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评说
贺麟作为新心学的倡导者，当然不会不研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他很重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之教。
贺麟认为，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王阳明之提出知行合一说，目的在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功夫，建立理论的基础。”王阳明在他最得意的弟子徐爱在世的时候，经常同徐爱在一起讨论知行合一问题。可惜，徐爱短命而亡，从此王阳明本人很少谈知行合一问题。王阳明的后学很少继承和发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王阳明的批评者也很少涉及这一问题。贺麟要求扭转这一局面，他指出：“知行合一说虽因表面上与常识抵触，而易招误解，但若加正当理解，实为有事实根据，有理论基础，且亦于学术上求知，道德上履践，均可应用有效的学说。而知行问题，无论在中国的新理学或新心学，在西洋的心理学或知识论中，均有重新提出讨论，重新加以批评研究的必要。”
据贺麟研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补偏救弊的知行合一”。例如，王阳明曾说：“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凡古人说行知，皆是就一个工夫上补偏救弊说，不似今人截然分作两件事做。如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王阳明全集·语录》）所谓“补偏救弊的知行合一”说，乃是针对当时思想界的弊端而提出的补救办法，“即是勉强将知行先分为二事，有人偏于冥行，便教之知以救其弊；有人偏于妄想，便教之行以救其弊。必使他达到明觉精察之行，真切笃实之知，或知行合一而后已。这样一来，知行合一便成了理想，便须努力方可达到或实现的任务”。这种“补偏救弊的知行合一”说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然不能算作王阳明知行学说的深意。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另一个含义是“本来如是的知行合一，或知行本来的体段”。王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又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这一个工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贺麟把王阳明“本来如是的知行合一说”概括为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认为知行为同一发动的两面；二是认为知行平行，合一并进。以这两个基本观点为基础，新心学中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观”形成了。贺麟强调，他提出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观”有许多地方可以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相互印证发明，并且弥补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不足之处。例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至少在时间观念上没有说清楚：所谓知行合一究竟是指知行同时合一呢，还是指异时合一。如果说是同时合一，则意味着人与禽兽同为知行合一，智愚贤不肖也同为知行合一，这就排除了心性修养的必要性，因而有违于王阳明的本意；如果说知行合一不是同时性的，中间拉开很长距离，需经过努力方可达到目标，似乎也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贺麟认为他提出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观说清楚了王阳明没有说清楚的地方，关于贺麟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观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评述。（P116-117）
1986年方克立、李锦全教授联袂负责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新儒学研究”，我作为课题组成员，负责子课题“贺麟研究”。在课题组支持下，我取得如下成果：《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贺麟》，纳人李振霞、傅云龙主编《中国现代哲学人物评传》下册，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现代新儒家学案·贺麟学案》，纳入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中册，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贺麟新儒家论著辑要·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纳入方克立主编、张品兴副主编的《现代新儒家》丛书，1995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纳人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199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这些书大都写于10年以前，坊间早已告罄。
2016年1月13日，我做了脑膜瘤手术。我平生第一次罹患重大疾病，在医院里一躺就是80天。由于神经系统受损，手术后还有复视、面瘫、耳聋等后遗症，目前正在康复过程中。据医生讲，假以时日，可以痊愈。鉴于我的身体状况，没有能力重新研究贺麟，只得在旧著的基础上编辑成此书。这样做，倒是可以保持历史原貌。本书的第一部分以《贺麟新儒学思想研究》为蓝本；第二部分系若干短篇汇编而成，分“贺麟评说”和“贺麟学案”两部分；第三部分附录，其中的《贺麟年表》在拙著《现代新儒家研究·贺麟解放前治学系年》的基础上，参考互联网《贺麟年谱简编》，为再版编制。三部分总题《贺麟评传》。
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本书，感谢责任编辑刁娜付出辛劳，使之增色不少。由于我在病中，无能力修改，本书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宋志明
2017年1月记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2楼思灵善斋
我和贺麟先生只有一面之识，在中国哲学史学会召开的第二届年会暨宋明理学研讨会上。1981年，我在吉林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硕士学位，跟随导师乌恩溥先生出席在杭州新新饭店召开的这次会议，并且成为会议秘书组成员。那次会议来的人很多，大约有200多人。饭店一时容纳不下，只好在空屋子里打地铺。我自然接受这种“大串联”式的待遇，后来才调到标准房间。
海外学者陈荣捷、狄百瑞、秦家懿、刘述先等名流悉数到场；国内大家也来了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石峻、丁宝兰等先生。贺麟先生作为参加者，我同他认识。他在大病之后，语音发生变化，类似女声，除了几个身边人外，其他人都听不清楚他的声音。我原本打算采访贺麟先生，面对眼前这位慈眉善目、瘦矮清癯的老人，只好选择放弃。
贺麟先生是一位有特色的新儒家学者，写了多篇关于新儒家的文章，但未写成专著。我几乎读了贺先生的全部文章，深深为他的真知睿见所打动，遂有本书的写成。任继愈先生在贺麟著《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序》中写道：“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影响深厚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表现在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他是研究西方哲学的有数的专家，而他思想深处更多的是儒家入世、救世的倾向，往往被忽视。他的治学不光是说说而已，而是要见诸实行；他讲学偏重西方哲学，而用心却在中华民族的安危存亡。他不满足于讲论的义理之学，他还要付诸实践，参与社会活动和文化变革。”诚如是言！
贺麟先生是一位有主见的新儒家学者，提出许多创见。他绝不跟风，只说自己想说的话。他认为，在当今时代不能只讲陆王之学，排斥程朱之学，势必导致空疏；也不能只讲程朱之学，排斥陆王之学，势必导致支离。他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努力开辟儒学新境界。他精通西方哲学，翻译过许多黑格尔、斯宾诺莎等人的哲学名著，但绝不当西化派。他力求“儒化西学”，把两种文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出适应时代需求的、新的思想体系。
为学者写评传是一件不好办的事情。学者往往没有多少哗众取宠的闲闻趣事，没有轰轰烈烈的感人壮举，宛如平平常常一首歌。我不能在“传”字上做文章，只能在“评”字上下功夫。至于本书能否反映出贺麟先生的思想面貌，我对读者的公论充满期待。
宋志明
2017年序于中国人民大学宜园2楼思灵善斋
宋志明著的《贺麟评传(精)/新儒家评传书系》主要介绍了贺麟先生的生平；贺麟先生如何在深研西学和国学的基础上，在社会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融贯中西，提出新心学思想；以及新心学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如逻辑主体、思想方法、知行关系和儒者人格等。
中国20世纪，
是民族化和全球化激荡冲撞的世纪；
中国20世纪的文化，
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磨合融会的文化；
中国20世纪文化中的贺麟，
是拥有宏阔学术视野且怀抱独创性的思想家；
在宋志明著的《贺麟评传(精)/新儒家评传书系》里，
中西之间的思想火焰被点燃，
王阳明和黑格尔的思想被打通，
新心学思想傲立于世，
新儒家大旗摇曳于风；
“博古通今，明体达用”，
“高山仰止，忽前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