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佳著的《走进历史深处--儒家文化寻踪》独具慧眼选择了区域儒学这样一个特殊的题材和视角,又别具匠心选择了一个具有巨大伸展功能的艺术表现形式,站在儒家学说的至高处,或者以自己的游踪为线索,剪辑历史文化时空片段,辑成涵括深厚的艺术章节,从而揭示古地曲阜千年流传的仁爱情感内涵;或者以自己的思绪为逻辑,活化曾经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构成具有特殊历史意蕴的佳作,表达曲阜古城所具有的深邃哲理;或者以自己的情感为结构,刻画那些历史极富意味的情节与细节,构成特定的艺术时空画面,抒发自己对于儒学古今流传和世事沧桑的感怀,堪称一部文化散文的佳作,值得我们好好品味欣赏。
刘振佳著的《走进历史深处--儒家文化寻踪》以散文的笔法、采用时空融合的结构方式、选择曲阜古城具有代表性的“三孔”等历史名胜古迹和文化意象,描绘出了泰山之阳、泗水之滨的霁月风光以及孔子故里、东方圣地的历史风貌。同时,通过景观移步换形的真切描述以及典籍史料的鉴别梳理,尤其是鲁地风土人情的深度开掘,全方位展现出了文化发祥地人类经典文化遗产的意象之美、古韵之美;深层次地揭示出中国传统儒家渊薮之地的厚重历史内蕴,即那些经过数千年沉积依然潜存于建筑结构、碑碣纹缕、眼神笑意中的历史与生命真谛;那些掩埋于历史尘埃依然活化于优稚礼仪、仁爱道德、终极信仰中的普世与永恒真理。
抬脸远望,透过迷蒙的烟雨,可以看到城门楼上有四个大字“万仞宫墙”,一看便知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大手笔。据说此门原为“仰圣门”,明代嘉靖年间山东巡抚胡缵宗巡查曲阜,那时新城刚修了不久,便特书“万仞宫墙”以做门额。后来,乾隆皇帝来曲阜,又重书一遍悬于门上,有人说,经过乾隆皇帝这一题写,曲阜城以及孔庙就盖上了皇家的印章,其历史高度得到了最终的确认。仰圣门虽然命题不错,也很恰切,但是,“万仞宫墙”则意义大开,平添上子贡当年“得其门者或寡矣”的意蕴不说,同时也告诉前来孔庙拜谒的人们,自古找到进入孔子和儒门不容易,即使你一番跋涉不容易,最终也未必就能够真正进入历史的更深处,因为此处的大门有万丈之高。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个匾额便想起了远在西藏的布达拉宫,那该是整个中国最高的宗教信仰庙宇吧,高居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在藏民的心目中,也许庙宇的神灵被捧上了世界至高处,于是便有了绝对意义和神圣性。所以,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会特别虔诚。曲阜城门被命名为“万仞宫墙”,标识的数字甚至比西藏的布达拉宫还要高,冥冥之中,便使人们获得了另一种绝对化更高直觉,意味着孔庙的神灵比世界上最高庙宇还要高些。加之此话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表明曲阜的至圣先师庙宇,这是皇上钦命的华夏至高宗教庙宇所在,这里才是我们民族至高信仰圣地。因此,仔细打量眼前的景致,如果说西藏的高原庙宇飘渺在风雪弥漫的山峰上,那么,借着烟雨从孔庙前的城门望进去,约略可以看见里面的大门,整个庙宇仿佛飘浮在仙山琼阁的天界,好不神灵。
当我置身城门之下,抬头仰望高高的城门穹隆,环顾那特设的瓮城,才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亲自书写匾额,可能还有另外一些不能明说的因由。万仞之高的宫墙里面,孔子庙宇绝对不是坐落在深山老林或者峰崖水边的道观佛寺。隐居的道观佛寺不管是谁,只要是想求仙拜佛,都可以爬上山去,走进山门膜拜祷告一番,求其所想。因为有了“宫墙”二字,至圣先师庙宇则不然,它属于国家的严格管控之地,绝对不可以随便进入,城头上的题款告诉人们,不管你是谁,哪朝哪代,需从“天子”钦定的大门底下,低着头走进去。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的规矩,除非是些街谈巷语野史可以随地流淌,中国的正史有着特殊的修史规范和现实用途,从来就不随便进入其中;中国的本庙同样也有中国本庙的守护和拜谒律则,中国本庙那可是国之重地,所以,一方匾额悬挂在大门之上,就是正告世人,此处闲人免进。
