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之一，收录了当代著名作家邓一光三部中篇小说代表作《父亲是个兵》《深圳蓝》《你可以让百合生长》。

《父亲是个兵》是一部具有家族史性质的小说，也是一篇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小说。《深圳蓝》是一部关于深圳或者关于当下青年心理和精神状况的寓言。《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延续了邓一光关注深圳底层的创作路线，是一部昭示或点燃理想和爱的小说。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是“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丛书之一，收录当代著名作家邓一光中篇小说代表作。

《父亲是个兵》从父亲退伍后写起，是一篇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小说。父亲是个英雄，但他更是一个人，父亲的可亲可爱就在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标本。因此，小说也是向那一代有信仰的军人致敬的文本。小说在结构上峰回路转、进退自如，历史与现实，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交相辉映，平实中显现出坚实的创造才能，使小说充满了文学性和可读性。《父亲是个兵》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深圳蓝》表面看是一部貌不惊人的小说，述说四个青年男女婚前婚后的情感纠葛而已，在波澜不惊中写尽了城市青年的当代病。但是，在这写实部分的上空飘荡的是一个关于深圳——或者关于当下青年心理和精神状况的寓言。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延续了邓一光关注深圳底层生活的创作路线。不同的是他将目光投向了青少年教育领域。从一个屡获国际大奖的少年合唱团入手，将眼光投向了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深圳外来务工者子女，试图揭示他们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双重困境。多维度地呈现了底层的情义、底层的挣扎、底层的救赎等主题。《你可以让百合生长》获郁达夫小说奖。

父亲是个兵

深圳蓝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

理想主义的文学光芒——邓一光的中篇小说

父亲不是兵已经很久了。

1992年父亲和一大批老兵一起摘掉了帽徽领章，彻底告别了职业军人生涯，成了一名普通得和大街上那些蹀躞而行的退休工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老百姓。父亲因此和所有跟他一样的老兵一起，得到军委三总部颁发的一枚勋章。那枚勋章，据说含金量极高。

六十年代末期，那时候父亲五十多岁，身强力壮，思维敏捷，刚从南京军事学院高级指挥学习班毕业。父亲的备课目成绩非常优秀，他为这个得意万分，他说他过去在部队里扫盲时学习成绩就特别出色，他说他就算一天书也没读过又怎么样？他说那些知识分子算个啥？不知道是弄错了还是根本就没弄错，父亲在拿到毕业证书后没有几天就接到了离职休养的命令。一个月后，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搬进了雾城重庆市一位彭姓买办留下的一座幽静的花园，从此再也没有走进过军营。

父亲的身体很健康，直到三十年后的今天，他的身体状况依然良好。

父亲断断续续不戴领童帽徽的时间至少有十五年。十五年的时间绝对不算短。虽然父亲摘掉领章帽徽之后仍然穿着军装，那个样子却有点不伦不类。我一直认为军装的威风神气，完全是领章帽徽的功劳。如果没有了领章帽徽，那身国防绿实在杲板得很。

父亲永远穿着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在最热的季节里，他也从不解开扣子，一任黑水白汗浸透军装。父亲也不是没有便服。七十年代后期母亲为父亲做过两套中山装，买的是最好的呢料，请的是最好的裁缝，衣服做好后，我见父亲试过，样子很杲板，一点也不像父亲。好在父亲并不常穿。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穿。那两套质量不错的中山装，后来基本上成为虫子和樟脑球的战场了。

父亲脱去了军装，已经不是兵了。但是时不时地还有是兵的叔叔伯伯到家里来看望他。他们大多来自很远的地方，匆匆地来，匆匆地走。那些年纪或大或小的兵临走时都对送出大门的我说，你的父亲，他是真正的兵。

父亲脱去军装的那一天，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里待了很久。那一天，广州军区一位少将来干休所颁发勋章。那枚勋章家里人谁也没有看到过，仿佛它在一开始就被父亲埋葬了。父亲这一生得到过许多的奖章，其中他最看重的是红星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八一勋章。这三枚勋章分别放在三只小盒里，小盒里铺着枣红色的金丝绒，许多年之后，它们已失去了新鲜的光泽。父亲一直闭口不提他最后得到的那枚勋章。母亲曾经问过这件事。母亲说：“老头，你是不是领了一块金牌？”母亲之所以这么问，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母亲在很多方面和老式的家庭主妇没有什么两样，对鸡毛蒜皮的小事爱咋咋呼呼，而对严肃的话题却漫不经心，何况院子里都在传说，那枚勋章和以往的勋章不一样，是用纯金铸的，很值些钱。母亲对金子谈不上什么爱好。母亲年轻的时候热衷于工作，上了年纪以后迷上了老年迪斯科，另外还有国画。母亲的葡萄画得炉火纯青，可见在大器晚成方面齐白石并非唯一的奇迹。对于那枚勋章，母亲只是普通的好奇罢了。

