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胡适在米粮库胡同的日子
1930年12月，胡适离开上海再次北上，携家带口入住米粮库胡同4号院。这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家”，共有六七年之久。其间，胡适的名声和地位节节攀高，绝非通常意义上的文化名人。从胡适私人档案保存的来往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蔡元培、吴稚晖、胡汉民、廖仲恺、李宗仁、张学良等人；也有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诸人；还有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和中间派代表，如梁启超、马君武、林长民、丁文江、章士钊、张君劢、张东荪、梁漱溟、杨杏佛等。与此同时，由于米粮库胡同距离北京大学仅一箭之地，许多青年学生也没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拜访“胡博士”的“粉丝”络绎不绝。
1．举家入住小洋楼
1929年，胡适因连续发表批评国民党政府的文章，受到警告、围攻、查禁等胁迫。1930年5月，他被迫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胡适在“公学”任职时间很短，满打满算才二十个月，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可圈可点，对中国公学在多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状况，促进了学校发展。
11月28日，当胡适确定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负责人的职务后，他便从上海迁居北平，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儿以及秘书罗尔纲。
胡适在地安门米粮库胡同4号的新居，较之前住的陟山门住所更为宽敞，院中嘉树成荫，清新整洁，有车库、锅炉、洗浴室和卫生间；房间不仅高大，间数亦多，但最大的变化是买了汽车。之前住在钟鼓司和陟山门时都是自备人力车，再雇人拉，如今经济比较富裕了，胡适上下班外出可以坐汽车，还有朋友坐，妻子江冬秀有时也坐，只有两个儿子不准坐。胡适说，这不是为了节省几个汽油钱，而是教育小孩，不要养成“幼年享福，从小摆谱”的坏习惯。
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一文中，对胡适的新家做了详细的描述：“米粮库四号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洋楼前是一座很大的庭院，有树木，有花圃，有散步的广场。庭院的左边是汽车间。从大门到洋楼前是一条长长的路。从洋楼向右转入后院，是厨房和锅炉间，还有一带空地，空地后面是土丘，土丘外是围墙。走上土丘，可以瞭望。洋楼共三层，一楼入门处作客人挂衣帽间，进入屋内，左边是客厅，右边是餐厅。客厅背后很大，作为进入大厅的过道……从那里向东就进入大厅。这个大厅高大宽阔，原来大约是个大跳舞厅，胡适用来作藏书室。大厅的南边是一间长方形的房，是胡适的书房。”
历史研究学者胡不归在《胡适之先生传》中记述道：“他的书房光线很充足，很静、很干净，有活动座椅，有沙发，有电灯，有煤炉。书桌边有二三个书架。书房外五大间，陈列的中西文书籍有五十多个书架。卧室、餐室、会客室、客房、厕所和洗浴间，也都有书。他的厕所，是西式抽水马桶，很干净，真可以洗苹果。马桶边放着几册书，一札纸，一支铅笔。”
米粮库胡同4号房间多，三层楼，向南最大的一间房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寝室，另有几间是胡适的两个儿子胡祖望、胡思杜的寝室，以及家里的用人住房等。即便如此，还是有多个空余房间，于是成为胡适的堂弟胡成之、弟子罗尔纲的客房。徐悲鸿、徐志摩、丁文江等朋友来北平时，也应邀住进小洋楼。当时，上海亚东图书馆派人来编辑胡适著作，大厅过道的房间就成了编辑人员的工作间和寝室。《独立评论》刚创刊时，编辑部也在他家开会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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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我突然接到杨良志老师的电话，说北京出版社有个老北京“米粮库”的选题，问我能不能写作成书。我当时回复杨老师说，让我先想想吧。
放下电话，我就想，我与杨老师素未谋面，相互间谈不上了解，他怎么会找我写米粮库呢？后来我才知道，是杨老师在参与《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工作时，对我的写作方向有所了解，所以才找到了我。
1967年，我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声中，走进了米粮库小学。从此，我在米粮库胡同“行走”六年，直至1972年小学毕业。当时胡同里有我许多同学，虽说我对这里的一门一户都很熟悉，但却对米粮库胡同的历史一无所知。