也就是说,乾隆绝对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皇帝,大清王朝能够出现“康乾盛世”,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所以,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当他再一次亲历曲阜祭奠孔夫子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站在城门下面端详沉思的样子,乾隆不仅理解儒家历史的深度和高度,也深知该怎样引导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历史的深处。于是,他率领群臣行过大礼,在孔府里品尝了正宗的诗礼银杏孔府菜,在一阵阵山呼万岁中,挥笔题写下“民风胜前度,时节欲清明。瞻仰宫墙近,曷胜望道情”之后。转过身来将众臣扫视了一圈,微微一笑,又题书出四个大字“万仞宫墙”,并颁下圣旨:就用它来做城门匾额。
清代人肇端于荒蛮之地,属于马上得天下一族。或许开始识汉字不多的缘故,因此对方块汉字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和警惕,才会屡屡发生“春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的文字狱。在他们看来,孔庙绝不是流散在民间普度众生倡导超尘出世的一般庙宇,可以让民众随意地进出,尽管作为庙宇也有善化灵魂的作用,但是几个有知识有见识的汉人曾郑重告诉他,从一开始,整个华夏民族和国家甚至是历史就建构在此庙的基础之上。为什么后来唐代会造出天下无处不孔庙的局面,传播为整个民族普泛性的祭拜处,因为孔庙国脉所系、民情所系,绝对不是一个善字了得,所以,对此万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尤其后来又从书本中看到了“天地君臣师”的记载,于是更让他真切地看到,皇权和孔夫子具有深层关系,他们之间不仅仅是同位一体,更重要的是会产生严重的历史连带反应,正像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的《谒庙诗》所说:“扶植纲常百代陈,天将夫子觉斯民。帝王师法成隆治,兆庶遵由臻至淳。道统常垂今与古,文明共仰圣而神。功能溯自生民后,地辟开天第一人。”于是,在孔庙前的大门上,专门贴上皇帝榜书的标签,不仅仅是对孔夫子的认定和褒扬,用“万仞”一词来标识孔庙,与称颂皇帝“万岁”同一语意,表明皇家和孔庙具有共同高度。即孔庙既是庙又不是庙,每一个进庙谒孔的人,需要带着敬仰皇上那样高山仰止情怀入庙祭拜,谒拜先师也就是在谒拜国家。如果不能够深度地理解这一点,也许你就不配来到这里,即使你到了这里,也不允许你进入孔庙观瞻。
特别是那个“宫”字,它特别透出别一种怪怪的眼神,因为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深宫朝廷。就像北京紫禁城里的浩大皇宫,那是一个至高无上极度神秘的人间禁区。因为皇上和他的嫔妃们就住在里面,所以,绝对不可乱来。以至于成了专门用来发布“奉天承运,皇帝诏日”的圣旨去处。在乾隆皇帝眼里,既然君师一体,孔子是千年“素王”,孔庙自然也就是一个专门设置的“宫殿”,大成殿里的孔子塑像自然是头戴皇上的冕旒。只是这个宫殿里不是一代皇帝,而是百代皇帝。所以会像皇宫一样,只开辟一条皇家自己或钦许进入的专用甬道,在此发布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圣旨”。而不是像旧时赶庙会或者今天旅游一样,成为一个叫卖声、说唱声、叫喊声干云的地方,如此这般,那“圣旨”便失去了神圣不二的意味。自古祭拜孔子,就是前来领受“圣旨”的过程。
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宋代开始,孔庙绝对不允许人们随便进入,尤其是对那些怀才不遇或者放浪形骸的文人,更是不准他们入孔庙吟唱抒怀,因为他们会沿着文学“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语)的老路前来观景悲怨,不是他们说得不好,或许他们说得太好了,好得几乎失真,再加上他们的婆娑眼泪和恣意吟唱,往往只是一己情怀的宣泄流露,且不说和所接受的“圣旨”有些不对路数,也与孔庙内在义理家国天下“大道”不相吻合。因此,孔庙绝对不能接受任何私情己意的祈求和表达,绝对不可以像其他宗教庙宇,可以随便到里面祈求道福禄财寿,即使与孔夫子教育教学的升学考试祈求,也一律免谈,非人世间大道之求则不受,这就是孔庙的传统规格和气度。
