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父亲以“写诗骂人”“主编左倾刊物”“搞星群出版社”等罪名，被国民党当局上了“黑名单”。特务们搜查了星群出版社，四处打探他的下落。偌大的上海，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这样，他像当时的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一样，最后于1948年12月8日只身潜赴香港。我的父亲与母亲又一次经历了别离的苦痛。
父亲离开后，母亲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生活，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谁料几天以后，他们又遭到房主的驱赶，不得已搬入出版《文讯》月刊的文通书局的亭子间，两个哥哥只能与书局的店员们挤住在一起。不久，母亲接到香港打来的电报，原来，父亲一到那儿就病倒了，40度高烧十几天不退。于是，她一边焦急地做着赴港照顾父亲的准备，一边筹划送身边的儿子们去青岛然后转赴解放区的路费和船票，并将他们托付给可靠的亲戚，使两个装扮成小伙计的孩子，顺利平安地到达了山东解放区。之后，我的沐浴着解放区阳光的哥哥们，一同进人华东大学读书，几个月后都人了团，毕业后又进一步深造，并于1952年先后人了党。在党的教育下，他们一起成长为卓有成就的专家。如今，均已离休的哥哥们谈起这些往事，对母亲的那种由衷的感激之情，依旧深铭肺腑，溢于言表。父亲曾多少次深怀感佩地说：“没有你们的妈妈，就没有两个儿子的今天!就没有我们这个和睦幸福的大家庭!”
父亲的病在党组织的关心、文友们的热情看护和赶去香港的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了健康。他们居住的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径，是一个靠海的偏僻小渔村，人口不多，生活清贫。父母的新“家”，是村头一问破旧的石屋。一楼原本盛牛草，现在是做饭和活动的场所。顺着窄窄的旧木梯爬上十平方米左右的小阁楼，就是双亲的卧室。平时来了好友，也被让上“二楼”。这儿，不高的墙上开着一扇小小的窗户，能够眺望外边的景色和屋后的小山坡。小阁楼的顶棚低矮，一抬头就能碰到屋顶。夜里躺在床上，可以透过破烂的屋瓦望见天上的星星。石屋门前，横流着一条小臭水沟，一页旧木板连着通往远处的小径。父母入住后，友朋们来往多了，大家都幽默地笑称这儿是“小桥流水人家”。这富含“诗意”的住所，实际上是个贫寒的“家”。
这个不显眼的村落，却聚居着不少从内地被迫而来的文艺界名人。父亲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因为来到香港而中断。衣食无着的他又拿起了手中的笔，稿费，成了双亲度日的基本收入。父亲康复以后，各种活动和与友人的交往也多了起来。
这期间，父亲惊喜地与重庆时期的老友余心清重逢。被蒋介石称为“脑有反骨”的余心清刚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到了香港。一次来访时，他提出了搬来与我父母为邻，以便实现写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政权黑暗内幕的愿望，父亲欣然应允。几天后，心清搬到了九华径，一日三餐在我父母的小土屋中搭伙。本来，心清想邀请我父亲共同完成这一心愿，但父亲大病初愈，怕耽误了朋友的计划，便推荐了近邻巴波与心清合作。就这样，父亲的两个朋友，天天为写书忙碌着。我的母亲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们的生活和饮食，为这本书的创作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段生活，被父亲形容为：“四人同桌，粗茶淡饭，吃着谈着，不觉得苦，反觉得另有滋味。”一个多月后，一本题为《在蒋牢中》的书，在作家巴波和出版家黎澍的帮助下，很快结稿出版了。九华径，它虽然小而偏僻，它虽然远离内地革命斗争前线，但是，这儿仍旧燃烧着反对国民党腐朽统治的熊熊烈火，仍旧跳跃着一颗颗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赤诚之心!出书的几天后，动身北上北平的余心清，紧紧地握住我父母的双手，相约：“北平见!”P10-11
当我提起笔，为自己的第一本作品集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往昔那么多萦绕于心难以忘怀的面容和场景，带着声音，带着色彩，带着温度和情感，带着穿透时空无比强大的刻骨铭心的记忆，一下子涌到我的心头和眼前，竞使我一时不知从何下笔。这是多么厚重的岁月与情感的积淀。真是感慨万千啊!
首先想到的，是我亲爱的父亲臧克家和母亲郑曼。他们的恩情，我用整个生命都无以回报!他们生我养我，将我培育成人，并且以自身的精神、品德和人生追求，给予了我无法言说的教育和影响。它们深入我的血液、骨髓和整个人生，成为我毕生不曾改变的生命基因。如今年近七十岁的我更是不会忘怀，在自己成年之后本应尽心竭力地服侍孝敬双亲的时候；当我中年之际遭遇重大人生坎坷，身体又受到多种疾病侵袭甚至常年躺倒在病床上的时候，两位老人依旧无怨无悔全身心地支撑着我的人生，从日常生活无微不至的照料到经济上的大力支援，从情感的抚慰到精神的鼓励……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点!
