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乘震是新闻记者，他的笔下，新闻总是被精心地发掘、梳理、筛选和展示出来，就像一个有经验的“挖参人”一样，每一条根须都不肯放过，都经过精心的安排调度。他是驻站记者，是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的记者，凡是在上海发生的新闻他都可以涉足，凡是在上海出现的新闻人物他都可以采写，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与深圳读者有一定的关联度。

这本书中所写的人物，涉猎范围之宽行业之多领域之广，都是一般跑线记者所无法做到的。而他所写的人物，又都与深圳有关系有交往，抑或是具有共性，或许正是因为他选题的切口很小也很独特，这本书才显得与众不同，值得细细品味。

他是一个很有文化情结的记者。这本《悲欣人生》也可当做续篇来看，只是本书的每篇文字略短一些，或可称之为“文化人速写”。他选取角度的独特和细节描写的精准——倘若事先不下苦功做好功课，是绝对无法做到的。

《悲欣人生(当代人物素描)》收录了作者楼乘震的四十多篇新闻采写稿，描绘了四十多位背景、身份、经历各异的人物，通过对他们的描摹刻画，展示了他们的人生和一段段鲜活的历史，让我们读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物小传，也感受蕴含在文稿中作者深邃的精神世界。每一篇文章配有作者的摄影照片，图文并茂，引人入胜。

序 侯军

郎静山

郎老回沪省亲记

蔡尚思

读书最勤奋的人走了

钱学森

整天想的是“祖国和人民”

熊大缜

“地雷战之父”安魂曲

杨可扬

版画生命力来自生活

周小燕

让更多的“小燕”飞向世界

袁雪芬

雪中芬芳余音绕梁

朱践耳

谱写“良心交响曲”

叶瑜珍

班主任请客的一顿饭

草婴

疾风知劲草

辛丰年

古典音乐的“导游人”

金庸

西子湖畔“考”大侠

马悦然·陈文芬

祝他俩幸福

巢峰

中国辞书界的老兵

何占豪

《梁祝》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祁 鸣

苦心拍巴金二十二年

白 桦

暴风雨中的白桦

戴厚英

人性的悲哀

杨丽坤

阿诗玛，你在哪里?

左安龙

克林顿走进我们直播室

萨尔加多

摄影是世界的语言

闵慧芬

拉出人间的悲切与欢吟

程乃珊

她把写上海作为己任

江小燕

傅雷的“干女儿”

易中天

“有狼追的兔子才跑得快”

赵长天

他圆了青年人的文学梦

陈秉安

情系“大逃港”

何 宁

“犹太难民墙”的设计者

秦一本

件件都有我的心血

张蔚飞

我和小平同志一起过春节

陆正伟

巴老教我如何做人

刘德保

他藏了4000部老电影胶片

李立群

“田教授”原来是“老戏骨”

李君旭

“伪造”总理遗书的“蛐蛐儿”

史玉柱

“巨人”在上海重新站起来

刘益谦

毛毛藏宝记

安子

深圳不相信眼泪

吉云云

我要去云南看爸爸

附：

《铁骨柔情——当代文化人

 素描》目录

后记

“你在等谁啊?”只见著名电影艺术家王丹凤老师推着行李车出来，她问我。因为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摄影协会会长杨绍明把我叫出来时，就关照我，此事事关重大，没通知任何媒体，你今天的身份不是记者，就算是我助手，不要声张。因此我轻轻地对王丹凤说“在等郎静山先生”。“哦!我刚才看见郎老了，好像在进海关时有点麻烦。”王丹凤说。杨绍明一听，立即出示了他的特殊证件，进入了甬道。

