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编著的《致密伦娜情书》介绍了，他，“现代主义文学之父”，“无家可归的异乡人”；犹太鬼才，情路坎坷；一生与两位女子订婚三次，都以解除婚约而告终；

她，记者、作家、译者，有夫之妇，卡夫卡深爱的女友，反法西斯斗士，二次大战中被捕，死于纳粹集中营。

伟大的爱情书信，热烈的灵魂绝唱；自我啃啮，自我平衡。

卡夫卡编著的《致密伦娜情书》讲述了，卡夫卡短暂的一生可谓情路坎坷，先后与两位女子订婚三次（其中与同一个人订婚两次），都以解除婚约而告终；同时，这位天赋异禀的作家又天生情种，在其创作高峰期先后与四位女子产生了爱情，密伦娜是其中形象最为鲜明，与作家最为志趣相投的一位，因而引发的情感波澜也最为热烈奔涌。二人相识于1919年，当时年届36岁的卡夫卡还寂寂无名，而密伦娜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位天才作家的惊世才华，主动提出将其作品由德文翻译成捷克文。卡夫卡几乎立刻就真挚而热烈地爱上了这位身处异地的有夫之妇，二人深陷情网，两地传书，往还不断。这段传奇的恋情在两人通信一年以后而告终，之后卡夫卡写下了不朽的名作《城堡》。

1939年春天，德国军队进驻布拉格不久，密伦娜将卡夫卡写给她的信托付给维利·哈斯，随即被纳粹法西斯分子逮捕，投入集中营。而哈斯随后虽然经历了流亡，但把这批信件忠实地保存了下来。战后，哈斯接受卡夫卡终生挚友，同时也是其传记作者马克斯·勃罗德委托，编辑出版了这本包含130余封信件的书信集，它们对后世了解作家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历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

译序

写下的吻

致密伦娜情书

编后记

原版后记

附录一

 密伦娜、施塔萨和波希米亚的生活

附录二

 卡夫卡生平和作品中的爱情关系

然后我便仔细地读起信来，就是说我仔细地读星期天的来信。星期一的来信我推迟到接到您的下一封信时才读，信中有些事情使我不能仔细地读下去。我显然还没有完全康复，再说这封信也有点过时了。我算了一下，已有五封给您的信正在途中，即使又有一封丢失或者挂号信走得较慢，现在至少应该有三封已经到了您的手中。我只想请求您，马上再给我回封信，寄到这里来，一句话也就够了，但必须是一句能够消除这封星期一来信中所有责备的果断的话，使一切变得可以细读。再说，那个星期一正是我在这儿(以并非毫无希望的方式)使劲地摇撼自己的理智的时候。

现在读另一封信。——但是时间已经晚了，我曾多次不确定地答应了那位工程师，今天则肯定地答应一定到他那儿去，去看看他的孩子们那些了不起的、不能带到这儿看的照片。他年纪不比我大多少，是巴伐利亚人，工厂主，懂得很多科学知识，也很风趣、明智，有五个孩子，只有两个还活着(为了他的妻子，他将不再要孩子了)，男孩十三岁，女孩十一岁。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啊！而他将他们置于同样分量的天平上。不，密伦娜，您别说什么反对平衡的话。

您的卡夫卡

明天再写。假如拖到后天，不要再“恨”，不要，我求求您。

我将那封星期天来信又读了一遍，它比我第一次读完所想的更可怕。密伦娜，应该有个人用双手捧着您的脸，盯着您的眼睛看，这样您会从别人的眼睛中认出您自己来，从此对您在那封信中写下的那东西连想都不会去想。

什么时候才能将这颠倒的世界稍稍端正过来呢？白天带着枯竭的脑袋胡乱转悠(山上到处有美丽的废墟，我想我的大脑也可以变得这么美丽)，躺在床上则不能人睡，最好的奇思妙想倒纷纷出现。譬如说今天我在补充昨天的建议时想起，您可以到施塔萨那儿去过个暑天。您曾在信中提到过她，说她在乡下。昨天我写过这样的蠢话，说有些月份钱可能会不够，这是荒唐的，钱将永远是足够的。

星期二早晨和晚上的信证实了我的建议的价值，这并非特别偶然，因为这个建议将被一切的一切证实是有价值的。假如说这个建议中有诡计——哪里又没有诡计呢？这是头庞大的野兽，需要时它也可变得很小。我会牵住它的鼻子的，在这方面连您的丈夫也尽可以对我放心。我夸大其词了。不管怎么说，我是可以依赖的。我不会去见您，现在不会，到时也不会。您将生活在您所喜爱的乡村(在这点上我们很相像，我说的是人烟稀少的乡村——整个中部山区还不是我最喜爱的——有树林，有湖泊)。

