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语言学与推理小说发生碰撞．当高深的思想和理论陷入扑朔迷离的凶杀案。当已故和在世的国际顶尖学者和文学泰斗齐聚一堂……

洛朗·比内编著的《语言的第七功能》是一部很特别的小说，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的主要名流都走进了小说。在充满悬疑的气氛中，学界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暴。

请记住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翁贝托·埃科、让-保尔·萨特、罗曼·雅各布森、德里达、萨义德、德勒兹、阿尔都塞……

洛朗·比内编著的《语言的第七功能》介绍了，1980年2月25日，罗兰·巴特与密特朗总统用完午餐，刚走到大街，一辆卡车迎面而来，把他撞倒在地。光天化日之下，一场暗杀如是发生。

巴特身上有一份罗曼·雅各布森未公开的文件《语言的第七功能》。据说只要掌握了这种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语言来控制和战胜他人。

警官巴雅尔请来了年轻的语言学家西蒙参与调查。正在进行总统竞选的吉斯卡尔给他们的任务是找到这种第七功能。这意味着要质疑知识界的一批精英：福柯、德勒兹、阿尔都塞……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神秘强大的罗各斯俱乐部浮出了水面，他们在博洛尼亚见到了翁贝托·埃科，在美国校园中遇到了正在经历生死对决的德里达与塞尔……

渐渐地，西蒙身上表现福尔摩斯和007的特质，而巴亚尔警官则对法国哲学、文学和社会学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而，他们也开始感到困扰：或许自己并非真实地存在，而只是小说中的角色？

第一部分 巴黎

第二部分 博洛尼亚

第三部分 伊萨卡

第四部分 威尼斯

第五部分 巴黎

尾声 那不勒斯

1

生活不是小说。至少您大概愿意这么想。罗兰·巴特沿着海狸街一路向北。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批评家正焦虑万分，他也的确有焦虑的理由。他一贯极为依恋的母亲去世了；他在法兰西学院开设的一门名为《小说的准备》的课，也以无可掩饰的失败告终：整整一年，他和学生们谈日本俳句、摄影、能指与所指、帕斯卡尔的“消遣”、咖啡馆服务员、睡袍、阶梯教室的位置——凡此种种，唯独除了小说。就这么讲了三年。他深知课程本身只是一个拖延的把戏，好让他不断推后动笔撰写真正的文学作品的那一刻，也使沉睡在他体内过分敏感的作家天分有理由继续沉酣不醒；而其写作才华，人人都说，在被25岁以下年轻人视为圣经的《恋人絮语》中已初露端倪。从圣伯夫到普鲁斯特，蜕变的时刻已经到来，他要在作家的殿堂里觅得一席之地。妈妈死了：自《写作的零度》以来，万事俱备，时机已到。

政治，是的，是的，别急，且听我道来。自中国之行以后，他算不上虔诚的共产主义者。再说，我们对他也并无此期待。

夏多布里昂、拉罗什富科、布莱希特、拉辛、罗伯一格里耶、米什莱、妈妈。一个男孩的爱。

我不知道当时那个街区是否已经遍布“老露营者”商店。

一刻钟以后，他将死去。

我敢肯定，白大衣街的饭菜味道很好。我猜那些人吃得应该颇为考究。在《神话学》里，罗兰·巴特解码了资产阶级为自我颂扬而制造的一系列现代神话，他也凭此书声名鹊起。总的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依靠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但他写的仅指小资产阶级。自觉投身为人民服务的大资产阶级则另当别论，很值得分析；该写篇文章。要不就今晚写？何不立刻动笔呢？哦，不行，他得先挑选一下幻灯片。

罗兰·巴特加快了脚步，对周遭视而不见；要知道他是个天生的观察者，他的工作也主要是观察和分析，终其一生都在猎捕各种符号。圣日耳曼大道的一切他都熟记于心。他看不见树，看不见人行道，看不见商店橱窗，也看不见过往车辆。他已不在日本。他感觉不到寒冷。他几乎听不到路上的声音。这有点像把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反过来：他把自己禁钢在理念的世界里，对外界的感知因此模糊。在他周围，他看到的只是影子。

我刚才提到的引起罗兰·巴特忧虑的理由，都是有历史依凭的，但我很想跟您说说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一天，他之所以如此心不在焉，并不仅仅是因为母亲的去世，或是写小说的有心无力，又或是对男孩们的日渐厌倦——他觉得这种厌倦已经无可挽回了。倒不是说他没有想到上述种种，他那强迫症的特质是无须怀疑的。但是那天，还有别的原因。他看似目光迷离、陷入沉思，但留心的路人能在巴特眼中辨认出一种他本人认为从未体会过的状态：兴奋。他的母亲、男孩们、假想中的小说，不仅如此，还有求知欲，以及与求知欲一同被激活的革新人类知识，甚至改变世界的自命不凡的雄心。当巴特穿过学院路时，他是否自我感觉像正在思索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呢？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留意路况。他在离办公室只有几十米的地方被一辆小卡车撞倒了。肉体撞击铁皮，发出沉闷可怕的声响。他像个破布偶一样瘫倒在路上。行人们吓了一跳。1980年2月25日下午，他们不知道刚才眼前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直到今天，全世界仍没人知道。

2

符号学是一个古怪的玩意儿。语言学的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第一个有此直觉的人。在他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他提议“设想一种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仅此而已。之后他又为有志于此事业的人提供建议，写道：“它将是社会心理学，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将它叫作符号学。符号学将说明符号由什么构成，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我希望能由法布利斯·鲁奇尼来给我们念这一段，用他擅长的方式抑扬顿挫，让全世界的人们即便不能完全明白其意义，至少能领会其文字之美。这天才的直觉，尽管索绪尔同时代的人不能理解(普通语言学教程是1906年讲授的)，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令人费解，却充满力量。自那时以来，数不胜数的符号学家尝试给出更清晰、更具体的定义，但却彼此矛盾(有时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越弄越糊涂，最后只是把语言之外的符号体系列表(稍微)拉长了一点：在原有的军衔、聋哑语字母……之外，加上道路代码、国际海洋代码、公交车号码、酒店房间号码——基本也就这些了。

与丰满的理想相比，现实未免有些骨感。

因此，符号学远未能成为语言学的扩展，而似乎只局限于粗浅的原始语言研究，比任何一种其他语言都简单和有限。

但事实并非如此。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