不一会儿，杨绍明陪着一位身穿士林蓝布长衫，满头银发，脖子上挂着一台佳能EOS相机，仙风道骨般的老人步履轻捷地走了出来。此时，等候在出口处左边的一群人突然欢呼起来，还打出了欢迎的横幅。怎么回事?杨绍明不是请郎老的家属都不要来接吗?上前一打听，才知是陪同郎老来沪的摄影家的亲属，他们也有四十多年未见到亲人了，怎么不兴奋呢?后来听郎老说，是台湾当局对他回大陆探亲“不放心”，特地请了三位老摄影家“陪同”。而郎老在台湾的幼子，想拍一部《走过一个世纪》的纪录片，带来了大量的摄影器材和录像带，因手续不全而被海关扣了，他们正在里面处理。杨绍明哈哈大笑：“别管他们了，我们先走吧。”我们的车子穿过流光溢彩的上海街头，直驰新锦江大酒店，把几位“陪同”甩掉了，真是有点委屈了他们。

郎静山先生是世界著名摄影家，请老人家回故乡来看看，是两岸开放往来后，大陆的摄影家共同的愿望，也是郎老迫切的希望。1990年12月，中国摄影家协会在上海青浦举行了郎静山影艺学术研讨会，历时九天，大陆的摄影团体代表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中的摄影家济济一堂，为一位摄影家专门召开全国性的理论学术研讨会这在中国摄影史上是第一次。大家一致认为，郎静山先生影响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大批摄影家，是我国摄影艺术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2月3日，杨绍明与郎老通了越洋电话，郎老得知研讨会正在进行，老人家很激动，非常高兴。他说已收到了大陆方面托人带去的礼品和精美画册，表示明年一定要回到家乡看看大家，当杨绍明在第二天举行的闭幕大会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与会代表时，大家十分兴奋。应该说，这次研讨会在海峡两岸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为郎老的回大陆省亲作好了铺垫。

当郎老来到新锦江大酒店时，大堂里早巳等候着数十位郎老的亲人，但时间已晚，他今天一早从台北到香港再转机来上海，已很累。他请他们先回家，明天再聚。

按杨绍明和郎老商定的计划，要逛逛大上海。可是，当要出发时，郎老提出了要去看一条叫“正蕃小筑”的弄堂。“正蕃小筑”在哪里?几位老上海都摇头。要不是郎老写出这几个字，恐怕都没听到过。

这时，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新华社高级记者夏道陵说他认识，就在他家附近的永嘉路上。我们分乘两辆面包车，来到永嘉路386弄。后来我查资料才知，这条小弄堂建于1941年日伪占领上海期间，由业主陈止蕃建造，故取名“止蕃小筑”，但后被居民叫成“正蕃小筑”。

弄堂口“正蕃小筑”的字虽已凿去，但还有痕迹。我们跟着郎老走到8号门口。寂静的小弄堂来了那么多客人，许多居民闻声出来。上了年纪的居然还认出了郎老，郎老笑着和他们打招呼。8号现在的住户也迎了出来，他请郎老进去坐坐，郎老说不必了。后来我知道，郎老抗战前住在高恩路(现高安路)的一幢四层里弄房，非常舒适，有专门的冲洗照片的暗房。日寇侵华上海沦陷时全家逃难去四川，1945年抗战胜利，从重庆回来后买下此地的底层两间房和一个亭子间，他还在一二楼半腰处，搭了大约10平方米左右的阁楼(上海人叫二层阁)，一半置写字台和小床，还有一半为冲洗印制照片的暗房，就是郎老的主要工作室。

“正蕃小筑”隔壁过去是日本人的伤兵医院，现在已经是中国中学，此时正是课间休息，小朋友们正在阳台上好奇地观望这位穿蓝布长衫的老人。我大声地说：“同学们!这位老爷爷已100岁了，他从台湾来，这里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小朋友们立即欢呼、鼓掌、招手。郎老也慈祥地仰望着孩子们，向他们挥手。这时，反应敏锐的著名摄影家吕厚民先生疾步向前，拍下了这个难忘的瞬间。杨绍明也迅速调准焦距，把郎老挥手的姿态定格在胶片上。

郎老离开“正蕃小筑”时，身后随着一大群邻居，走到弄口，谁也没想到，郎老一个敏捷地转身，举起了相机。“咔嚓”：这是一位妇女牵着一个孩子正从弄堂的绿荫中缓缓走来，这张照片后来被收入他的作品集里，永远留在老人家的记忆之中。

