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赵魏三家分晋
春秋末期，战乱不断。不仅国与国之间纷争迭起，各国内部也发生了变革，大权旁落。晋国被称为中原霸主，君权也衰落了，实权被几个大夫把持。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王室分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三人原为晋国家臣，按理不能封侯。周王室此举为之后三家瓜分晋国埋下了祸根。
当时，韩、赵、魏、智、范、中行六卿掌握着晋国的政权，他们几家各有地盘和武装，经常互相攻打。后来，范氏与中行氏被智氏联合韩、赵、魏三家灭掉，从此，六卿只剩下智、赵、韩、魏四家，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智瑶为智家族长智宣子的长子，当初，智宣子想立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劝阻说：“智瑶与您其他的儿子相比，有五项优点：仪表堂堂、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写善辩、处事果断。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心胸狭隘，不能宽厚待人。如果他仗势欺人，谁又能与他和睦相处呢？您若坚持立他为继承人，一定会给智家带来灭顶之灾，不如立庶子智宵。”智宣子根本不听智果的劝告。智果为了躲避灾祸，向掌管姓氏的太史请求脱离智氏，改姓氏为“辅”。
智宣子去世后，智瑶执掌政权。一天，他在蓝台设宴邀请韩康子和魏桓子，却在席间戏弄韩康子，并侮辱他的家臣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告诫智瑶：“您羞辱了他人，应该提防他人的报复，否则灾祸一定就不远了！”智瑶不屑一顾：“灾祸只能由我带给别人。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就罢了，谁敢给我呢？”智国又说：“非也。《夏书》中说：‘一个人多次犯错误，结下的仇怨不会在明处，应该在它表现出来之前就提防。’贤明的人处理小事都非常谨慎，所以才不会招致大祸。现在您在宴会上得罪了韩家族长及其重臣，不但不防备他们，还认为他们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是绝对不行的。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一个这么大的家族。”智瑶依旧不听，智国无奈，也只能不再言语。
智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向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土地来交给公家。”韩康子知道智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迫使他交出土地，不想答应。家臣段规劝道：“智瑶这个人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答应，他一定会派兵攻打我们；不如先答应他的要求。等他拿到地以后，肯定会变得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如果不给，他必定也会派兵攻打，这样我们就可以躲过战祸，再伺机行动。”韩康子认为有道理，便派遣使臣给智家送上有万户居民的土地。
这么轻而易举就得到了土地，智瑶非常高兴，果然又向魏桓子提出同样的要求。魏桓子准备拒绝，家臣任章问：“您为什么不答应他呢？”魏桓子说：“无缘无故就来要地，当然不给。”任章说：“就是因为平白无故强要别人的地，所以其他家族肯定会对他的做法感到不满；我们给他地，他一定会更加骄傲狂妄；我们何不利用这个机会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瑶呢，这样智家就一定会灭亡。《周书》中说：‘想要打败敌人，就要先帮助他；想要夺取敌人的东西，必须先给他一些东西。’不如您先答应智瑶的要求，以免被他当作靶子。”魏桓子觉得有理，便交给智瑶有万户居民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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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唐太宗
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日知录》）
顾炎武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梁启超
《资治通鉴》问世于北宋年间，由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主持编纂。
司马光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对历史书尤其感兴趣，生平最爱读史书《春秋左氏传》。司马光未满20岁便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宋英宗在位时，他开始利用闲暇时间编撰《资治通鉴》。完成前八卷后，他将稿件呈给英宗看，英宗读后赞不绝口。为支持他完成这部史书，英宗特意为他设立了书局，向他提供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帮助。英宗去世后，他的儿子宋神宗即位，继续支持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
神宗在位期间，支持王安石在国内实施变法。当时，北宋内忧外患不断，王安石认为只有借助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使国家富强，司马光却认为改革太激进，只会过犹不及，因此强烈反对，惹怒了倾向于改革的神宗。司马光明白自己在朝中难有立足之地，于是主动请求调离京城，到洛阳为官。去洛阳走马上任时，他将协助自己编纂史书的书局也搬去了洛阳。此后的15年，他一直待在洛阳，远离政治争斗，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在了《资治通鉴》的编纂上。
司马光前前后后总共花费了19年时间，终于完成了这部史书巨著。期间，书局虽有很多人从旁协助他，但这些人只是帮他做校对，具体的编纂工作全由他一人负责，书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他的心血结晶。在洛阳的15年，他更是为这部书殚精竭虑。这段时期，他的经济条件很差，妻子去世时，连办葬礼的钱都没有，他只能卖掉仅有的一点农田换了些钱。长年累月的艰苦工作和生活毁掉了他的身体，到了后来，他已是“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资治通鉴》成书后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
司马光呕心沥血完成的这部《资治通鉴》，共计300多万字，294卷。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以时间为顺序编写而成，从战国初期一直写到五代末期，跨越16个朝代、1300多年，其中每个朝代占据的篇幅有明显区别，唐朝占据的篇幅最多，达81卷。
书中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加入了大量评论。司马光希望借此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目的，以历史的得失劝谏君主实行英明的统治。实际上，“资治通鉴”这个书名已经彰显了这一创作目的。《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最初，司马光为这部史书取名为《通志》。后来，宋神宗认为这部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特意为其更名为《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历朝君主必读的一部书，在民间也流传很广，清代史学家王鸣盛曾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在中国历史上，它是唯一能与司马迁的《史记》比肩的历史巨著。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原著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与《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上的两颗“明珠”。本书为司马光原著，富强等改写的《资治通鉴（青少版）》是《资治通鉴》白话版，帮助青少年可更好地了解这部古典史学著作。
司马光原著，富强等改写的《资治通鉴（青少版）》其主旨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腐败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