后继者进一步开展研究。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林家治先生出于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多年坚持吴门画派的研究，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绩。《仇英评传》展现林家治先生的吴门画派研究达到新学术高度。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先生在古稀之年，犹笔耕不辍。学无止境，祝愿林家治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有优秀的研究成果问世。

陈瑞林

丁酉清明写于北京

写在《仇英评传》出版之际

《仇英评传》即将出版了，这是我公开出版的第三本有关仇英的专集。那么，这本专集与以往的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有什么可看之处，这是许多读者所关注的事。

《仇英评传》距我前一本出版仇英的书有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我反复认真考查了仇英的相关资料，发现了一些新材料，纠正了一些老看法，总结了一些新成果，觉得有必要再出版这本书。仇英是我国美术史上、世界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只要有真知足见，多出几本又有何妨！

《仇英评传》起码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颠覆了原来的有些结论，让我们走得离仇英更近。

大家知道，文徵明曾邀仇英绘制《二湘图》，二次试画未成功，文先生只得自画。画史上和历代史论家都如此评定。是否真是仇英没有画好？作者经严密分析，在书中做出了与此迥然不同的结论；仇英曾模画《清明上河图》，这是一幅轰动世界的杰作。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早有权威评论家确认原藏故宫博物院、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辽博本”为仇英真迹。几十年已成为定论。两年前，作者因受仇英辛丑本《清明上河图》收藏家之邀，参与了该本的考证、核准、编辑、出版、首发等全过程，认定该本为仇英手迹。获得了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等单位专家的赞成与参与，共同编著出版了《仇英模清明上河图鉴赏》，荣获了当年全国美术图书金奖，也否定了“辽博本”为真迹的结论。本书用二万余字评述了全过程。

第二，发现了一些新资料、新证据，帮助我们对仇英的认识引向深入。

上海博物馆引荐了由私家收藏的一封仇英亲笔书信，这是首次披露的仇英手札，作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十分珍贵；另外，仇英来苏州定居后的居住地，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却从无音讯。在《仇英评传》里，作者根据文史工作者的介绍，做了深入调查研究，虽然不能做出决断，也是提供了重要依据，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三，对仇英研究进行了新的总结，扩大了研究范围和领域。

比如过去对仇英是否参与春宫画活动提及很少，常常是浮光掠影。这次，按章节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限于出版要求，做了较大删改；原先从未提及的“苏州片”造假书画，书里也做了专门介绍，这对于深入了解仇英是有较大帮助的；此外，过去对仇英与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之间的关系了解不够，这几年，作者多次去嘉兴考察，与嘉兴的专家们深入探索，获得了大量珍贵资料，使本书更加充实、丰满。

本书图文并茂，并获台北“故宫博物院”提供许多资料。计26万字，由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林家治

201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