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得从不算久远的历史说起。1956年12月16日在德宏州首府芒市，周恩来总理与缅甸总理吴巴瑞共同参加了中缅两国边民联欢大会，并在芒市宾馆亲手种下两棵缅桂花树，寄语“胞波情谊”开出新花。相隔四年后，1960年1月两国总理在缅甸首都仰光互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境条约批准书》。缅甸成为与新中国第一个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国家。两国总理商定一年后即1961年在西双版纳景洪的泼水节期间再度举行友好会谈，以进一步加强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1961年4月中旬，恰值傣历1323年新年，也就是传统的泼水节。在这个喜庆祥和的年节里，周恩来总理与缅甸吴努总理相约到景洪会见并与西双版纳各族人民联欢，这当然是内涵丰富、友好美妙的外交活动。但盘踞金三角和泰缅边境地区的蒋军在我军勘界作战中并未受到合围即歼灭性的打击，仍然拥有较强的兵力与作战能力。有情报表明，蒋军很有可能在泼水节期间对我边境实施袭击骚扰和派遣敌特潜入景洪进行破坏、暗杀活动。因此泼水节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十分复杂而繁重。4月13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吴努总理乘专机从昆明飞到思茅，然后改乘汽车直驱景洪。我的战友告诉我，在途中这一百多公里的路段上，每一根电线杆之间(相距50米)的范围内都隐蔽地设置了哨兵，由我参军时所在的39师部队警卫沿线安全。由于景洪离国境线很近，泼水节活动采取了必要的保卫措施。除了公开执勤的大批军警，还由邻近景洪的勐海驻军117团的军官士兵换穿便衣混杂在群众中以防意外发生。当然这一切安排都是内紧外松，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异常现象。
下午5时，夕阳把澜沧江波浪镀上一层层金红的光芒。那时江上没建大桥。中缅两国总理乘轮渡过江登上码头后，几位傣族小卜哨迎上前去向周恩来总理和吴努总理献了鲜花；老佛爷依照傣族宗教习俗在他俩的手腕上拴红线表示祝福；这时在江边沙滩上燃放高升，发出12声冲天巨响，象征着西双(即12个)版纳对两位总理莅临景洪的崇高而热烈的欢迎。在接受了姑娘们轻轻地点洒圣水的仪式后，周恩来总理和吴努总理从码头步行到州宾馆的途中，夹道列队欢迎的群众发出一阵阵“水!水!水!”的欢呼声，伴随着一束束鲜花挥舞的光彩，把欢迎贵宾的仪式从这个寨子的群众传给下一个寨子的群众；从这段路上欢迎的高潮传给下一段路上又腾起的高潮……
第二天上午，两国总理来到热带作物研究所里，在一棵棵橡胶树、油棕树、槟榔树、椰子树围绕的草场上举行了会晤。在友好的对话中，不时从林中传来鸟儿的啼鸣，那“糯乐多、糯乐多”的歌唱。引得主客都发出了笑声。会谈结束后，周总理会见了蔡希陶等植物学家和研究所职工，发表了他从思茅到景洪途中看到公路两边森林被严重砍伐和刀耕火种的现象而产生的忧虑，特别提出要保护好西双版纳的生态环境。下午，两国总理来到澜沧江边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在傣族赞哈吟唱民间歌谣声中，观赏了江上的龙舟比赛，江边的放高升比高赛，还有傣族、基诺族、布朗族、爱伲族群众性的歌舞表演。然后周总理步出观礼台彩棚，为龙舟赛冠军勐海队颁奖，把一只高贵的银碗作为奖杯授予龙舟领队波素高……此时，澜沧江波浪和江两岸的各民族群众又爆发出一阵阵欢呼声，象脚鼓、锘锣四处响起，一支支高升带着呼啸冲向蓝天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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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在前言代序《记忆与文学》中谈了生活与文学的亲密关系。阅读校对这本《香格里拉草原上》散文集之后，似乎觉得仍有许多话需要说说。但思来想去，其实这一篇篇散文，不就蕴含着我历来所主张的“散文是人生长河的浪花，是美感与情感的流动”的观念了么?
于是，在“后记”里，我就只想说两个字：感谢!
第一，感谢近几年来发表我散文创作的《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民族文学》《上海文学》《云南日报》《大家》《边疆文学》等报刊，使我才有条件用纸质剪报文本，申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作品出版扶持专项”时引起重视。
第二，感谢云南省作家协会在接受我的申报表和《香格里拉草原上》剪报文本之后，很快就同意上报中国作家协会，并在申报表的“推荐单位意见”栏目中写道：“八十高龄的彝族作家张昆华已在海内外出版小说、散文、诗歌作品35部，其中散文集8部。这本《香格里拉草原上》为近几年新作选编，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新的高度，特予推荐。”
第三，当我在2016年8月17日《文艺报》一版公布的“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2016年度出版扶持专项作品篇目”中看到“经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和书记处审核通过，确定扶持选题”有我的散文集《香格里拉草原上》时，不禁十分激动，老泪盈眶，对着报纸连声说：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感谢参与评审论证的各位专家，感谢审核通过扶持篇目的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领导同志!
