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精)》是一部世界军事史学术研究经典之作，作者为日裔美国学者麻田贞雄、海军史专家。

本书通过扎实的史料和学术叙事，完整展现了近现代日本接受、转化、运用马汉海权理论的成败得失，结合日本与美国关系，分析了其走向开战的教训与启示等，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

麻田贞雄著的《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精)》追溯了马汉在其经典之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出版之后，对日本作为海权国家崛起的影响。马汉的这部全球畅销书不仅受到英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尊崇，也同样受到日本海军部的重视，并将其作为扩张海权的号角。日本海权的扩张顺理成章地指向了美国。作者麻田贞雄以对马汉海权主义的讨论开篇，解释了日本海军是怎样在马汉思想的影响下将自己视作美国人的假想敌。

本书首次运用了日本方面对20世纪20年代三次海军会议的档案记录，包括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1927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30年的伦敦会议。作者检视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海军在改进武器技术与对扩展舰队规模的质疑并存的背景下面临的战略困境。作者还分析了导致日本与美国开战的决定：1936年退出海军条约，1940年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1941年向印度支那的进军，等等。其中有着陆军与海军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官僚斗争背景。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马汉的“幽灵”时刻盘旋于日本海军领导人周围，他们准备与美国的战争，在错误地估计美国和日本的实力对比以及美国人的决心的基础上做出决定，都有马汉的影响在。

序

致谢

第一部分 冲突的起源

 第一章 马汉与日美关系

 第二章 马汉对日本海权的影响

第二部分 和平邦交

 第三章 从敌对到缓和

 第四章 华盛顿会议

第三部分 妥协和反动

 第五章 《华盛顿条约》的逆流

 第六章 结局：伦敦海军会议

第四部分 日本的孤立

 第七章 人物、组织和战略构想：1931—1941年

 第八章 废除《华盛顿条约》及其余波

 笫九章 日本海军与三国条约

第五部分 对峙

 第十章 “南进”和美国的禁运

 第十一章 开战决定

结论

附录

对主要文献的说明

参考文献

帝国主义者马汉

发表于1897年9月的《展望二十世纪》（A Twentieth Lentury Ovtlook），标志着这一转变。马汉既很开阔又更为悲观地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试图根据西方和亚洲国家间的冲突预测即将到来的20世纪的模样。由于“这两个如此不同的文明迅速地接近”，他说20世纪的中心问题是“东方抑或西方将主宰世界，驾驭未来”。为了准备这样的对决，他呼吁美国政府充当西方世界的保护者——包括获得在夏威夷和加勒比地区的前哨基地、建造一条地峡运河以及扩大美国海军力量。弥漫在他文章里的是一种在东海岸知识界里普遍存在的世纪末的宿命情绪。此前，马汉相信一种充满活力、激情和进取心的“昭昭天命”论，即宣扬向落后地区传播“高人一等”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现在，他认为美国的使命是面对大批亚洲侵略者，捍卫西方文明。鉴于这样的世界观，美国的对外关系将围绕太平洋展开，“在太平洋，帝国的西进过程将再次和东方碰撞，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世界未来的影响将变得更为明显”

马汉特别指出了日本的“惊人发展”。“强大的雄心勃勃的日本，具有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其表现已经令世界刮目相看。”马汉称赞日本“快速接受”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但也指出“民族特性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多样化的演变”。所以，对东方文明的“转变”来说必不可少的是西方精神和宗教文明在亚洲的渗透。只有这样的转变才可以防止西方遭到亚洲野蛮人的入侵。

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获得了菲律宾和关岛，美国在战略上把自己的海洋边界扩张到西太平洋，并可以在东亚的国际政治中保护自己的权利。尽管当时的马汉是一个扩张主义的急先锋，但他后来承认美西战争爆发时，“菲律宾还没有出现在我思想的地平线上”，马汉的帝国主义目光尚未超过夏威夷。他写道：“我一直充满忧虑地注视着中国那块喧嚣的土地，不过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我所处的时代，美国已经可以在中国的大门口安家。”尽管他所大力呼吁的吞并夏威夷这个目标在美西战争期间已经实现，但他对吞并菲律宾群岛“有更多的怀疑”。起初他甚至对吞并吕宋岛有怀疑，不过他认为只拿下吕宋岛，而把菲律宾群岛的其余部分留给西班牙是一个“明智的妥协”。他有着现实的担心，那就是美国如果吞并了整个菲律宾群岛，那么在那里防御日本就是不可能的。菲律宾无法借由远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提供保护，在和日本的角逐中将成为被利用的“棋子”和“人质”，或成为美国的“阿喀琉斯之踵”（西奥多·罗斯福之语）。