离开故居，我们的车子途经淮海路(霞飞路)、延安东路、福州路(四马路)、外滩、上海大厦(百老汇大厦)，又拐到南京路(大马路)，夏道陵先生和《良友画报》的老板邓历耕先生一路上给郎老作导游。车子开得很慢，当开到山东中路口，郎老眺望原申报馆大楼说：“还是老样子。”1912年他在《申报》的广告部工作，1928年，他在《时报》任摄影记者。当路过新雅粤菜馆时，郎老想下去看看，因为他不仅是这里的座上客，还是这里的股东，当年创立的中国摄影学会也时常在这里聚会，可是不巧，大楼正搭满了大修的脚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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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军

楼乘震是个老记者，在《深圳商报》任职多年，一直是报社派到上海的驻站记者。

更重要的是，记者的“十八般武艺”老楼都拿得起来，这样独当一面的“全能记者”，无疑是编辑部最需要的。

我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深圳商报》担任文艺副刊部主任，那是我与老楼工作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时期。我在策划选题时一旦涉及到上海文化界，立即会指令老楼来个“短平快”。当然，我并不是他的稿件的直接编发者，部里有很优秀的编辑与他保持着热线联系。不过，我一定是他的文章最早读者之一，因为要审读清样，签字发版，有时还会根据版面需要，不得不删他的稿。老楼从来是无条件接受，从不抱怨。下回依旧是图文并茂，按时交稿。周围的编辑们都有共识，上海有事找老楼，绝对靠谱。这样的“口碑”份量很重，那是靠着几十年的勤勉工作和心智积淀而生成的信任。

我在新世纪之初调离《深圳商报》到集团工作，与老楼的业务往来就此中断了。不过老楼非常念旧，每次回深圳，都会抽出时间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聊上几句天，喝上一口茶，每次见面都是那么亲切。我有时出差到上海，他也会匆匆赶来会面。我能感受到他的真诚，由此体悟到他对友情看得很重。我相信，他在上海乃至全国各地都有那么多朋友，绝不是偶然的，那是他经年累月真诚付出的回报。

在上海，我有许多值得珍藏的记忆，大都与老楼有关。我们一起访贤问道，拜访过施蛰存、邓云乡、杜宣、黄裳等文坛名宿；我们一起去旧书店淘书，感受大上海的文化厚度和浓郁文风；我们一起为《文化广场》组织约稿会，从上海文化界的旧雨新知与他的熟络和率意中，感知到人们对他的认可与信服。而今，读到老楼《悲欣人生》的书稿，看到这么多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物故事，顿时唤起了我对往昔岁月的许多回忆。在这些面貌各异的人物的背后中，我读到的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就是作者楼乘震。

文如其人。楼乘震之文，亦带有其浓厚的本色风采。

首先，他是新闻记者，他的所有文稿都有一个新闻由头：有的本身就是新闻人物，有的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有的是旧闻翻新的揭秘者，有的则是过往的重大新闻的知情人，还有的是对某些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的研究专家和第一手资料的发现者，总之，没有新闻他是不会动笔的。而在他的笔下，新闻总是被精心地发掘、梳理、筛选和展示出来，就像一个有经验的“挖参人”一样，每一条根须都不肯放过，都经过精心的安排调度。这是老楼的本事，也是他的文章与生俱来的一个鲜明特色。

其次，他是驻站记者，这就意味着他不像总部记者那样分工精细，泾渭分明。他是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的记者，凡是在上海发生的新闻他都可以涉足，凡是在上海出现的新闻人物他都可以采写，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与深圳读者有一定的关联度。至少在这部书稿中，我可以看出他取舍之精审和用心之良苦。这本书中所写的人物，涉猎范围之宽行业之多领域之广，都是一般跑线记者所无法做到的。而他所写的人物，又都与深圳有关系有交往，抑或是具有共性，或许正是因为他选题的切口很小也很独特，这本书才显得与众不同，值得细细品味。