在文学创作上，我知道，父亲和母亲对儿女们是有所期待的。但是，他们从不将这份期待挂在嘴边。只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我的文字第一次见诸报刊开始，他们才欣喜地用他们的方式把这种情感表达出来：当我有文章发表，他们会通过各种途径，把他们的读后感伴着喜悦与鼓励传达给我，有时是当面诉说，有时是在电话和信件中。有几次，他们就在发表作品的报刊空白处，写出他们的意见。比如：我的散文《路》1990年12月4日在《工人日报》发表后，父亲在一张小纸条上评论道：“这篇《路》写得真实，能动人。文字也很洗练。东北这一段生活，多回忆一下，多写几篇。写劳动场面，写自然环境，写人物动态、个性，写苦乐之情……”比如：在我至今珍存的1996年7月3日《北京晚报》文艺副刊的空白处，父亲对于我发表于此的散文《我寻觅那只麻雀》写出了自己的感想：“写得很好。有感情，寄寓深刻。爸爸96．7．4日。”有时，由于我要写的对象是父亲、母亲，或是文章中要牵涉到两位老人，我就先将初稿奉上请他们过目提意见。年老多病、文学创作与各项工作甚是繁忙的父亲，总是戴上老花镜或是举着放大镜仔细阅读后，在我文章的后面提纲挈领地写上几句话，将应该注意和修改的地方告诉我。2002年3月，我深深感动于父亲对于那些亲如家人的麻雀们的一腔深情，写下了散文《旧宅院中的老朋友》。97岁的父亲躺在病榻之上，老花镜、放大镜并用地读完了我的文章，他吃力地写道：“大体写出了我对麻雀的情感，我看了，感想甚多。细节较少。例子：东房窗外有千竿(竹)，我每每走过，它们不怕，只把身子进了竹丛，打一个小转。”寥寥几句话，勾出了许多生动的回忆与画面。身为资深编辑的母亲更是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文章，对不妥之处提出修改意见，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我至今珍存着这些初稿以及两位老人的批语和改动，同时在心的最深处珍存起他们的这份期待和深情。
我忘不了，丁丑之冬，93岁的父亲被我在重病中坚持写作的精神和毅力所打动，同时也接到了他的一些老友对于我的习作加以肯定的电话和信件，老人高兴地在赠我存念的条幅中写下了“喜看女儿继父业文章光彩动人心”。愧不敢当的我读出了其中的深意，它激励着我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克服艰难，奋力前行。
我忘不了，母亲在罹患晚期肺癌的最后岁月，多少次我推着轮椅上的她到楼下花园中散步，她都那样关切地问起我的创作情况，殷殷深情中数次提到要出资为我出一本个人作品集。情感之深切令我动容!当我考虑再三觉得出书的分量还不够时，她那样失望，母亲的眼神令我不敢直视。我真是辜负了她在最后岁月中的一片心意和一份期盼!直到母亲去世后，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特大的信封，里边装着她细心积攒下来的我的篇篇作品，信封的外面用大字写着：“小平的文章”。我的泪水一下子湿了眼眶……
可以这样讲，如果说我开始学习写作的前些年，是由于心中有话要倾诉，有创作欲望和一腔真情的话，那么，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支撑着重病中的我不向命运与病魔屈服，不懈怠地拿着手中的笔一直写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二十多年来心中一直充盈着的决不辜负亲爱的父亲、母亲对我的满腔关爱与期待的信念和决心。虽然两位老人已经先后于2004年和2009年的2月5日离我而去，但是，我知道，天堂中有他们关注着我的眼睛。这种动力那样强大，它令我将文学创作变成了一种不断地完成信念的心灵上的愉悦、欣慰和满足。每当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在重要的报刊上发表，我都要将它们带到父母墓前，请他们再看看我的成绩单。这种连生死都阻隔不断的习惯与情感，今生是不会改变了。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曾在北京市重点小学和中学读书的我，却被“文革”剥夺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和万万千千同命运的中年人一起，我怀着“不认命、不服输”的信念，在自己的小家庭解体和相依为命的孩子幼年多病的情况下，在紧张劳累的工作之余和生活间隙，硬是以优秀的成绩取得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毕业证书。个中甘苦，寸心自知!可叹的是，命运在我的人生路上过多地安排了些坎坷和病痛，使本应年富力强的我却因多种疾病，在四十多岁时就不得不离开了钟爱的编辑岗位，常年缠绵于病榻之上，近三四年又被查出两种癌症。不是没有强忍宿痛或是被数次推上手术台时的无奈和沮丧；更不是没有看着年迈拘双亲和家人为自己尽心竭力地操劳奔忙，而自己却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时的锥心自责、心疼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可以欣慰的是，找没有沉沦和陷入其中不能自拔。还是凭借着那股“不认命、不服渝”的精神，我不害怕，不悲观，依旧那样坚强乐观地生活着，我可以风轻云淡地指着身上的九个刀口笑谈人生。而写作，则成为我有意识地与命运、与病魔进行顽强抗争的利器和手段，成为我抬起头来继续前行的信心和行动的明证。我享受着与病魔进行斗争的创作过程(有时那样艰难)，每当有作品发表，就有潜在的胜利的喜悦浮上心头。看着装有我作品的书柜日益充实，同时也看着经过我手编辑出版的父亲的书籍一本本面世，谁能读出我心中的振奋与欢愉?这不仅只是创作和工作成绩的标志，它也是我人生金秋的多重收获和生命之树的多彩果实!
