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史料中的宋江

宋江作为著名小说《水浒传》的主人公，在中国民间称得上是非常有人气的英雄角色。然而，宋江并非完全架空的存在，而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正是这一点勾起了历史学家们的兴趣，屡次对这一实在人物的行年进行考证。在此谨选择其中的可信部分，将作为历史人物的宋江的生平全貌叙述如次。

关于宋江，史传上最早的记录出现在《皇宋十朝纲要》宣和元年条：“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而之后关于宋江的消息，则见于《宋史》卷三五一《侯蒙传》叙侯蒙知亳州时，正逢宋江寇京东路，又载其上书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侯蒙也因此得到了徽宗的嘉奖，转知东平府，未赴任而卒。

而这位宋江，由《宋史》卷三五三《张叔夜传》可知，最终为知海州之张叔夜所招安。根据该传的记载，正当宋江等人在海岸附近劫掠了“巨船十余”，满载战利品而归之时，张叔夜预先埋伏了死士千人，接着诱贼上岸，乘机焚毁了宋江的船只，最终在前后包围之下“擒其副贼”，于是，“江乃降”。

至于招抚宋江的时间，《皇宋十朝纲要》和《宋史》二者所载均系于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

由于当时正逢方腊起义之际，这位宋江也就此跟随讨伐军的主将童贯一起南征，最后在包围起义军根据地帮源洞的作战中立下了一定功劳。而他的名字也因此作为童贯的部将，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宣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戊子条：“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遂得以于此后第二日，即二十六日庚寅生擒方腊，然而由于方腊余党仍散在各地，宋江等人不得不继续讨伐。据《皇宋十朝纲要》宣和三年六月九日辛丑条：“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全部的起义亦在此月被平定，随之而来的是七月童贯的凯旋和八月对方腊处以死刑。

宋江在上引史书中出现的时间非常短暂，即宣和元年到三年（1119—1121年）这三年间。而在这三年之间，曾身为“剧贼”的宋江归顺了官军，并参与到了讨伐方腊一役中。如《宣和遗事》所载：“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史去也……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二　三个宋江

而此处我所考虑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即上述史书中，并没有表示“剧贼”宋江（A）、官军中的宋江（B）是同一个人的明证。我们或许不过是在潜意识里受到了《宣和遗事》和《水浒传》故事的影响，当看到《皇宋十朝纲要》中紧接着“盗贼”宋江（A）的被招抚，又出现了在童贯军中活跃的宋江（B），便将两人类推为一人罢了。而使得这一推理变得更为光怪陆离的，则是另一位宋江（C）的存在。  《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本纪》宣和三年条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众所周知，《东都事略》为南宋初年的王偁所著，成书年代要远远早于元末所修的《宋史》。且享有记事可信的定评。此条中的宋江，和前引张叔夜、侯蒙二人本传中提到的宋江应该是同一个人。然而，此条《东都事略》却与《宋史》本纪中与宋江相关内容大相径庭，而这便是前文所说的“光怪陆离”了。

方腊被捕的时间既是宣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庚寅，而宋江（B）也参加了这场战斗，此后经过五月和闰五月，又于六月九日辛丑再次参加了上苑洞的扫荡战。那么，在此期间的五月三日丙申“就擒”的宋江（C）便显而易见是另一个人。

事实上，以前读《东都事略》时，我就对其中关于宋江就擒的记载非常在意。而因为此条与其他记载的矛盾实在太过明显，难保不是《东都事略》本身的错误，将信将疑之下，我只好暂时将这个问题搁置了起来。直到近日，足以证明《东都事略》记载正确性的史料终于出现。那便是1963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苏金源、李春圃编《宋代三次农民起义史料汇编》 中所介绍的——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这一史料，其原石于1939年左右出土于陕西省府谷县。根据部分志文，可知折可存曾随童贯出征讨伐方腊，中谓：“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细读此句，我们便发现，在方腊被捕之后不久，所谓的草寇宋江（C）亦被官军生擒。如此说来，上引《东都事略》之文绝非无根的错谬之谈。