据说,明代的张岱就曾在曲阜孔庙门前吃了不大不小的闭门羹,他在《陶庵梦忆》中记道,为了圆自己进孔庙的心愿,最后不得不“贿门者,引以入”。据《申报》记载,一直到1899年,上面还三令五申不能让一般人进入孔庙,依然秉持着文人们不准随便进孔庙的老规矩,不仅如此,即使你能够进入其中,也绝对不能乱说乱道,因为面对孔子的通天大道,根本不需要语言,只需要跪下来,认认真真地磕头,认认真真地上香,认认真真地领悟即可,既不需要言说,更不需要分辨,它原本传达的就是既在人间又超人间的“圣旨”,只需要感受那一抹圣光灵韵,然后赞颂上天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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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这样畅快地读一本书了,我竟用两天多的时间连续读完了刘振佳教授发来的所有书稿,可刘老师嘱写数语以为书序我却拖了许多日子,因为往往甫一开始便思绪绵绵,不知不觉间,就像该书的名字,被带进了历史的深处。
刘老师在曲阜生活了几十年,他自称“与儒学有缘”,但是,正所谓“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谁人与“儒”无缘?有学者说“人天然是儒家”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可刘老师不一样,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虽然来自“外乡”,有一直没有改变的乡音,但他是一位人文文化学者,是一位有情怀、有关切的人,他更有与众不同的对于曲阜越积越深沉的情感。
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人都知道,“曲阜”的特殊意义不仅是孔子故里,而且是黄帝生地、周公封国。这样的特殊不是偶然的,它使我们更正确地把握此地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地位。春秋时期,人们已经看到它的非同寻常,称这里“周礼尽在”,以这里为学习周礼的最好去处;战国时期,庄子以他特有的境界,发现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候,这里的“士人”“先生”依然“多能明之”。
鲁地深厚的文化传统造就了孔子,孔子的巨大影响使这里形成为中华礼乐文明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孔子去世以后,“孔子家”被弟子后学改造成为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庙堂,他们在这里按时“习礼”;在孔子墓冢不远处,一些弟子以及鲁人安家居住,以至于形成了新的村落。西汉太史公司马迁至鲁,这里的景象令他感慨,他看到洙泗之域犹有周公遗风,人们“畏罪远邪”,‘‘俗好儒,备于礼”。所以,西汉时期有“鲁人皆以儒教”的说法。
由战国而秦汉,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时期。秦汉之际社会的剧烈变动,促使人们思考长治久安之策,经过反复思考,他们逐步选择了“孔子”和“儒术”。当我们今天回忆历史的时候,不难想象汉高祖刘邦“以太牢祀孔子”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深层意涵,儒学从此与中国社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为孔子故里,“曲阜”成长的根基正在于此。西汉前期的人们可能都不会忘记他们最初征服鲁地时的情形,汉武帝时,司马迁依然在《史记.儒林列传》有所记录:“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他十分感慨:“岂非圣人之遗化,好SL~-~国哉?”这样的场景,一定对那个曾经以儒冠“溲溺”的“高皇帝”有不小的触动!
