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人的生平
1.我的童年生活
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是一位箍桶匠兼麦氏教堂镇的天主教圣·马丁教堂的司事。他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常常一天不说一句话。但是他勤快、公道。父亲是在18世纪从奥地利移居此地的。我的母亲祖上几代都生活在村里的国有庄园里。妈妈常常说：“生活这么美好，人们只需为此高兴。”我的远房亲戚中出过几位名人。而与谢林和黑格尔为友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则是我的同乡。
在我的童年里，麦氏教堂镇的圣·马丁天主教堂广场一直扩展到16世纪修建的菲尔斯滕贝格公爵的宫殿面前，穿过宫殿内院就是广阔的田野，田问路就是从此开始的。它从宫殿花园里，一直延伸到埃恩利德。这条田野之路无论是在复活节的日子里，在正抽芽的新苗和茂盛成长的青草之间来回闪动，还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消失在前面山丘的雪堆底下，宫殿花园里的老椴树们总是探出高墙，从高处静静地注视着它。
在教堂里做圣事时，“司事孩儿”——我和弟弟弗雷茨必须去帮忙。钟楼上悬挂着7只钟，每个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音色和自己的时间。有一只叫“卯钟”，它在下午4点钟的时候敲响，即所谓“惊醒之声”，因为它惊醒了小镇里尚沉醉于梦乡的人们；“寅钟”是死亡之钟，在上宗教课和捻珠祷告时敲响的钟叫“童钟”；学校里12点下课时敲响的是“克朗耐钟”：音色最美的是“洪钟”，它只在重大节日的前夜和早晨才被敲响。从濯足节到复活节的星期六之间，所有的钟都沉默了。此后，钟声便如爆豆般响作一片：一支活动曲柄带动一组小钟锤在硬木上使劲地敲打。这种响鼓位于钟楼的四角，打钟的男孩必须不断地转动它们，以便使严肃的鼓声飞向天空的四个不同的方向。最美的当然是圣诞节。清晨4点半，敲钟的男孩们便来到司事房。房子中间的桌上排放着妈妈准备好的蛋糕、牛奶和咖啡。早饭之后，在司事房的甬道里，人们点上灯笼，然后踏着瑞雪，穿过冬夜，走向教堂，爬上漆黑的钟楼。各自奔到自己负责的钟绳边和挂满冰霜的钟锤之下。在基督教的各种节日上、各种庆典的前夕、在四季更迭的时刻，以及每天的清晨、正午、入夜的时刻，充满神秘的赋格曲式的钟声此起彼伏，重复叠加，相互接连在一起，以至于使这钟声在充满青春活力的心中、梦中、祈祷中和游戏中一直回荡，连绵不断。这钟声带着它的魔力和神圣，无时无刻不神秘地隐藏在钟楼之内。
我坐在学校的喷水池里玩弄着自制的小船，这类梦幻般的航程尚隐藏在当时还模糊难辨的、沐浴了一切事物的光辉之中。母亲的眼睛与双手圈定了这个王国的疆域……这类游戏的航程对于那种把一切堤岸都抛于身后的漫游尚一无所知。
在寄宿学校孔拉特屋的生活十分美好。我常常回想在孔拉特屋学习的那个阶段，并充满感激之情。我越来越清楚地感到，我的一切努力都与我的家乡密不可分。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我在教会寄宿学校总管马特豪伊斯·朗格面前感受到的信赖。这种信赖一直被保留下来，并使我在家乡的生活成为一种快乐。
在高中七年级的数学课上，大量的数学解题练习引导我转人理论的学习：我对这个学科的偏好，进一步发展成对实际事物的兴趣，并开始对物理学发生兴趣。在宗教课的引导下，我阅读了生物进化论的大量文献。在毕业班上我最重视的是关于柏拉图的课程……尽管当时还谈不上在理论上进入哲学问题的讨论。
1905年冬季学期，我申请当弗赖堡神学寄宿学院的候补生。当时的哲学必修课难以令人满意。于是我便靠礼堂院里的教科书来自学。这些书使我受到一定程度的逻辑训练，但在哲学上，我没能找到我所寻求的东西。
2.对基督教哲学的研究
1913年夏天，我获得了博士头衔。我的博士论文是《心理学中的判断理论》。冯克教授敦促我写一本哲学史专著，以获得大学教职资格。
为了获得“颂扬圣托马斯·阿奎那基金会”的奖学金，我递交了申请书：“请允许忠实顺从的申请人就获取奖学金事宜，向最尊贵的修士会议……提出最恭顺的请求。忠实顺从的申请人决心致力于基督教哲学的研究，并以此开拓自己的科研生涯。因为该人生活于贫困之中，所以他将对最尊贵的修士会议由衷地表示感谢……”最后，修士会议同意每学期资助我1000帝国马克。
但到了1919年，我作出了脱离天主教的决定。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全力以赴，想在原则上澄清自己的哲学立场，得到的结论是：我已经不能用这种哲学之外的联系对这种信仰与学说的自由提供保障。认识论上的洞见，特别是对历史认识活动的研究，使我看到了天主教的问题，它在我眼里已经成为不可接受的体系。但并不是基督教和形而上学成了问题，当然这是指在新意义上的基督教和形而上学。我觉得。我对于天主教中世纪的价值本身内涵有着过于强烈的敏感。我的现象学的宗教研究(它和中世纪有着密切的联系)证明，由于我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不允许我再对天主教的生活世界作客观高雅的判断，对令人恼火、粗暴的叛教争论进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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