马汉最后开始接受吞并整个菲律宾，因为他服从了“天命论”思想的现实战略考虑。他写道：“我们国家将被迫意识到，如果我们已经干预了某个岛屿，就不能把在那里维持秩序的任务扔给别人。腓特烈大帝说‘机遇’，我说‘上帝的意志’，这是十字军和清教徒的呐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高贵的（词）。”

还有一次，他把菲律宾看作上帝指引美国去完成的“任务”或者“指示”。他宣称这些落后的人不适合建立一个自治政府，不可能赋予他们独立。对马汉来说，吞并整个群岛直接的理由是“那些叛乱分子太难收拾了”。和埃米利奥·阿奎纳多领导的争取独立的游击队之间的战争不断升级，打得不可开交。美国在亚洲第一次卷入一场被后世称为“民族解放”的战争。

一旦马汉接受了吞并整个菲律宾的现实，他就看到了一种宏伟远景的可能性。在给海军部长约翰·D.朗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写到，马尼拉“非常适合作为亚太地区的一个作战基地”，“由于悬而未决的政治环境，并且在那里我们有很大的政治和贸易利益，容易发生战争”，因此在维护美国在华战略、经济和政治利益上，菲律宾有了“不可思议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马汉对日美关系的显著改善十分满意。就在不到四年前，日本领导人还警告他们不会对美国吞并夏威夷无动于衷，而现在他们已经接受并欢迎美国拥有菲律宾。日本政府越来越关注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情况，希望和美国一起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日本宁可看到菲律宾被美国控制，也不愿其落人其他大国之手。

P14-16

在对日美两国的文献进行了多年深入研究后——自己已经快要从京都同志社大学退休了——我写出了这篇关于珍珠港事件前半个世纪之内日本帝国海军的论著。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令人感到沉重的讲述，一支拥有传统和权威的强大海军，会和他在九千英里之遥太平洋对面的邻居逐渐对立，并最后走向冲突。

为追溯冲突的起源，我重温了美国海权理论的倡导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及其对日本海军所产生的影响。从1906—1907年间开始，这两支海军就好像一对“镜像”(mirror image)，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假想敌。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一段快乐时光，日本海军在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出色领导下，与美国人一起消除了战争恐慌，并构筑了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体系。1923年加藤不幸去世以后，《华盛顿条约》的逆流涌动，海军的传统瓦解，领导力不断削弱，直到1941年几乎消亡。

我是站在自己国家的视角上来讲述这段历史的，但我也受到在美国长时间经历的影响，在卡尔顿学院，我跟随耶鲁大学已故的萨缪尔·弗拉格·比米斯教授度过了一段学术生涯。我是比米斯退休前最后一名博士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教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给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学位论文题目：《日本和美国：1915—1925》，这篇论文以华盛顿会议为中心展开。这也成了本书写作的开端。

着手研究从1890年至1941年12月7日那个重要时刻之间大量的历史资料非常困难。检索日文资料是令人生畏的，特别是数量浩繁且未经整理的有关华盛顿、日内瓦以及伦敦海军会议的文件。唉!海军和陆军1931—1941年间的档案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遭到了军方高层系统的销毁，任何可能在战后审讯中对他们不利的秘密记录都被匆匆烧掉了。我曾经说过——无可否认，也是无可奈何地——这种行为构成了一种反历史的罪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方设法去整合史料，既包括官方出版的多卷本战史，也补充了私人文献中幸存下来的官方记录——手稿、日记、回忆录和访谈等等。