再次，他是一个很有文化情结的记者。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偏好，老楼的偏好也很明显，他对文化人情有独钟，不仅写得多，而且写得深写得好。他的《铁骨柔情》的副标题是《当代文化人素描》，而这本《悲欣人生》也可当做续篇来看，只是本书的每篇文字略短一些，或可称之为“文化人速写”。我尤其佩服他选取角度的独特和细节描写的精准——倘若事先不下苦功做好功课，是绝对无法做到的。譬如他写到去访问《辞海》常务副总编巢峰老人，就看似漫不经心地带出这样一个细节：“他从这幢老洋房朝西的三层搬到二层一个小间里。要不是上上下下，左转右拐都贴着小纸条指引，陌生入确实很难找到。”这些“小纸条”既写出了巢峰的细心，更写出了他对旁人设身处地的体量，还凸显出一个辞书编辑的职业特点。再如他写冒着风险保存傅雷夫妇骨灰的奇女子江小燕，写到她在受审时敢于与审问者“四目相对”，最后竟在气势上和心理上压垮了对手，后来那人竟向她说：“你这个人啊!真是又简单又复杂，你很讲义气……比我们讲礼貌。”一篇人物通讯，只需抓住这么一两个精彩的细节，顿时满篇皆活。而楼乘震的文章中，这样的细节随处可见。正因为他笔下的人物不是泛泛而论，也不刻意拔高，而是靠事实和细节展现人物的卓荦不凡，揭示其复杂深邃的精神世界，故而他的人物才显得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当事人满意读者喜欢同行叫好，真是大不易也!

老楼本人是个摄影家，因而对摄影家的追访也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若世界闻名的摄影大师萨尔加多、若老一代摄影名宿郎静山、若同辈摄影名家祁鸣乃至上海滩前辈摄影家秦泰来的儿子秦一本，等等，都被他一一追访到了，有的还不止一次采访，可谓是个摄影方面的“追星族”。倘若加上他在《铁骨柔情》中的《摄者写真》专辑，真够得上是“摄影名家大聚会”了。有一次，我在北京应邀参加著名的“马爹利非凡艺术人物”颁奖典礼，在酒会上偶遇老楼，这让我有些讶异。他悄声告诉我，他是专程飞来北京追访世界摄影大师马克·吕布的。老楼的这种执着这种敬业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真是自叹弗如。单凭这种劲头，他想不出成果都难!

一转眼，楼乘震已经退休好几年了，我也退居二线好几年了，我俩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是微信的联系却从未中断。他曾经很苦恼地告诉我，他的视力每况愈下，一只眼睛已失明，写东西越来越困难了。我也曾经劝慰他，眼睛不好，就少写一点吧!我知道，采访写作对于一个好记者来说，已不再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楼乘震钟爱这种生活方式，让他完全放下，很难甚至很痛苦。对他来说，采访写作是一种乐趣，与在不在岗无关，与退不退休无涉。试想一下，年过花甲的他拖着病体四处奔波着，以残存的视力艰难地写作着，然后，捧着登在报上的文章欣慰地阅读着，那是他在享受生命的馈赠。当此之际，他笔下流出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幅照片，都具有了某种生命意义。那既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由此悟到，楼乘震为何将这本书题名为《悲欣人生》，我从中分明看到了这种生命的意义。

是为序。

(2017年10月23日于深圳寄荃斋)

(作者为著名学者、现任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主席)

拙著《铁骨柔情一当代文化人素描》出版后，反应较好。我的老领导，原任深圳报业集团总编辑、现任深圳市新闻人才基金会理事长的王田良先生特地从深圳来电话祝贺，对我进行了激励，问我还有书要出?于是，就催生了这一本。因此，首先要感谢的是老领导的关心和深圳市新闻人才基金会实实在在的资助。