如今在作家出版社各位编辑的关心帮助下，我的第9本散文集《香格里拉草原上》，终于如愿得以出版，除了再说“感谢”以表达我的心意，我还能说什么呢?
如果说青年人的文学创作是去群山之间探寻众水之源，中年人的文学创作是在大江大河之中搏击风浪，那么，老年人的文学创作便是在走过的人生道路上回头再去开掘一眼眼深井，让记忆的泉水缓缓沁出……
这井水当然与群山、与江河有联系，只是经过大地的吸吮、清滤、融解而变成另一种纯净而有神采的水罢了。这水，无论哪一眼井里的水广都能映现出老年人额头眼角上的皱纹；那一条条皱纹便隐藏着青年、中年也包含老年人当时当地所经历的一个个故事；这故事便是记忆。
记忆是一种距离，距离产生美感，美感催生文学。记忆发源于瞬间，却能保持久远，特别是经过文学脱胎换骨以后，记忆的生命，就有可能比记忆者的生命更长。
古今中外的许多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基本是依据记忆写作的。当然，文学可以是，又不完全是记忆的原始实录。记忆就存在着取舍、删节、淡薄、模糊、排斥、忘却或全面、片断、秘密、公开、珍贵、鲜明等现象。所以，文学需要选择记忆，而记忆也在选择文学。并不是所有的记忆都能成为文学，也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是记忆，比如那些想象、夸张、虚构、魔幻、科幻的文学。即便是此类作品，无论如何也会与记忆有着血缘的、情感的、思想的、推理的种种亲属关系，总能找到记忆的痕迹或形象或本质。
记忆总是在有意或无意之中获得。与其等待记忆，不如去主动亲历而收取记忆，拓展记忆，深刻记忆。以我的文学创作而言，我有着写不尽的记忆，是因为记忆来源于我丰富的人生经历。我少年参军，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便战斗在云南边防线上，生活在多种少数民族地区。军旅生涯与多民族特色的文化哺育着、充实着、壮大着我的文学创作。比如，1957年8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灯光》一诗，就是写我1954年春天在西双版纳打洛边防连站岗时的记忆：黎明前的黑夜里，我看见连长值班室的灯光与傣族竹楼上母亲给婴儿喂奶时的灯光在一条线上交相辉映，我由此发现了诗意。进入中年我感到生活阅历有如大江大河的滔滔波浪，便转而写作长篇小说。1986年发表在《当代》杂志的《不愿纹面的女人》，后由台湾出版并被峨影厂改编拍摄成故事片，接着入选中国作家协会编选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最近又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被称之为“我国第一部反映独龙族生活的长篇小说”。又如工98工发表在上海《电视，电影．文学》杂志创刊号上的《魔鬼的峡谷》，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入选《中国当代百部长篇小说评价》。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傈僳族生活的长篇小说。再如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骏马奖”的短篇小说集《双眼井之恋》，就更应该称为记忆之作的典型了。
步入老年后，我常常用记忆之水进行心灵的洗礼，迎来散文创作的旺盛时期。我在香港、台湾、泰国、美国发表、出版了大量民族文化散文和两部散文集，如写藏族的《云雀为谁歌唱》，写佤族的《遥远的风情》，写纳西族东巴文化的《梦回云杉坪》，写纳西族摩梭人母系社会情感婚姻的《鸟和云彩相爱》，写多种民族茶文化的《边寨茶趣》等，还出版了《漂泊的家园》《云南的云》等多部散文集。前不久相继由《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的《那年泼水节》《拉祜寨的大青树》《向昂美纳部落致敬》等，是我在西双版纳的傣寨、澜沧拉祜寨、西盟、沧源佤寨的军旅人生美好情感的记忆浪花的奔腾……
回顾我从青年、中年到老年时期的诗歌、小说、散文创作，要说的话很多，但我最想说的是一句话：感谢记忆！记忆不仅是昨天，也是今天；今天总要变成昨天，昨天将越去越远。因为记忆是生活，是人生，是文学。我将一如既往地求索记忆、亲近记忆、爱惜记忆、尊重记忆、冶炼记忆、开掘记忆、唤醒记忆、铭刻记忆、精华记忆……
《香格里拉草原上》作家张昆华因为小说、散文、诗歌三种体裁都写，都分别荣获过多种全国性大奖，而被读者、评论家赞誉为“文学三头鸟”。《香格里拉草原上》是作者的第9部散文集，为近几年发表于《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民族文学》、《上海文学》、《云南日报》、《大家》、《边彊文学》等报刊的散文新作选编而成
美丽的香格里拉，是一朵吉祥的雪莲花/群山拥抱的属都草原，就像那花心里的花……
牧场上、星光下的藏族牧民联欢歌舞酒会，被这一群群青年男女的合唱歌声，甩动了绣着金边的一条条长袖，飘扬起扎着红绸的一根根发辫，踢踏着轻快如风的一阵阵舞步，自然而然地拉开了序幕……
《香格里拉草原上》由张昆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