您错看自己的信的作用了，密伦娜。星期一的来信(jen strachO vas)我仍然没有读完(今天早晨我试了一下，好一点了，我的建议使其中的内容部分地变成了历史，但我还是不能把它读完)。星期二的来信则相反，还有那张奇怪的明信片，是在咖啡馆写的吗？您对韦尔弗的谴责我会作出答复的(其实我根本不会答复您什么，您答复得更好，这很有意思)，它使我在度过星期一来信引起的几乎不眠之夜后已能安静下来，重新充满了信心。确实，星期二来信也有它的芒刺，它为了开路划开了自己的身体，但是您引导着它，您的所作所为中又有什么难以忍受的东西呢？(这当然只是一个瞬间，一个幸福与痛苦同时颤抖着的瞬间的真实性。)

写下的吻

叶廷芳

不要以为，卡夫卡工作认真，在办公室的八小时“恪尽职守”；八小时以外又呕心沥血埋头写作，甚至不惜牺牲睡眠，于是大概就没有兴趣和精力贡献于情事了吧？非也！逻辑思维在这里不管用。不错，卡夫卡确实因紧张写作而导致咯血——当年的不治之症，以致英年早逝，且在短短的16年时间里(其中将近7年都是在病魔的折磨下度过的)留下342万字(汉语译文)的作品！尽管如此，他始终是个多情的种子！

年轻时他住在四层楼的家里，就常与楼下街对面的一个女子眉来眼去；1912年夏去德国旅游，很快和一家酒店的老板女儿打得火热；同年8月他经朋友马克斯·勃罗德的介绍认识柏林姑娘菲利斯·鲍威尔，不久双方发生矛盾，女方托她的女友格蕾特·布洛赫居中调解。第二年格蕾特产下一子，后来格蕾特坚称，此儿系卡夫卡所生(可惜此孩7岁即夭折了)！1913年秋他在意大利位于加达尔湖畔里瓦市的一家疗养院逗留了三周，在这里他爱上了一位18岁的瑞士姑娘，并在日记里称：“尝到了与一位被爱女子的关系的甜蜜。”而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一个叫楚克曼特尔的地方爱过一个女孩了。昆德拉甚至还从卡夫卡日记中挖出据说是被勃罗德删掉的句子：“我在妓院门口走过，就像在一个心爱的女子家的门口走过。”……从认识菲利斯起的12年内，卡夫卡先后与四位女性产生了热烈的爱情，其中与两位(菲利斯·鲍威尔和尤丽叶·沃里切克)订了三次婚，与一位(多拉·迪曼特)同居半年多。唯一没有订婚也没有同居——至少没有正式同居——的是本书女主人公密伦娜·耶申斯卡。但唯独这位女性，卡夫卡倾注的情感最热烈，也最真挚。

就像俗话所说“英雄爱美人”那样，爱女人亦是作家的天性，这是公开的秘密。但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倒不是卡夫卡多么爱女人，或他有多大的“艳福”，而是女人，或者说爱情在卡夫卡的创作中，乃至在推动卡夫卡登上现代文学创作顶峰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君不见，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是从1912年至1923年这12年，正是上述这四位女性一个一个接力赛似的陪伴着他，用她们的青春热情不断激荡着他的生命活力，频频刺激他的创作灵感。难怪不少研究者都提及：没有菲利斯就不一定会有《在流刑营》(一译《在流放地》)这一不朽杰作的问世；没有沃里切克就不会有《致父亲》这一振聋发聩的“醒世名言”的产生；尤其是，没有密伦娜则卡夫卡的最伟大代表作《城堡》就不会如此丰富和辉煌；没有多拉就没有卡夫卡告别人世时的幸福安魂曲。你看，她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贤内助，却胜似贤内助！