那个年代，我们的课桌上只有一本教材——《毛主席语录》。每天早晨第一节课都是背诵“老三篇”“新三段”，每个人都能倒背如流，甚至能准确地说出哪篇文章在第几页。那是个知识贫瘠的年代，对文化知识的嘲笑和蔑视，充斥在学习和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于是，我们的小学校“可怜”到家徒四壁，除去墙上的大字报，就是回响在耳边的革命口号。
记忆中，从未在学校里见过一本课外书（“红宝书”除外）；在几百平方米的操场上，除了墙旮旯有个又脏又臭的茅房，再就是戳着个锈迹斑斑的单杠，还有个开批判大会用的土台子（“主席台”）。那个年代，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去挥霍，下午经常不上课。闲极无聊，同学们凑到一起，常问的一句话就是：去哪玩儿？玩什么？
那个年代，连扑克牌都是“封资修”，还能有什么可玩儿的。有一天，大家突发奇想，一致赞同玩儿最刺激的“游戏”——上房捉迷藏。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同学叫赵五明，家就住在米粮库胡同。玩儿的项目定下之后，我们便纷纷蹿入同学家。
大家先从他家院里的枣树开始爬，至一定的高度后伸脚登上墙头，再从墙头爬上山墙，然后再爬到房顶。那时老北京的平房院落几乎是房连房，院儿连院儿（很少有楼房），站在房顶的屋脊上，极目远眺，绿树灰瓦，甚为壮观。
赵五明指着相邻的院子悄声说，看，那就是大官儿家。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院子里，柿子树上挂着大黄柿子；印象最深的还有个大玻璃房子。同学说，那是大官洗澡晒太阳用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大官儿就是陈伯达。
当时，陈伯达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以后又知道他原来是个“大坏蛋”。再以后，这个院子又重新进行了翻建，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成了这座宅院的新主人。
告别了童年时代，我们在中学又经历了“白卷先生”“反潮流小将”以及柳下跖怒斥孔老二等运动。这些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历史上的好人少之又少……心目中崇拜的英雄人物，只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李自成。于是，在长大成人之后，不断地探究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重点关注北京城历史和胡同文化。特别是对我从小长大的地安门及周边胡同，更是兴趣盎然。为此不知读了多少书，“串”了多少胡同。
转瞬间，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在我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虽然走南闯北，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但我依旧钟情于老北京、老胡同。于是，我便一头扎进胡同之中，常常为那些多姿多彩的人物兴奋和激动，也为此懊悔、自责和愧疚。
就说懊悔吧。由于我“醒悟”得晚，致使很多有故事的人物已经离我而去。当年，这些见证历史的老街坊，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像住在胡同里的董爷爷（董翰堂），曾任国民党少将军医处长，做过吉鸿昌的私人医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随傅作义部在北平起义。曾经有段时间我经常与董爷爷聊天，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但却没有留下翔实的文字。还有我们胡同里的邻居叶君健、钟赤兵将军、唐天际将军、毓逖都统等，这些历史的活化石，就这样在我的身边默默地消失了。
2016年，我曾与胡同中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聊天，老人家说，你别小看胡同里的平民百姓，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我们家亲戚就是故宫里糊窗户的，那也是见多识广啊。老人的话语令我感触良多。是啊，北京的胡同里真是藏龙卧虎。于是，我又将目光转向百姓人家。
近年来，老北京的胡同正在消失，老北京的“原住民”在日益减少。试想，如果没有“原住民”的存在，老北京的文化就失去了意义，其现存的胡同也就名存实亡了。在采访中发现，胡同里的“老北京”已经越来越少。外地来京的打工者，为了图廉价房租，纷纷挤在胡同院落之中，致使其环境、治安之乱差，令“原住民”苦不堪言。老北京旧有的风俗礼节，人情世故，乐于助人的品质，有不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老北京的魂儿正在逐渐丢失，老北京的味道越来越淡，老北京的亲情竞成为奢望。