母亲这么问，当时父亲说了一句很粗鲁的话。准确地说，那是一句骂人的话。母亲听了很生气。母亲仅仅是生气，也不能把父亲怎么样。这件事说到底本来就不关她什么事，她就是想吵架也没有理由。母亲是四十年代的中专生，四十年代的中专生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吵架是要有理由的。

父亲那一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他待在屋里一声不吭。出来吃过一顿饭，什么话也不说，也不怎么向他一向喜欢的红烧肘子伸筷子，吃过饭之后又回自己的房间去了，把门咣当一声碰上。但也没有发生别的什么事。

那天母亲去老年大学上课，回来晚了，回来以后就忙着做疙瘩汤。我对母亲说：“爸爸今天脱军装，咱们是不是买点菜回来，家里庆贺一下？”母亲诧异地看了我一眼，说：“那是为什么？又不是逢年过节。”我想解释一下。我想说，对于父亲，今天比一百个年加起来还重要，比一千个节加起来还要重要。但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在母亲看来，父亲穿什么都是一回事，除了军装洗起来比较容易一些，别的没有什么损失。至少在母亲眼里，父亲脱军装算不上什么节日。

那天的天气差不多是一年中最好的，暖洋洋的。太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挂在那里一动不动。有点小北风，但也只能把院子里的干葡萄叶子吹到水沟里去，仅此而已。

父亲扛枪当兵这件事不是偶然，可以说它是顺理成章的。那个年头贫瘠的鄂东大别山区成了贫困农民的天下，有好几种政治力量都派出火种手到千里大别山来煽风点火，使庄稼不景气的乡下呈现出另外一种欣欣向荣的朝气。

父亲那时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多半是为了聚众的习性，父亲参加了少年赤卫军，为成年人的武装组织做一些打杂跑腿的事，这些事和种田无关，带有一些打破常规的刺激，因此让父亲喜欢。父亲那个时候没有参加白枪会、红枪会、保安团或者别的什么组织同样是必然，因为父亲的大哥是“苏维埃政权”的村主席，父亲小小年纪，自然不会也不敢和自己的大哥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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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体与一百年的民族记忆

自20世纪初，确切地说，自1918年4月以鲁迅《狂人日记》为标志的第一部白话小说的诞生伊始，新文学迄今已走过了百年的历史。百年的历史相对于古老的中国而言算不上悠久，但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这个一百年的文化思想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而记载这翻天覆地之巨变的，文学功莫大焉。作为一个民族的情感、思想、心灵的录记，从小处说起的小说，可能比之任何别的文体，或者其他样式的主观叙述与历史追忆，都更真切真实。将这一百年的经典小说挑选出来，放在一起，或可看到一个民族的心性的发展，而那可能被时间与事件遮盖的深层的民族心灵的密码，在这样一种系统的阅读中，也会清晰地得到揭示。

所需的仍是那份耐心。如鲁迅在近百年前对阿Q的抽丝剥茧，萧红对生死场的深观内视，这样的作家的耐心，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回顾与判断，使我们——作为这一古老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能找到那个线头，并警觉于我们的某种性格缺陷，同时也不忘我们的辉煌的来路和伟大的祖先。

来路是如此重要，以至小说除了是个人技艺的展示之外，更大一部分是它的社会人众的灵魂的素描，如果没有鲁迅，仍在阿Q精神中生活也不同程度带有阿Q相的我们，可能会失去或推迟认识自己的另一面的机会，当然，如果没有鲁迅之后的一代代作家对人的观察和省思，我们生活其中而不自知的日子也许更少苦恼但终是离麻木更近，是这些作家把先知的写下来给我们看，提示我们这是一种人生，但也还有另一种人生，不一样的，可以去尝试，可以去追寻，这是小说更重要的功能，是文学家个人通过文字传达、建构并最终必然参与到的民族思想再造的部分。