麻田贞雄

2005年12月7日

在总体战的时代，日本海军基本上是按照有限战争来设想未来冲突的。日本无法预见两年之后的战争进程，不能想象一场要打到底的无限战争——只有用无条件投降才能结束的战争。作战课长富冈定俊在回忆录中承认，“在开战前，我认为那是一场有限的战争”，最后将以协商谈判的方式解决。富冈解释说“我们的计划是给敌军造成极大的损失，在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以谈判结束敌对行动，此时日本的实力仍绰绰有余”。海军没有制订持久战的计划，日本的战争领导者寄希望于美国的盟友、特别是英国的战败会打击它的作战意志，从而放弃在南太平洋继续牺牲，转而寻求妥协的和平。

日本的领导者没有留意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格言：“没有人——或者说是没有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会在没有搞清楚想通过战争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实现的时候就发动战争。”就克劳塞维茨的理性而言，日本就没有战争的目标。再次引用1944年成为作战部长的富冈的话：“我们的海军计划制订者们只关心自存和自卫，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和解放亚洲的殖民地并不在他们的考虑中。”岛田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认为战争完全是为了自存和自卫。（东亚）新秩序这样的理念是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后，随着作战的发展而出现的”。他补充说，军令部认为讨论战争目标是没必要的，因为日本受到石油禁运的威胁，生死攸关。这一态度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1941年8月的《大西洋宪章》中体现了普救性的战争目的。

1943年任作战部长的中泽佑少将后来写道，日本只有年度作战计划，没有综合性的总体计划，海军的作战计划很难构成一个大战略。军令部只是在1941年3月以大纲的形式起草过对英美的战略。由于要同时和联合起来的敌人——美国、英国与荷兰——作战，1941年6月作战部才开始起草它的总体计划。到8月底这个计划大体完成，也仅仅是在传统的对抗美国的策略上加上了控制“南方资源地带”的内容。

日本的战争领导人倾向于认为战争只是军事和策略方面的事，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力的巨大差异。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看法似乎倒退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对加藤友三郎在华盛顿已经了解到的总体战概念缺乏认识。1941年的海军没有重视加藤友三郎所强调的军事和经济、技术、政治、外交以及思想意识之间的联系。直到1945年8月，在投降前夕，海军省的研究课才承认未能认识到总体战的现实，过于专注军事行动，忽略了更为广泛的非军事因素。

总体战需要对国力的全面动员，而日本没有基于对国力可靠估计的总体规划。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在统帅部的支持下，在1940年10月设立了总体战研究会，它的任务是收集和分析国家决策所必需的数据。然而，这一匆忙的设置来得太晚，只是做一些研究和培训年轻官员，不可能为决策提供长期全面的依据，也不可能准确地估计可以从企划院那里得到的国家的战争资源。企划院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年度物资动员计划，大范围地估计物资的供给和需要，把它们分配给陆军和海军。这个委员会被陆海军之间的竞争伤透了脑筋，它们之间互相怀疑，连自己库存油料的情况都不告诉对方。因此直到1941年10月，企划院连国家储备石油的粗略数字都没有。冈田大将回忆说，更为糟糕的是，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大大低估了战时航运的损失。当他遭到质询时才知道，原来日本已经没有支持两年战争之外的更多资源了。企划院经常是编造数字以迎合统帅部的要求。

在海军省，掌握战争物资动员和分配的是兵备局，但它的工作受制于那些制订战争计划的中级官佐“近乎威胁的压迫”。10月下旬，兵备局长保科善四郎（Hoshina zenshiro）在局长会议上说，无法建造足以和美国开战的船只。但石川大佐打断了他，说道：“照这样估计就不用去打仗了!”他强力施压要求保科改变先前的估计。10月，军令部动员课长桥本象造大佐表达了对石油短缺的忧虑，石川却提出了自己对石油储备的估计，他似乎没注意到战争开始后日本的石油库存大概仅敷十八个月之用。与此同时，海军省的动员课长栗原悦藏大佐表示，“企划院的估计都是建立在虚假的数字上，为的是看上去我们好像能发动战争”。作战课的富冈大佐要求他要为这样“失败主义的议论”负责，警告他设法用手中有限的资源去完成作战是他的职责。当高级航空参谋源田实说以现在的航空力量，他没有信心和美国作战时，富冈厉声说：“这不是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关于美国的情报

