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著谷羽、长玲译的《在人间(精)/名著名家名译系列》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为了生活，他与外祖母摘野果出卖糊口，当过绘图师的学徒，在一艘船上当过洗碗工，当过圣像作坊徒工。他历尽坎坷，但热爱阅读。生活阅历和大量的阅读扩展了阿廖沙的视野，他决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为环境所屈服”。他对自己总是谦逊的不肯多着笔墨，但我们却毫不费力的领略到了多个阿廖沙不断追求的形象。

高尔基著谷羽、长玲译的《在人间(精)/名著名家名译系列》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是阿廖沙在度过苦难的童年之后初入社会的一段生活。全书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孤儿像不屈不挠的小草一样坚强生活，热爱读书，追求真理的曲折历程。将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正文

“懒蛋!让别人替你干活儿……”

我心里觉得既苦恼又无聊。以前我过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从早到晚在库纳维诺区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在浑浊的奥卡河河岸上、在野外和森林里游荡。可现在离开了外祖母，离开了小伙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说心里话，生活向我展示出全部丑陋和虚伪的内幕，这让我感到非常气愤。

女顾客一双鞋也不买，转身离开鞋店，这也是常有的事。碰到这种时候，他们三个人就觉得像是受了侮辱似的，老板把他那甜蜜的笑容立刻又塞进口袋，然后指手画脚地说：

“卡希林，把货收起来!”

接着便破口大骂：

“呸!猪!乱拱一气!蠢婆娘在家里待腻了，就到商店里闲逛。要是我的老婆，我非得让她……”

他的老婆又干又瘦，长着一双黑眼睛，鼻子挺大，经常跺着脚冲他吼叫，就像训斥一个奴仆。

要是接待熟悉的女顾客，他们常彬彬有礼地鞠躬，殷勤的恭维话挂在嘴边。不过，刚把人家送出门去，转过脸来就用肮脏下流的词句议论人家。遇到这种情况，我恨不得立刻冲到大街上，追上那个女人，把他们背后说的话统统都告诉她。

当然，我也知道，人们在背后总是互相说对方的坏话。可是这三个家伙议论别人的口吻特别可恶，让人格外气愤，好像有什么人承认他们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好像他们被指派为法官来审判世界似的。许多人都让他们忌恨，他们从来不会称赞什么人，几乎对每个人的隐私他们都有所了解。

有一次，鞋店里来了一个年轻女子，只见她面颊鲜艳红润，眼睛闪闪发光，身披一件天鹅绒斗篷，乌黑的毛皮领子蓬蓬松松，衬托着她的面庞恰似一朵奇妙的花儿。她脱去斗篷，顺手扔给萨沙，这一来她显得更加优雅标致了：身材苗条，天青色的绸衣紧衬合体，耳坠儿上的钻石晶莹闪亮。她使我想起了绝代美人儿瓦西丽莎①，我相信她必定是省长夫人。她受到了格外敬重的接待，面对她就像面对神坛上的烛光，他们都点头哈腰，奉承的话不离口。三个人像着了魔似的，在店铺里走马灯一样来回奔跑，匆忙的身影在橱柜玻璃上闪来闪去，就好像四周着了火，东西都在燃烧，渐渐融化，立刻会换一个样子，变一个形状似的。

年轻女子很快挑选了一双昂贵的皮鞋，扭头走出了店门。等她刚一出去，老板咂巴着嘴跟着吹了一声口哨说：

“一只——母狗……”

“一句话——女戏子。”二掌柜的轻蔑地说。

随后他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说这位太太有几个情人，说她喝起酒来放纵无度。

午饭后，老板躺在店堂后边的小房间里睡午觉，我趁机打开了他的金壳怀表，往机芯上滴了一点儿醋。我很开心地看到，老板醒了以后，手里拿着怀表走进店铺，惊慌失措地嘟哝着说：

“真是件怪事!表怎么冒出一层水汽呢?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像出汗似的!别再是闹什么灾祸的先兆吧?”

鞋店里和老板家里的活儿忙得我团团转，我却总觉得沉闷无聊。我常想，该干一件什么样的事儿，他们才会把我从鞋店里轰出去呢?

身上落满雪花的人们，无声无息地从店铺门前闪过，他们像是为什么人送葬，伴随他去墓地，偏巧没来得及赶上起灵，因此就匆匆忙忙地追赶灵柩。几匹马跌跌撞撞地拉着车子，吃力地越过一个又一个雪堆。

P5-6

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俄罗斯文学自从普希金奠基以来，经过果戈理的创作开拓和别林斯基的理论阐述，迅速发展起来，在19世纪大放异彩。俄罗斯文坛人才辈出，著名作家灿若星群，同18世纪前的俄国文学长期默默无闻相比，这种发展速度令人感到犹如从“侏儒”一下子变成“巨人”。然而同一切事物的成长规律一样，俄罗斯文学也有它的形成发展、迅速繁荣、走上高峰并转向衰落的历史，而且经历的时间并不长，在19世纪约一百年之内完成了全部历程，便无可挽回地没落了。即便从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来看，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文学走向高峰的标志，是出现了三大名家，各代表一种现实主义的形态：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虚幻的现实主义和契诃夫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也可以说，这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不过，正如登山，人一到达极项，再向前一步就是向另一面的下坡路走去了。一种文学的结束预示着另一种文学的诞牛。