在走街串巷之中，经常遇到外地来京务工者，骑着人力三轮车，拉着外地或外国游客，穿行在胡同之中观光游览；最要命的是他们还兼做导游。听着他们对老北京胡同的介绍，我恨不得将三轮车上的游客拉下车说，我来为你免费讲解吧！他们这些“导游”，多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
这些耳闻目睹的现状，促使我更加专注于老北京胡同的研究和写作。近年来，我已撰写并出版了关于地安门的著作《地安门的前世今生》和《地安门史话》，以及有关老北京地方剧的专著《当代北京曲剧史话》。此外，近两年还在《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当代北京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十余篇研究介绍北京胡同历史的文章，主题都是围绕着地安门及周边胡同的。 记者朋友谢燕辰对我开玩笑说，你这个地安门可没白住啊，写了这么多东西。我想，通过这次《米粮库胡同往事》的写作，我更加感受到了老北京胡同历史的深邃和魅力。所以，我下决心还要继续写下去，奉献给那些热爱北京胡同的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杨良志老师对我的信任，给我提供了这个写作的机会，以及在写作过程中的具体指导。同时也感谢北京出版集团安东总编辑的鼓励与支持，感谢责任编辑司徒剑萍和魏晋茹对拙作一字一句地推敲斟酌和勘正。同时，我还要感谢这些年帮助和支持我的新老朋友，不能一一提到了。
由于自己学识所限，在写作中不免有疏漏或谬论，敬请各方大家指正为盼。
2017年4月于北京西直门
熟悉老北京的人都知道，位于地安门内大街的米粮库胡同，在北京南北中轴线上，最多就是一个点缀，并没有让人觉得那么知名，更谈不上是重要景观。但深入其中，仔细咂摸，方发现这条胡同的价值所在。要细说米粮库胡同，自然绕不开地安门。
地安门是元大都皇城最北端的城门，1954年，因有碍交通被拆除。地安门虽已“名存实亡”，但周边的街道和胡同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离地安门南边不远，有条不起眼儿的米粮库胡同，明代称之为米盐库，属内官监，清代改称米粮库。也就是说，这里早年间是皇宫的粮库；库址就设在景山之北，穿过景山便是皇宫，运粮颇为近便。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溥仪宣布退位，米粮库的作用逐渐消失。皇亲国戚均已断了俸禄，皇粮您就更甭惦记了。再以后，“粮库”里无粮，便将“库”改造为民居，并定名为米粮库胡同。或许原本是“粮库”留下的底子，在改造为民居以后，这里不仅院落宽敞，房屋高大，而且房前屋后，花繁叶茂，花园菜地皆而有之。如此，皇城脚下的米粮库“社区”逐渐享誉京城。
随着近年来北京旅游的不断增温，距离米粮库胡同不远的南锣鼓巷、什刹海荷花市场名声大震，游人如织。其中不少游客也按图索骥，寻找至米粮库胡同一探究竟，以满足好奇心。
如果是初来乍到，步入米粮库胡同东口，您会感觉这条胡同虽很宽阔，但不太长，直通通的也就300来米，且胡同北面灰墙矗立，显得有些单调乏味、平淡无奇。其实，您只要沿着胡同耐心走到头，再向南拐，则进入一条宽不过2米的小巷；继续行走十几米后转向西，眼前豁然开朗，周边不仅有小门小户的住家，且路南就是米粮库小学校门。之后，您再沿着胡同继续西行，向北拐弯后再向西，循着熙攘之声便与南北走向、被誉为最具有“明朝老胡同风骨”的恭俭胡同汇合了。
在米粮库胡同中行走，您可尽情感受北京胡同的魅力。在张弛有序的布局中，其院落间、胡同间在“拐弯抹角”之中，合理有机，默契相连。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米粮库胡同的总体建筑格局并无大的改变，多是“缝缝补补”或“小打小闹”的改建或翻建，很少有动静较大的土木工程。
倘若您再刨根问底，还可获知，如今灰墙矗立的地界，历史上既不是王府花园，也不是皇亲国戚的府邸，而是清末举人、曾官费留洋日本的民国政府官员陈宗蕃的私宅。如今，百十来年过去，陈家私宅早已被“肢解”，且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变迁，住户更迭，原有私宅早已面目全非。
总之，要想把米粮库胡同“往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还得从地安门的根子上说起。
学者郭京宁在其著作《穿越皇城》中写道：“书中的故事源自皇城，作者是它自己——我不过是个记录者。”
这话讲得好。
吴雅山著的《米粮库胡同往事》一书围绕着北京城地安门内的米粮库胡同，将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间在这里留下足迹和身影的历史文化名人，细腻地勾勒出来。地因人显，以胡适、梁思成、徐悲鸿、徐志摩、陈垣等为代表的文化精英在米粮库胡同居住，交友，做研究，开展文化活动，为米粮库胡同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之具有了文化之魂和生命之魂。
《米粮库胡同往事》是吴雅山老师多年实地走访、各方搜集信息而著，写了几百年来米粮库胡同一带的著名景物、人物。书中不仅有各处名人故居、历史故事，还有作者作为京城百姓的切身体会和经历。
本书文笔流畅，清新自然，集知识性、回忆性、文学性于一身，是一部京味十足、可读性很强的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