我去深圳后遇到多位良师益友，侯军先生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谦逊好学，博学多才，在文学、书法、美术、收藏、茶道等诸领域研究上颇有建树，唯独耻于沽名，对官道嗤之以鼻，而对我们老报人十分尊重，他不忘老部下，欣然为本书作序，也是我的荣幸。他是用值班总编的角度、眼光仔细地审读了书稿，他对我的褒奖，其实是对我的鞭策和激励。正如他所说：“采访写作对于一个好记者来说，已不再是一个谋生的职业，而是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与在不在岗无关，与退不退休无涉’’这几句话正是说到我的心里。爱上了干新闻这一行，也就立志一息尚存，不落征帆。

由于早期的稿件都是手写传真，当年的报纸也无电子版，因此要寻找旧文就较费力，当在图书馆捧出那一本本沉甸甸的合订本，凭着模糊的印象，一张张翻阅着那些早巳散尽了油墨的清香，但却是如此熟悉的版面，备感亲切，不禁想起“今天的报纸就是明天的历史”。这句话可从各角度理解，而从我这个半路出家，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新闻学教育的人来说，则是时时提醒自己：你要对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并不是一句空话。现在，回过头束检阅旧文时，可以欣慰地说，我无愧于初心。

我原以为对《铁骨柔情》感兴趣的可能都是和我们年龄相仿的中老人了，没想到有不少年轻的朋友也是“知音”，其中有理发师、印厂工人、快递小哥。虽然书中所写人物所处时代与当今并不遥远，但他们却往往感到惘然，提出了许多本应不成问题的问题，使我时时沉于思索之中。我想起了梁漱溟先生的话：“我不是学术中人，是社会中人”，从风风雨雨的大时代中走过来，怎能会把往事当过眼烟云呢?也正是出于抗拒遗忘的目的，我自以为编这两本书，自己贴钱来出这两本书，不是没有必要的。

与《铁骨柔情一当代文化人素描》一样，本书中许多篇章是在当人物刚辞世时写的，这在新闻学中被称为“讣闻”的文字在西方媒体是“家常菜”，面且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一些世界著名大报都有专门的讣闻版，不仅写名人，也写平民百姓。我们直到改革开放后，以新华社记者郭玲春老师所写的《悼念金山先生去世》一稿为标志，才予以重视起来。我庆幸生恰逢时，本报虽然没有讣闻版，但每有重要人物过世，编辑部都舍得拿出大篇幅版面，及时的予以较为充分的报道。古人说得好：“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的主题就是生与死这两个字，讣闻报道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命，是要把这两个字中间那短短的段落写好。这对记者来说，是增加了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一种锻炼和考验。虽然这类文字评不上“好新闻奖”，但我也认真对待，每次都尽力完成。我因长期驻外，远离编辑部，无法享用报社丰富的历史资料储存，也不如电视、网站那样背后有强大的团队支撑，而且往往是事发突然，发稿分秒必争，这就必须要依仗平时的人脉关系和资料的积累。如今回过头来看这些旧作，还是感到有不少遗憾，那就留住这些历史的痕迹吧。

当有小朋友要我在《铁骨柔情》上签名时，我总要多写一句：“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与您共勉。”因为所写的全是我视为楷模的人物，我是被他们的人品所感动才去写他们的。与《铁骨柔情一当代文化人素描》不同的是，本书所涉及的人物，不仅有文化界的，还有其他领域的，不仅有童叟皆知的名人，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平头百姓，有外来务工者，有教师，有学生。他们都如路遥先生所说：“我们曾真诚而充满激情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竭尽全力地劳动过，并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血汗献给了不死的人类之树。”虽然离采写已相隔了那多年，他们的言行却使我久久难以忘怀，更抱以崇高的敬意。

陈思和先生在给《铁骨柔情》所作的序中说：“……我从老楼勤奋写作的经历中可以领会到，一个优秀的记者能够得到编辑的理解、赏识以及全力支持是多么的重要，老楼长期在《深圳商报》担任记者，能够自由抓取信息和选题，自由撰写采访文章，并且能够迅速发表的写作岁月，应该是他最感到开心的岁月时光。”、的确如此，我的这些文字能够及时与读者见面并留存下来，多亏了本报和相关报刊领导及编辑同道，在此要再次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只因怕挂一漏万，也不一一列名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