在与这四位女性的长期周旋中，就恋情的烈度而言，当首推密伦娜了！这是不难理解的：四人中若以年龄论，虽然密伦娜第二大——25岁，但这对38岁的卡夫卡来说，算是相当年轻了！而密伦娜的优势，即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则是其他几位无法比拟的：她当时是布拉格一家最大报纸的记者，且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此外性格开朗、热情大方，富有正义感和现代气息，而且相貌亦堪称俊俏。不过这一切也许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在卡夫卡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正觉得知音难觅的时候，她就已经看到了卡夫卡作品的价值，主动写信向卡夫卡提出，要将他的德文小说《司炉》译成捷克文。这一信息马上将两位异性作家心灵中的“灵犀”点通了，在双方丰富的情感中埋下了爱的幼苗！这是1919年初秋的事。不久，同年10月，他们就在布拉格的一家咖啡馆初次见面了！

从此，日益频繁的书信往来很快变成恋人之间的鸿雁传书，一位世纪性的世界顶级天才作家的情感库藏和智慧能量爆发出绚丽的焰火，它照耀着从捷克波希米亚至维也纳的道路，让这一对恋人实现第一次为期一周的相聚(6月29日一7月4日)。双方激越的情感经过拥抱和热吻获得开闸似的宣泄，但是否有床笫之欢，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这毕竟是在密伦娜家里，而密伦娜是有夫之妇啊。这就是为什么这趟充满诱惑的维也纳之旅，卡夫卡却显得那么犹犹豫豫，怀着那么多的“恐惧”。正像他在一封致密伦娜的信里所表达的：“写下的吻到达不了它们的目的地，而在中途即被幽灵们吸吮得一干二净。”原来这位在艺术观上如此现代的作家，伦理道德上却并未跟上。难怪他在一封信里甚至这样形容：见到她丈夫，自己就像一只耗子匆匆从堂前溜过去。这和当年歌德被他的红颜知己施泰因夫人邀人她的宫里居住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歌德的官位和声望比宫里的伯爵大人大得多呢！

不过，如果说维也纳之行留下什么遗憾，那么一个半月之后，即8月14—15日，两人在奥地利与捷克边境的小镇格蒙德的再聚当能得到弥补了，因为这是真正的私密式幽会。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两人在这里只度过了一个夜晚！这一晚，依笔者之见，与其视之为两人爱情发展到顶点的里程碑，毋宁说是他们的良缘美梦走向坟墓的开始！不信的话，你稍加细读就不难发现，卡夫卡情感的烈度自此开始降温了！四个月之后，即1921年1月，感情降到冰点，双方都宣布：从此不再写信和见面。两个敏感的灵魂经过长达一年、高潮半年的深度交融和波涌，终未能凝结成一个晶莹剔透的整体而重新散开、远去……

这一结局当然是读者所不愿看到的。卡夫卡给出的理由是：他发现密伦娜对其丈夫并没有恩断义绝。这似乎构不成理由：对于像密伦娜这样思想开放的现代女性，难道也要与其配偶达到仇人相见的地步才敢移情别恋？再说，爱情是最自私、最盲目的：它是不认理性的。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联系卡夫卡那特有的悖谬思维和行为方式，笔者也常常想到密伦娜的一位女友的女儿施塔萨·弗莱施曼的一句话：“研究卡夫卡的权威们为什么不来读一读这封信呢？然而就在这封信中，密伦娜向他们解释了自己究竟为什么离开了卡夫卡。”所谓“这封信”指的是密伦娜致卡夫卡的挚友勃罗德的一封信，在那封信里，密伦娜向她所信赖的勃罗德说了心里话：“我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强烈愿望……即希望过一种有一个孩子的世俗生活。”这里道出了卡夫卡方面可能有的两个原因：一、卡夫卡不想要孩子；二、卡夫卡不能生孩子。后者是生理上的，也包括两种可能：他不能育子，或他存在性障碍。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卡夫卡对性行为的一种奇怪看法，即视之为“污秽不堪”，甚至咒之为“黑色魔法”。故在《城堡》中他让成排的妓女一个个走进“马厩”去过夜；在《乡村医生》中那位色迷迷走向医生侍女意欲调戏的马夫是从“猪圈”里出来的……以上诸种原因，很难断定是哪一种，但总的轮廓是清楚的：一个倾向理想，一个向往世俗。这既可通过卡夫卡的有关言论加以佐证，也可通过密伦娜后来的行为加以证实。卡夫卡在日记中不止一处有过自我争辩：他向往爱情、婚姻和一个有妻室的家庭，但这样却又会使自己陷入“小世界”，这岂不影响他的事业的完成！那么他的事业是什么呢——通过写作“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