当我撰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有多少熟悉的身影浮现在面前：那些看着我长大并给予我那么多关爱、鼓励的已经故去的前辈，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方面给了我无私帮助和持久关心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以及年轻的朋友们。他(她)们陪伴我走过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是我带病坚持创作的推手和我作品热心的读者与评论者，更是我前进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他(她)们使我的人生更丰富，更完美。我会心怀着这份不变的感动和深深的感恩之情，继续握笔，不断耕耘，直到走完我的人生之路。衷心感谢啊，尊敬的前辈和亲爱的朋友们!
我知道，自己读书不多，才疏学浅，写东西多凭一腔真情。我更清楚，尽管自己在坚持写作时，精神和情感上体味着如上所述的充实和富足，但是，囿于多年因病所致的束缚与局限，我无法亲身深入到更多与更深层次的生活之中，无法写出内容更加宽泛深刻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值得宽慰的是，在力所能及之中，我着意记录和歌颂了老一辈的精神、品德和人生追求，写下了他们的为人之道和交友之情。我深深感到，这些值得一代代后来者传承和发扬的正能量，在当今的社会，任怎么抒写和颂扬都不过时不嫌多。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块非常乐于碰触和挖掘的领域，我还会饱蘸情感地写下去。在作品中，我还写出了我们这代人生活、情感和奋斗历程的一点点缩影。回首往昔，我和我的朋友们不无骄傲与自豪，因为，在青春岁月，在坎坷和艰难面前，我们没有退缩和蹉跎。心中唱出的是昂扬向上的奋斗精神的赞歌。我的父亲是享誉中外的诗人、作家和编辑家。身为父亲的女儿，我始终觉得有一种责任在身。于是，在搜集与整理资料之后，从女儿这个独特的角度，我将自己与父亲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的切身感受、了解到的有关他的人生奋斗历程、文学创作情况和他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将他身上饱有的终生不渝的对于人民和祖国的大爱，用手中的笔展示给世人。它们对于人们了解这位历经时代风雨的百岁老人和他的文学成就，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都会有些许裨益。我希望这些文字不仅只是一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期盼它们能走进读者的眼眸和心间。 这本作品自选集收入了我三十多年来见诸报刊的一些散文与报告文学作品，大致按写作时间顺序分列在“我的双亲…‘我的父执’’“我的人生”和“我的朋友”四个标题之下。它们代表了我文学创作的概貌和风格。父亲在2002年10月98岁寿辰前夕，在相隔短短的5天里，两次用已经有些颤抖的手为我在信纸上题写了“纯真”与“纯真难得”几个字，这是这位百岁老人对他极为了解的大女儿人生品格的概括与总结。就用父亲的题辞作为我第一本作品集的书名，因为它是我进行文学创作的情感基础；就用母亲亲手为我培植的那棵“妈妈花”盛开的花朵，作为这本书的封面，它永远开在我的心田。这一切，是对亲爱的父亲、母亲最好的回报与纪念。
今天，当这本书即将面世的时候，我从心底长长地舒出一口气。可以以此告慰亲爱双亲的在天之灵了，它实现了我们共同的夙愿。这本书是我人生和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希望还有奇迹在后面。深深记得父亲和我都那样喜爱的顾炎武的诗句：“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不知道自己前面的路还有多长，但是，信念在胸，钢笔在握，我会在已经铺开的稿纸上，继续不尽的倾诉和讴歌。
向对于这本书的出版给予支持、帮助和付出心血、劳动的一切人士致以衷心的谢意。
2017年8月29日
《难得纯真》系著名作家臧克家之女臧小平的首部作品集，是由她三十多年来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的散文精选而成。书中内容分为“我的双亲”“我的父执”“我的人生”和“我的朋友”四部分，既展现了父辈心怀大爱、为祖国奉献终身的人生与文学创作旅程和崇高精神品德，以及他们之间的真挚友情；也写出了作者这代人的坎坷际遇和奋斗精神，更饱含着作者与双亲的深湛亲情。
《记一段文坛往事》、《“生死之交”——记羡林叔叔与我父母臧克家、郑曼的终生友谊》、《近邻——怀念敬爱的王子野叔叔》、《我的人生》、《难忘那个中秋夜》、《路》、《初恋》、《彷徨与抉择》、《我寻觅那只麻雀》……《难得纯真》系著名作家臧克家之女臧小平的首部作品集，是由她三十多年来发表在各大报刊上的散文精选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