折氏在北宋一代，是黄河河套地区府州的大族，在北宋末年曾出过折可大、折可适、折可求这样《宋史》有传的人物，而折可存毫无疑问是这些人的同族和同辈。可存在方腊讨伐战中，既是“用第四将从军”而“兼率三将兵”的，可见其人应当是折氏嫡系。他虽然先后参与了平定方腊、宋江（C）之乱的战斗，却并非主将，是以只是被分别授予了武节大夫和武功大夫这样的阶官（二者均不过从七品）。另外，笔者对范圭其人所知不多，不过基于墓志铭的性质，文章固难免夸饰，然而凭空捏造事实却是不太可能的。也就是说，宋江（C）的存在本身，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P130-134

宫崎市定先生是东洋史学界的巨擘。他对中国史书有广阔博通的视野，研究对象涉及中国史的全部时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东西交流史等所有领域。通过个别的实证研究，先生对中国史重新系统地加以认识，并将之置于世界史的发展中……能将精密的个案实证研究与阔达雄浑的通史叙述紧密结合，堪称稀有。

——岩波书店

宫崎市定以及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观确实应当重新认识，作为杰出的亚洲史学者，宫崎市定的视野常常超越中国，而涵盖了整个“东洋”即亚洲。

——复旦大学 葛兆光

宫崎市定先生是国外学界中为数不多的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通识的学者，而且其通识是以实证为根基，以亚洲和西洋为参照的。

——北京大学 刘俊文

宫崎市定先生于1967年谈及自己早年访问中国之经历时曾感慨：

在各色人等一应俱全的中国，国民们普遍拥有相当高的鉴赏人物之眼力。他们绝少仅根据表面就做出评价，而是通过对象的内部进行一种立体的观察。在这点上，日本人与之相比，仅仅只是旧制高校生的水准罢了。

我自己同时具有旧制高校生和高校教授的经历。从教授的立场上，其所见无疑和从学生立场上所见之人物观完全不同。在学生看来如仙人和偶像一般值得尊敬的教授．反过来很可能只是个物欲颇深的悭吝之人，能淡然地将办公室里公用的茶叶带回家去，而这些却是学生所永远不知道的。如此这般一无所知的学生一旦进入社会，若不进一步地学习，则其人物观恐怕也永远不会进步吧。(《中国的人物与日本的人物》，载《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二卷)

而本书中所收诸篇先生以人物为对象的文章，亦如先生上文所言，是进行了一种“立体”式的观察的。如其中对贾似道的专论和为石涛所作之小传，都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此前世人对其人之扁平化的理解。

事实上，宫崎先生对人物的关心由来已久。据李庆先生《日本汉学史》所言，宫崎先生早年对中国和欧亚其他国家都进行过实地考察，从本书《张溥及其时代》一文中亦可窥见先生对“记者”这一职业的兴趣，而记者与历史学家的重合之处便是对人物的观察。另一方面，先生自少及老，在《史记》这本以人物为核心的纪传体通史上曾抛掷过绝大的心力。据本书编者砺波护先生的解说，宫崎先生一生最后的工作，便是《史记》列传的日译。诚如《解说》中间接引用宫崎先生自述之语，先生一生虽在东洋史的宏观建构、世界史的时代划分和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上有伟大的贡献，然而先生所深为同情的，却并非旧制度，而是旧制度中呈现出复杂性格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崎市定先生首先是作为一个善于并喜欢观察复杂人性的学者，然后才选择了可以大量接触《史记》等以人物为中心的史料之东洋史学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先生研究科举制度和九品官人法，亦非徒为了制度本身，而是为了给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研究提供一种背景。而史学中较少反映“人物观”者，如天文史地等，却是先生所不多措意的。当然，先生所作的研究，如先生自述，是非常冷静而客观的。先生虽对《史记》非常推崇，可是对其中所载史事的来源和可信度，却又是作过非常严格的批判的。从本书所收李斯与孔子二文可以看出这点。陈寅恪先生序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尝谓：“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教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可见宫崎先生的个人旨趣，本身与以实事求是之态度深究世间人物的东洋之史学考据是有所冥合的。经过砺波护先生精心选编的本书，亦是了解宫崎东洋史学的绝好窗口，与先前引进的《宫崎市定中国史》一书对读；颇能想见先生构建其东洋史宏观体系的过程。