卡夫卡有一条箴言：人的内心中是不可能没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内核而生存的。“重新审察世界”可以说是他的“坚不可摧”的目标。所以在与密伦娜恋爱期间写的《城堡》第一稿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主人公“我”(不是K．)急急忙忙地恳求酒店侍女帮他的忙：他有一个十万火急的任务，一切无助于这一任务完成的事情她都要帮助他“加以无情的镇压！”显然，生儿育女是与他的这一使命相抵触的。密伦娜没过多久就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婚了，后来又嫁了两次，生育了孩子(参阅书后《附录一》)。

在这篇短序里用了这些篇幅来解释卡夫卡与密伦娜恋爱的结局，我想已经够了。其实我们更关注的当是他们恋爱的过程。人们常说：过程是最美丽的！确实，正是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离我们不远的伟大作家那震撼人心的情感波涛，并为我们留下那大量的定格在纸上的焰火般的文字。它们不仅带给我们美好的文学欣赏价值和书信美学价值，而且让我们获得了重要的史料价值。就前者而言，它使我们惊异的是，一个先前已经先后与两位女子谈了多年恋爱，而且写了800多页情书的中年男子，在他接触第三位女子的时候，竞能掀起比以前更强烈、更壮观的感情风暴，写下更美丽、更动人的文字，而且是在病人膏肓的情况下，说明这位蕴有“坚不可摧的内核”的奇人——哦，一个犹太人的内在生命力多么强大！

许多读者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时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很难看出他的社会思想和政治倾向。但从他对密伦娜的爱可以使这个问题明朗起来。须知密伦娜不仅是个小有才华的青年记者和作家，而且是个思想激进的共产党人！她向往苏联，热情传播共产主义，甚至与捷克著名革命家尤·伏契克有来往。虽然后来斯大林在1937年的大清洗使她感到失望，因而退了党(可以理解)，但仍积极宣传激进思想，因而被法西斯政权投入监狱，并死于狱中。卡夫卡对这样一个“危险分子，，爱得如此死去活来，没有一定的共同思想基础可能吗？难怪卡夫卡的一位共产党员朋友、诗人鲁道夫·福克斯曾大声疾呼提醒大家：“可不要忘了：卡夫卡是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啊！”这一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什么共产主义思潮席卷了全球大半个知识界，而且包括了相当多的第一流精英人物，如布莱希特、贝歇尔、阿拉贡、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毕加索、达利、鲁迅等等。现在有些人从当下的眼光出发，在评价这些人物时予以“扣分”，这就对历史不够尊重了。

阅读卡夫卡致密伦娜的这许多依然滚热的情书时，我们不由得对这些信件的接受者即密伦娜产生由衷的敬意：她在双方断绝来往以后，特别是在法西斯的追捕下，仍然想方设法保存着这些珍贵的资料，依然看重它们的无上价值。这是一位多么有见识、有良知、有风格的高尚女性！无独有偶，还有此前那位柏林姑娘菲利斯，她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见解虽然不如密伦娜，而且卡夫卡自己也承认：是他伤害了她。但她亦看到了这位天才的价值而不计个人恩怨，妥善地、完整地保存了卡夫卡五年内写给她的全部517封信件(加上明信片和电报则达625封)！

仅从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卡夫卡爱这两个人爱对了！她们的崇高风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遗产。我们崇敬卡夫卡，同时也尊敬这两位欧洲女性，她们将与卡夫卡一样不朽！

原版后记

作为作家和弗兰茨·卡夫卡遗作的编纂者马克斯·勃罗德，让我来编辑出版这本书信集，我首先表示朋友式的感谢。这些信件是1939年春天由我尊敬的朋友密伦娜在布拉格赠予我的——那是在德国军队进驻布拉格后不久。由于我不能携之流亡，它们由我在布拉格的家人在那些险恶的年头忠实地保存了下来，直至1945年。

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密伦娜不会反对在她身后发表这批信件的。另外她当时的、不久前逝世的丈夫通过遗嘱形式也同意我发表这些信件，他在这些通信中扮演着一个不可磨灭的角色。

给这些信札排出时间上的顺序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它们几乎都没有署明日期。通过长达数月的工作(不仅是我一个人)，我们根据数以百计的提示，横向联系和少数时间依据(布拉格胡斯纪念日，法兰西共和国国庆，密伦娜的生日，一些信的编号等)对它们进行编排，并不断重新编排。我绝对无意宣称，这一工作已做得天衣无缝了。搞一个日期清楚的评注版，对于一个可以借助一种包含数千条目的常用词汇表的德国文学研究班来说并非难事。然而这不是本质的目的，本版只想提供一本可读的、尽可能细心地加以编排的、无可比拟的生活文献。这一工作包括将捷克语的语系移植过来。假如有读者或评论家以为在这些信的顺序安排上有错处，最好还是先将自己的见解细致地检验一番：那么他们便会发现，一种被认为具有关键性的横向联系往往会被两种另外的横向联系所否定。不过，编者对于顺序掉换的有根据的建议将十分感谢，并可在第二版中加以采纳。