如果说日本海军对本国的资源做了错误的估计，那么可以说它对美国的估计就更加离谱。军令部尤其是其下的作战部，往往低估美国的战争潜力而高估了德国。

……

海军领导的失败

我们已经追溯了和平时期日本帝国海军领导力的衰败，这一进程从1923年加藤友三郎去世就开始了，1933—1934年的大角清洗彻底摧毁了主和的领导层，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珍珠港事件时的海军大臣岛田大将在战后说，“如果堀悌吉被任命为海军大臣，结果将完全不同”，岛田的意思是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除了米内—山本—井上这一“铁三角”在他们任职时成功阻止了三国条约外，30年代没有什么领导人能对那些不守规矩的下属进行有效的控制。战后，海军次官（1941—1944）泽本中将写下了如下的思考：

(1)平庸之辈盛行，没有具有优秀能力的杰出领导者。来自下属的压力是家常便饭，少壮军官不尊重他们的前辈，使得问题更为困难。

(2)每个人都想逃避责任，没有人有勇气牺牲自己来尽职尽责。

(3)当时的气氛助长了陆军和海军的狭隘和自私，国家和世界的命运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井上大将更是直言不讳地攻击海军高层领导人：“1940年末到1941年初，是海军发起了对泰国和印度支那的干预。当海军省和军令部的下属们开始准备和动员时，他们的头脑被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所主宰，言行煽动起好战的风气。省、部的高层领导者没有勇气和谋略控制他们，从而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危机。”

一般来说，在决策过程中，越是面临严重的危机，就越是要限制参与决策和高层领导的人数，下属的参与——随之而来的对官僚政治的纠缠——就被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成为核心决策者压倒一切的问题。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例子，但日本在决定和美国的战争上成了一个明显的例外，海军领导者在要求其进行精细控制的“危机管理”上失败了。对外，海军没能控制和美国的危机；对内，它没能克制和陆军的竞争，也没能控制自己的下属。在1941年，海军负责任的“中心决策者”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不得不在无法无天的下属压迫之下尽快开战。军令部总长永野就是一个例子，他深受那些咄咄逼人的中级官佐的逼迫和影响。山本和井上等人的确要求作出避免战争的理性决策，但他们并未处于核心位置，影响十分有限。因此，从决策过程的角度来看，日本海军通向珍珠港之路最好可以从海军领导的失败——或者说是缺失来加以认识。

这是一次令人感到沉重的讲述，一支拥有传统的强大海军，会和他在九千英里之遥太平洋对面的邻居逐渐对立，并最后走向冲突。为追溯冲突的起源，我重温了美国海权理论的倡导者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及其对日本海军所产生的影响。从1906年至1907年间开始，这两支海军就好像一对“镜像”，都把对方视为自己的假想敌。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一段快乐时光，日本海军在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出色领导下，与美国人一起消除了战争恐慌，并构筑了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体系。1923年加藤不幸去世以后，华盛顿条约的逆流涌动，海军的传统瓦解，领导力不断削弱，直到1941年几乎消亡……

——摘自本书 麻田贞雄

这部佳作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毕生研究成果的结晶，麻田贞雄是20世纪日本海军史与外交史研究界的老资格了。要说在这些研究领域能信手拈来、驾驭自如，无人能出其右。而在学说、政治与人本视角之间自由穿梭，从容叙述和分析，同样无人能与其天赋可比。结局是杰作的冠冕！

——美国斯坦福大学舒思深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克·皮迪（Mark R.Peattie）

日本海军在战略上是它美国对手的忠实影子。日本海军军官深深吸了一口马汉用帝国主义和咸咸的海水共同炮制的劲道十足的、也许还带点霉味的烟雾。——海军历史学家 罗纳德·H·斯佩克特

日本的海军战略比美国的更马汉。

——海军战略专家 乔治·W·贝尔

不言而喻，马汉的“海权论”不但对美国海军，而且整个西方世界，甚至日本萨摩藩的后代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鲜有论述的是，马汉写“海权论”三部曲的原始冲动是什么？《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这本书在追溯从马汉到珍珠港的过程中，麻田贞雄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马汉哟灵的本质——“昭昭天命”思想。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