世纪之交，恰好是这两种文学发展的交替时期，出现了高尔基的创作。他的《母亲》《海燕之歌》，自传体《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以及一系列早期作品，为苏俄文学打开了新的局面，他被列宁称赞为“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高尔基作为新文学的开创者，其地位本来已有定评。即便在中国，也早就把本国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人对高尔基的崇敬。

然而一切都在变，几十年前，苏联国内掀起“重写文学史”和“重评苏联文学”的浪潮，高尔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遭到非议，从议论作家的晚节起，一直到否定其人其创作。一时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底事情的真相和实质如何?据笔者近年来多次考察所了解，当今在俄国对高尔基的看法仍然存在两种声音。虽然有人说高尔基已丧失了“革命海燕”的荣誉，变成了传播灾难的信使——“一只黑乌鸦”，或者是具有两副面孔的“双头海燕”。但是也有人在继续做坚实的工作：首次编辑高尔基全集八十卷并已出版三十六卷，在20世纪90年代再出版二十五卷，其余近二十卷也将随后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程在俄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只有托尔斯泰的九十卷全集可与之相比。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高尔基早以其创作的实绩在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同时也显示了后代人对他的地位的肯定。

现在，由刘伦振同志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精品集》——《海燕之歌：高尔基中短篇作品精选》《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五种，既是高尔基优秀作品的代表，又体现了我国学术界和读者对于这位杰出作家的肯定。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五部作品，最好的办法是把它放在作者的整个创作之中，从整体上加以考察；同时也就具体的作品分别做出阐释。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年3月28日一1936年6月18日)，原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生于俄国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的一个木匠家里，早年父母双亡，他寄居在开小染坊的外祖父家，只上过两年小学。因外祖父破产，他从十一岁开始在“人间”流浪，做杂工、当学徒。1884年到喀山，本想上大学，却未能如愿。结果社会底层便成了他的“大学”：当码头搬运工、面包师、杂货店伙计等。做工之余，勤奋读书自学，接触到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曾于1888年至1889年和1891年至1892年两次浪游南俄和乌克兰一带，扩大了生活面，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892年发表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1898年出版《特写与短篇小说集》，一举成名。

此后高尔基便成为20世纪前三分之一年代里俄国文学与苏联文学的中心人物，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世纪90年代，是他的探索时期，共写了中短篇小说、特写、诗文约七百篇。早期的创作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有《马卡尔·楚德拉》(1892)、《少女与死神》(1892)、《伊则吉尔老婆婆》(1895)、《鹰之歌》(1894)等。《伊则吉尔老婆婆》以腊拉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丹柯的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相对照而显示其时代的新内容。后者在族人危难之际抓开自己的胸膛，高举燃烧着的心，为人们照亮走出森林的道路。这是作者对19世纪末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利己主义哲学思想的批判。《鹰之歌》以鹰和蛇两个形象，象征为追求自由、光明而不怕牺牲的英雄和苟且偷安、不敢斗争的小市民。作者热烈赞颂了鹰的献身精神：“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一个追求自由、追求光明的骄傲的号召。”

另一类是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叶美良·皮利亚伊》伍。同时，也表现在他的文学评论工作中。

高尔基文学评论的重点之一是对苏联新的文学创作原则的阐述，特别是1933年在经过文艺界讨论之后，写了《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对苏联文学新的创作方法从理论上做了全面的阐释。

1934年主持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时，他做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谈到新的创作方法的实践价值，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任务在于激起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同时，他还要求站在未来的高度来描写现实，这就要求作家应该看到未来的伟大目标，因而他提出了“第三种现实”的看法，指出：新文学的目标“不仅在于批判地描写过去，更主要的是要帮助通过革命取得的现实东西得以巩固，阐明社会主义未来的崇高目标”。所以他说：作家不仅应该知道“过去的现实和现在的现实……我们还需要知道第三种现实——将来的现实……没有第三种现实，我们便无法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总之，高尔基在苏维埃时代，是苏联作家们所拥戴的领导者，也是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将会有长远的影响，并继续赢得读者的尊敬。

这个精品集的译者绝大多数都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的毕业生，我国苏联文学翻译界前辈曹靖华先生的门生。他们继承曹老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勤奋笔耕，有丰富的翻译经验和优秀的文笔，译出了一部又一部俄苏文学作品，贡献于读者的是译作的精品。他们正在把曹老的传统发扬光大。自“五四”以来，我国在外国文学翻译上已形成了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传统，注意依据人民大众和本国现实的需要，汲取外来文化有益的成分。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鲁迅把译介俄苏文学比作“偷天火给人类”的事业，曹靖华正是努力实践这一宏伟业绩的杰出代表，他翻译的优秀俄苏文学作品(包括高尔基的《一月九日》)鼓舞和影响了无数青年走向革命，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他是那种“为起义了的奴隶偷运军火的人”。而我们的这批译者，正在沿着前辈的足迹前进，继续这项伟大的工程，翻译出足以鼓舞当代人为建设我们国家而努力工作的优秀作品。

李明滨

1995年3月20日

高尔基能将“那些似已无用的生活素材变得永恒”。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高尔基的人物本身就包含着革命。

——英国作家萧伯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