就此请允许我向出版者和卡夫卡著作的出色的专家萨尔曼·绍肯先生致谢，感谢他提出了丰富的、非常值得注意并且也受到了注意的见解。

关于信件内容，卡夫卡无疑在他的信中涂去了很多话，密伦娜也一样。在她将这个卷宗交给我之前不久，也显然用墨水将若干处涂抹得无法辨认。假如要出个评注版，用化学手段或射线工艺使这些地方重新变得可以阅读兴许也是办得到的。可是在这里这种做法不言而喻是不可思议的。一批(不很多)信页或信件一定是丢失了，从这些信中某些不知所指的提示和残片般的段落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由于考虑到今天依然活着的人，本版中有些信的部分可惜不得不删去。编者尤感遗憾的是，在这些被删信件中有一些地方反复提到此书编者的名字——可以预先告诉未来的任何编纂者，本书编者丝毫不反对发表这些信件中被删的部分，尽管卡夫卡就一起可悲的事件作出的结论带有很大的幻想色彩，不符事实。这些情书有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男友们并无妒忌之心，相反倒是妒忌她青年时期的那些老女友。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对某些人所怀的这种忌恨的原因显然并非总是明白可鉴的；于是在这些信件中出现了一些文学肖像，或不如称之为漫画，它们与事实毫无相符之处，因此目前不能发表。但愿将来会有完整的版本，为此我们现在就要在这里强调这些肖像的严重失实性质。同样出于容易理解的原因，凡提及密伦娜家庭的一切几乎郡删去了。

与此相反，尽管十分犹豫，却还是保留了信中大多数与犹太民族有关的部分。对于作为犹太人的卡夫卡来说，他对一个非犹太女子的爱显然是个重大的、悲剧性的、受到灵魂和遗传心理的重压的问题。这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有时身为犹太人的自卑Ih贱会可怕地爆发。要想删除这些地方，必然会将整个信件系列的特征摧毁殆尽，可是这些地方为一切形式的误解敞开着大门。所幸信中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在那里他有力地表达了对犹太民族未来的自豪和信念。

为了进一步强调本版所追求的不是科学性，而是良好的可读性，故对书中被删去的部分没有详加注明，对于今天已有些过时的拼写方法(奇怪的是，在1920至1923年间，亦即写这些信时就已经有点过时)一般保持原样。

如果说这本书与马克斯·勃罗德编的其他有关的书籍有所出入，那么签了字的编者只能据此为唯一合法的辩解理由：他与密伦娜和她的捷克朋友圈子多年交往并与他们关系密切。除此之外，他与马克斯．勃罗德竞争几乎是毫无希望的。勃罗德是卡夫卡的几十年的朋友，他发现了这个天才人物，并促使他闻名于世，同时以无可比拟的忠诚和可靠从事他著作的编纂工作。编者所能做到的仅仅是：他能勾勒出卡夫卡伟大的女伴密伦娜的肖像的轮廓。她事实上也值得人家将她的肖像公之于世，而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是，她的信未能保留下来。

自然，马克斯．勃罗德关于卡夫卡的传记性或资料性工作成果(其他人的几乎未予注意)这里用得很多。最后，编者有一切理由对在这些信中经常被提到的施塔萨夫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维利·哈斯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密伦娜，我们是那么的怯懦，每封信都面目全非，几乎每一封信都对上一封信或下一封回信感到惊恐。我爱你啊，你这死心眼的人，有如大海爱它海底的一颗小石子，我对你的爱就像海水淹没着你一样。

——弗兰茨·卡夫卡

倘若没有这些书信构成一段完整的震撼人心的爱情小说，没有这绝望、幸福、自我啃啮和自我作践的狂放的盛宴，其他记载便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断简残篇而已。

——维利·哈斯

卡夫卡的四位女友在不同阶段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菲利斯与《在流刑营》，沃里切克与《致父亲》，尤其是密伦娜与《城堡》，而多拉则陪伴卡夫卡写就了告别人世时的幸福安魂曲。

——叶廷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