不过，在以文献及其所反映之事实为基础、对复杂人物的探究这两大原则支配下的宫崎史学，是不得不以传统东洋之王侯将相为考察中心的。《史记》以下的诸多纪传体正史自不用说，宫崎先生所倡导的对复杂人性之观察，同样是建立在多种文献的排比考证之上，而能拥有众多来源、褒贬不同的传记的传主，亦自然是在传统史学观念上的“大人物”。先生著作中多有关注“名君”如隋炀帝、雍正帝，恐怕正因如此。先生在本书所收诸文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他对新近唯物史观的不满，以为后者不以文献为根底，其观点偏颇，只能照见隅隙。其实唯物史观所关注的古代一般人乃至古代社会本身，既与宫崎先生的旨趣不甚相合，而其研究对象多为传统史料所不载，学者在考察时，是不得不加以阐释的，而这两点正适足为宫崎先生所深文。反过来说，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传末所言：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其实正道明了以人物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特质。按“世间法”来讲，“小人物”肯定是文献不足征的，可这些史料阙载的小人物之平生性格，本应与“青云之士”同等复杂才是。而考验司马迁以下传统史学家治学技艺的标准，也就变成了如何优游于少量史料之间，用以揭示并表彰那些为正史所不载的人物。从这一点上来说，在本书中“对普通人类没有兴趣”的宫崎市定先生，虽然位于传统史学的延长线上，却又与后者有着今古之别。这种区别，恐怕只能用先生对整个东洋史学的学科构建上的用心来解释。出于对人物的热情，在整体上论述整个旧制度的结构，宫崎史学的这种风貌，其实和唯物史观是同样属于非传统史学的。

最后谈一下我译本书的相关问题。先生行文多有古奥难解之处，且其引文和体例亦属于过往时代的规范，与今日所行者不同。翻译之时，颇有力不从心之叹，能按时交稿，已属意外。译稿虽屡经查证删改，必仍存有许多错误，只能留待方家指正。而在此亦需感谢本书编辑杨海泉老师的细心审校。近年来，以宫崎史学为代表的大量日本汉学著作得以引进，相信对吾国文史学界不无裨益。忝列此中，想来也算是附其骥尾，让我倍感荣幸。

林千早

2017年11月15日

第一编 大帝与名君

 秦始皇：从统一到幻灭

 汉武帝：威震四方

 隋炀帝：乱始乱终

 康熙帝：养儿不教

 雍正帝：政改与转折

第二编 乱世宰相

 李斯：人生如戏剧

 冯道：谜之忠于国

 贾似道：南宋末年的宰相

第三编 资本家与地方官

 晋阳李氏：五代史上的军阀资本家

 宋江：历史与小说中的罗生门

 蓝鼎元：循吏代表人

第四编 儒家与文人

 孔子：教育家才是本色

 朱子：其人其书

 张溥：遥控朝政的乡绅

 石涛：卖画的先驱

 原始出处

 解说

“我对普通人类没有兴趣”——《宫崎市定人物论》译后记

宫崎市定毕生致力于中国史的研究与教学，治学方法与中国“知人论世”的史学传统如符若契，又对司马迁顶礼膜拜，晚年曾计划将“人物论”的代表作品《史记·列传》全译为日文。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林千早译的《宫崎市定人物论(精)》正是宫崎本人的“人物论”，也是他的著作中最为通俗好读的一部，收录了他在漫长的研究生涯中重点关注过的人物，包括“大帝与名君”（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康熙、雍正），“乱世宰相”（李斯、冯道、贾似道），“资本家与地方官”（晋阳李氏、宋江、蓝鼎元），“儒家与文人”（孔子、朱子、张溥、石涛），涵盖各个时代和阶层，极具代表性。

作者以深厚的史学功底为基础，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文风，对这些历史上“最有料”的人物之魅力、功罪和时代进行描绘，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与想象力飞扬的叙事融合无间，重现了司马迁以降摄人心魄的历史叙述。

近年来，随着以《宫崎市定中国史》为代表的著作被引进到中国，宫崎市定已经成为广大读者熟知和喜爱的历史作者。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林千早译的

《宫崎市定人物论(精)》是他的著作中极为通俗好读的一部，以深厚的史学功底为基础，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的文风，对中国古代史上“有料”的人物之魅力、功罪和时代进行描绘，抽丝剥茧般的分析与想象力飞扬的叙事融合无间，重现了司马迁以降摄人心魄的历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