我们从这优秀者中先选取百位。他们的目光是不同的，但都是独特的。一百年，一百位作家，每位作家出版一部代表作品。百人百部百年，是今天的我们对于百年前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份特别的纪念。

而之所以选取中篇小说这样一种文体，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中篇小说，只是一种称谓，其篇幅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长篇的体积更大，短篇好似又不足以支撑，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篇小说兼具长篇的社会学容量与短篇的技艺表达，虽然这种文体的命名只是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明确出现，但三四十年间发展迅速，其中的优秀作品在不同时期或年份涵盖长、短篇而代表了小说甚至文学的高峰，比如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不胜枚举。我曾在一篇言及年度小说的序文中讲到一个观点，小说是留给后来者的“考古学”，它面对的不是土层和古物，但发掘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最深层的奥秘，作家这个田野考察者，交给我们的他的个人的报告，不啻是一份份关于民族心灵潜行的记录，而有一天，把这些“报告”收集起来的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份长长的报告，在报告的封面上应写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考古”。

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白驹过隙，何况是刚刚挣得名分的中篇小说文体——国际通用的是小说只有长、短篇之分，并无中篇的命名，而新文化运动伊始直至70年代早期，中篇小说的概念一直未得到强化，需要说明的是，这给我们今天的编选带来了困难，所以在新文学的现代部分以及当代部分的前半段，我们选取了篇幅较短篇稍长又不足长篇的小说，譬如鲁迅的《祝福》《孤独者》，它的篇幅长度虽不及《阿Q正传》，但较之鲁迅自己的其他小说已是长的了。其他的现代时期作家的小说选取同理。所以在编选中我也曾想，命名“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是否足以囊括，或者不如叫作“百年百人百部小说”，但如此称谓又是对短篇小说的掩埋和对长篇小说的漠视，还是点出“中篇”为好。命名之事，本是予实之名，世间之事，也是先有实后有名，文学亦然。较之它所提供的人性含量而言，对之命名得是否妥帖则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值此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之际，向这一百年来通过文学的表达探索民族深层精神的中国作家们致敬。因有你们的记述，这一百年留下的痕迹会有所不同。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感动我的还有他们的敬业和坚持。在出版业不免利润驱动的今天，他们的眼光和气魄有所不同。

2017年5月29日郑州

理想主义的文学光芒——邓一光的中篇小说

邓一光是这个时代有英雄气概的作家。从《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到《我是我的神》，他确立了自己独步文坛的硬朗风格。在软性文化无处不在的时代，邓一光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参照——我们毕竟还有一息尚存的阳刚之气。同时邓一光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比如他写《深圳蓝》《你可以让百合生长》等。但无论阳刚还是柔情，都表达了邓一光理想主义的文学情怀。

《父亲是个兵》是一篇具有家族史性质的小说，也是一篇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小说。它集中体现了邓一光前期小说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小说从父亲退伍后写起。退伍的父亲与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区别。有区别的是内心不曾言说的波澜。脱去军装那天父亲整整一天没有出门，此后他也“永远穿着军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在最热的季节里，他也从不解开扣子，一任黑水白汗浸透军装”。父亲内心的秘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兵而不是普通老百姓。戎马一生塑造了他军人特有的性格。他曾无数次上战场，国共双方争夺东北时，曾任过卫戍司令镇守山海关，因犯下错误而被派去与土匪打交道。但他三缄其口从不提自己当年的荣耀和经历。他更感兴趣的，是掌控他的侄孙，帮助穷困的亲戚摆脱贫困。他大量垦荒种地、养鸭。但是，“父亲种地也好，喂鸭子也好，所收所获很少进入我们家的菜盘子。父亲总是把蔬菜和鸭蛋一担担地送到邻近的幼儿园，让孩子和老师们改善生活。有时候，有素不相识的人从菜地边路过，父亲也会拉住人家，热情地不由分说地将人家的篮子或衣兜装满，他做着这一切，像个得了便宜的孩子似的。我后来一直认为，父亲把花园变成农庄，是一种新的生存表现。父亲他不愿意受冷落，不愿意人们忘记他。他一直生活在一种被抛弃的痛苦和恐怖之中”。父亲是个英雄，但他更是一个人，父亲的可亲可爱就在于他是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标本。因此，小说也是向那一代有信仰的军人致敬的文本。