就是这样一个“好礼乐之国”,此后的两千多年受到了无数亿万人的关注。‘‘曲阜”注定要与“~L-T-”联系在一起,曲阜的历史联结着孔子地位的升降沉浮,并与国运的盛衰息息相关。可以说,曲阜就像是一部书,就像一部关于“中国”的珍贵典籍,这里的殿庑、楼阁,这里的山川、街道,这里的文物、树木……都能无声地述说历史。只是,这部书读起来并不容易,读懂了它,也许就读懂了“中国”。因此,读“曲阜”需要用“心”,需要理性,需要像佛家所说的“离相”。刘振佳先生说得好,在这里,也许只有在这里,才能更真切地领略原始儒家的高古风采,体味儒家思想体系的旷世真味,理解中华民族沿着孔夫子路线走到今天的质因,发现民族文化生生不息最深层的历史律动。
刘振佳先生自1978年来到曲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与曲阜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也注意把握了与曲阜一起跳动的中国历史脉搏。他了解孔子与传统中国的血脉关联,清楚孔子儒学近代以来的颠簸沉浮,明白世人面对道德沦丧的惊恐,更感慨一个“县级小城”的文化承载……读书、教书、写作之余,他不断行走在古城内外,他看得清,也读得懂,在他那里,曲阜的有形之物无处不思想、无处不哲学;无形之物无处不灵动、无处不深沉。
二十多年前,刘老师就出版了《鲁国文化与孔子》一书,从孔子时代与国度的角度思考孔子,而后又思考孔子与现实的关系。他留心儒学的世存形态,将思与史、人与事进行“剪辑组合”,捡起了许多散落的历史文化碎片,把自己经年累月的品读积累下来。也许是境由心生,或者是“秋风秋雨”所特有的蕴含,刘老师的漫步沉思往往是在深秋时节,他认为,此时才是曲阜的本色时光。
其实,有风骨、有关切的人才有乡愁。在刘老师那里,无论乡野里的绿意、河水中的云天,还是村落里的牛羊气息,都有助于“心灵逃离”。但我们从他的著作里享受“逃离”静谧的同时,也不禁顺着他心中奔涌的那条历史长河向前眺望。
2014年9月18日
此书的文字,是我十年的心血凝结和思虑汇聚,也是我对这座东方圣城最深挚的情感和美好记忆。
曲阜是一座县级小城,在这样的小城里,尽管它是一方文化重地,然而要想出一本书,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且不说写书时经年累月的切磋琢磨,所带来的甘苦真的异常难耐;因为受到特定狭窄区域限定,即使再努力扩张自己,也往往难以写出应有的气象和境界。尤其是出版发行,那就更是一言难尽。于是,对于我而言,每一次出书都是一次不小的折磨,有时甚至感觉特别委屈,只是每每想到和看到“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的现实境遇,心里也就不能不随之而释然。这一次,同样如此,本来这是一本早该出的书,也曾经有过好几次出版的时机,但是,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迫止步。以至于2014年,孔子研究院杨朝明院长甚至为我撰好了序,后来还在有关报刊上发表了此文,一些朋友因此来信打问或索要此书,因再一次出版夭折,不得不红着脸愧对杨院长和朋友们的好意,至今想起来还有说不清的内疚。
即使如此,作为一个孔孟之乡的学者,我仍然是执道而往,因为内心具有一种潜在的情愫,那就是不勉而行,不自觉地愿意为孔老夫子和儒家文化传承而不辞辛劳,做点事情。可见在圣地待久了,圣灵化育出了儒者一种特殊德行品质,所谓“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不自觉便有一种“仁以为己任”的自觉性。因此,当此书能够真正付梓面世时,并没有幽怨,相反感觉这些年数次出版未果,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让我多了一些时间沉淀,多了一些现实生活感悟,也更多了一些与时代发展和进步相谐的思考,不仅能够使书写得更接近历史实相,也更能够将自己的心愿和想法予以更充分体现,当然,也就会少一些立言于世的遗憾。
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著名传记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传记文学协会会长万伯翱先生为拙著写序推荐;感谢孔子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著名儒学家杨朝明先生百忙之中专门为本书作序举荐。他们的奖掖之德,将永远铭记在心。感谢相关编辑人员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我的家人一如既往地对我的支持与帮助,让我不仅能做成我想做的事情,也能够继续不断地去实现一个又一个梦想。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