小说在结构上峰回路转进退自如，历史与现实，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交相辉映，平实中显现出坚实的创造才能。更为抢眼的是小说的场景描写，比如父亲杀鸭的场景、化肥抢劫案以及老王跳楼的场景，或惊心动魄，或如临其境，使小说充满了文学性和可读性。

《父亲是个兵》从某种意义说，是邓一光的代表作。那里闪现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虽然渐行渐远，但作为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它还会显示出它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深圳蓝》表面看是一部貌不惊人的小说，述说四个青年男女婚前婚后的情感纠葛而已。戴有高、李爱、蔡张望、吕冬冬两男两女，在波澜不惊中写尽了城市青年的当代病。这是小说实写的部分。但是，在这实写部分的上空飘荡的，是一个关于深圳——或者关于当下青年心理和精神状况的寓言。这几个人，无论他们物质生活状况如何，有多大的差异性，他们的精神状况却出奇地具有同一性。他们没有皈依感，没有安全感，内心空空无根也无助。这种状况，在戴有高的自述中一目了然。他说：我坐在这儿，这是我的房子，但我不在我的房子里，就跟我的衣裳穿在别人身上，我光着身子到处找衣裳里的我，怎么也找不到，我想啊想啊，就想我出了什么差错，怎么衣裳还在，人却回不到衣裳里去了？但是你知道吗哥，结果就是我把自己想出脑水肿了，身子和衣裳还互相躲着，它俩越离越远，这就是一个回不了自己房子的男人的悲催经历。

因此，《深圳蓝》是部相当现代、极具反讽意味的小说。在雾霾大行其道的时代，蓝天白云就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同样的道理，在一个没有爱和无所爱的时代，爱就格外地醒目和突出。无论个人还是社会，越缺乏什么就会越凸显什么、越炫耀什么——一个贫穷的人，愿意炫耀自己富有；一个看大门的人，愿意炫耀自己的权力；一个没有爱情的人，愿意炫耀自己有无数男友或女友。但是，吊诡的是，这些人物既不拥有过去，也难以掌控现在。他们是一群被社会和时代悬置的人物。在精神雾霾远没散去的时候，它的反讽就是对蓝天白云的虚张声势的一往情深。《深圳蓝》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邓一光的小说经常游弋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说他传统，是因为他的小说一直有一种关怀，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况的关怀；说他现代，是因为他总是能够准确地抓住这个时代城市人具有症候性的存在状态。也正为如此，邓一光的小说别具一格。

《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延续了他关注深圳底层生活的创作路线。不同的是，他将目光投向了青少年教育领域。深圳百合中学有一个十四岁的女学生兰小柯。她的家庭环境极端恶劣：一个是“不断复吸因此老在去戒毒所路上的父亲”，一个是“总在鼓励自己日复一日说大话却缺乏基本生存技能因此不断丢掉工作的母亲”，一个是“每天提出一百个天才问题却找不到卫生间因此总是拉在裤子上的智障哥哥”。恶劣的家庭环境和无爱的心理环境，使兰小柯成了一个问题少年。这样的学生显然是学校面对的一个难题。但是，兰小柯偶然结识了百合中学合唱团指挥——编外教师左渐将之后，事情有了转机：左渐将用理解、尊重和爱的方式改变了兰小柯，让兰小柯参加了百合合唱团；发现了兰大宝的音乐天赋，让他做了合唱团的领唱。在参加勃拉姆斯音乐节比赛时，左渐将因心脏病昏倒，是兰小柯替代左渐将指挥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这个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左渐将用他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兰小柯，使一个叛逆的问题少年转变为一个有爱、阳光的学生。她对父亲、母亲和智障的哥哥不再怨恨，而是深怀爱意的理解。

邓一光是一个深怀理想主义情怀的作家，他塑造出左渐将这样的理想人物并不出入所料。在我看来，在理想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理想主义应该死亡；在理想主义被当作怪物、毫无理想可言的时代，理想主义必须复活并光大。没有理想的人不值得谈论，没有理想的民族没有未来。在这样的意义上，虽然《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并不是邓一光最好的小说，但在今天的小说创作格局中，它是一部昭示或点燃理想和爱的小说，因此它才格外重要并值得我们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