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放曹”及其他》、《白门楼记》、《刘备说“妻子如衣服”》、《关羽说“荆州本大汉疆土……”》、《一时瑜亮》、《司马一生唯谨慎》、《魏延之叛》、《石头城下无波涛》……《老读三国》是李庆西近年来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心得，集中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儒林外史》上。

《老读三国》是李庆西近年来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心得，集中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儒林外史》上。这些文章有的发在《读书》，有的发在《书城》，都是行云流水、清新可读的文字。其方法是从古典小说某一人物或事件入手，比照多个历史版本，读出其中的缝隙，也读出其中微妙的地方。如果将历史理解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那么经典的古典演义小说，无疑在叙史和深入人心的意义上，更甚于正统史书。《老读三国》可以视为用现代人的眼光，结合史书、小说等材料，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解读。

自序

十常侍乱政

“捉放曹”及其他

白门楼记

刘备说“妻子如衣服”

关羽说“荆州本大汉疆土……”

一时瑜亮

司马一生唯谨慎

魏延之叛

石头城下无波涛

重读《水浒》札记

牢狱与江湖

儒林与山寨

附：《儒林外史》本事二三

西游心魔

《三国演义》的故事从汉末黄巾造反说起，刘关张桃园结义乃以民间豪强势力抵抗另一种来自民间的破坏力，历史的是非成败于此衍生诸多不同说法。当日不第秀才张角率众举事，号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风云激荡之际各色人等相继亮相。其实，最初登场不是英雄叙事的主角和配角，只是第三等或第四等以下副末角色。书中开篇就说宫里的宦官如何深得桓、灵二帝宠信——说到窦武、陈蕃诛阉不成，反为所害；说到蔡邕上疏痛斥妇寺干政，竞被曹节构陷。东汉白桓帝延熹八年(165)始有党锢之狱，至此宦官把持朝政近二十年之久，宫廷内逐渐形成一个有“十常侍”之称的强力集团。有道是：“张让、赵忠、封谓、段琏、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寥寥数语交代了汉末乱世的政治氛围。

不过，十常侍在文学叙事中只是一闪而过的历史魅影，几乎像是某种道具而算不得人物。宦阉之乱作为一个过场，《三国演义》将其戏份压缩到最低限度，就像多米诺牌局中的第一张骨牌，仅仅用作推动后边情节的发力点。即由十常侍乱政引出何进辅政，而何进之颟顸造成董卓篡国，董卓之骄奢又惹来十八镇诸侯起兵讨伐；宦官和外戚势力相继灰飞烟灭，此后便是各路士族豪强不断争斗与兼并，终而一步步导出曹、孙、刘分鼎天下……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由此环环相生，层层递进，正如毛宗岗所谓“董卓不乱，诸镇不起，诸镇不起，三国不分”(第五回总评)。可是，第一张骨牌是怎样推出去的呢?回首当年汉家宫阙的喋血之夕，不由让人惊叹，那一幕在文学的复述中竞被戏谑化、轻薄化了。

《三国演义》．的叙述时间始于东汉中平元年(184)，也就是“岁在甲子”那一年，幼冲即位的汉灵帝刘宏已进入其御宇海内的第十七个年头，而真正富于戏剧性的突发事件尚在五年之后。围剿黄巾的战事波澜不兴，张角及其余党很快就被灭了，当士族精英铲平底层造反者之后，上层的两拨势力——宦官与外戚——开始掐上了。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病危之际，用宦官蹇硕计谋召大将军何进入宫，名日商议后事，实欲借机除之。灵帝不愿让何皇后所生皇子辩人继大统，想传位于王美人所生皇子协，这节骨眼上何后胞兄何进无疑是一大障碍。且说何进刚到宫门，便有司马潘隐通报宫里的密谋，他急忙回去召集自己人商议对策。这边踌躇未决，那厢皇上已崩，蹇硕与十常侍诸阉决定秘不发丧，欲将何进诱人宫里干掉，把皇子协扶上大位。消息竟又走漏，何进速引司隶校尉袁绍和一班大臣，率五千御林军浩浩荡荡开人宫内。在灵帝柩前，百官呼拜声中，闯入者扶立皇子辩即皇帝位。何进转眼成了何国舅，兵不血刃先破一局。蹇硕见大势已去，慌忙逃入御花园，被中常侍郭胜所杀……这是《三国演义》第二回所述情节，然而史书的记述却与此大相径庭。

关于灵帝死后数月间的宫廷争斗，范哗《后汉书》有许多小说家未予采用的内容，主要见诸灵帝、董皇后、何皇后、何进、董卓、袁绍及宦者诸纪传。有意思的是，那些出于史官手笔的叙述竞每每见性见情，许多环节上也更富文学况味。所以，不妨将《三国演义》与《后汉书》相关纪传对照阅读，一者是小说家讲史，一者可视作史家之小说家言。(按，正是这种由《史记》开创的以人物为叙述主体的史著模式，奠立了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可见彼此不同的着眼点导出历史叙述的话语歧途。P1-3

自叙

三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三国演义》的文章，题目是《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作为毕业论文。写这个题目，当时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我的一位老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关于曹操研究的论文，我觉得很有可议之处。正赶上要报毕业论文题目，匆匆想到不妨就此商榷一番。在我看来，老师的思路是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评价文学人物，其中可以看出一些学术以外的话语背景，如毛泽东、郭沫若等人对曹操的正面肯定，以及七十年代中期“评法批儒”给曹操塑造的政治形象，等等。我想借此论证文学的自身规律，八十年代初期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正亟欲摆脱政治束缚，对文学本体的关注亦是一种学术风气。我定下题目，去找那位老师做论文指导教师，她倒是欣然同意。而且更没想到，后来她给我的评分是“优”。那个年代大家思想上都有僵化之处，但人与人的关系倒是简单淳朴。

一九八二年初，我从黑龙江大学毕业回到杭州，便将这篇论文投到《文学评论》。我不知道文章能否发表，但多少有一点自信（那时候这种事情不讲人情关系，投稿时并不认识任何一位编辑），却没想到《文学评论》竟是作为那一期的头条（1982年第4期），同年十月又被《新华文摘》摘要转载。作为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顿然有了崭露头角的感觉。其实读大学那几年，我都在写小说，几乎是心无旁骛，这一来倒是跟古典小说或是理论批评方面都有了一些轇轕，亦将我带到了一个选择的路口，今后是接着做古典小说研究，还是转向做文学批评？自己有些犹豫不定。

一九八四年我连续参加了两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一个讨论古典小说，一个是当代文学研究。我是以出版社编辑身份参会，那时已调入浙江文艺出版社。那两个会议使我有幸认识许多学界前辈和新锐，研究古典小说的学者鼓励我接着做这类题目，搞当代文学的认为我更适宜做理论批评。按国内学界通例，古代与当代很难跨界，两头沾边就显得很不专业。八十年代是文学观念急遽变化的时期，理论思潮的交锋，叙事文本的嬗变，显然对我更有吸引力。作为编辑，手上的业务正好有理论批评这一块。这样，我的写作自然就转向文学批评。第二年夏天，完成了一篇压在手里好几年的关于《水浒传》的论文（《〈水浒〉主题思维方法辨略》，《文学评论》1986年第3期），之后很长时间里，一直没有关注古典小说方面的话题。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借着去北京出差机会，见到了《文学评论》编辑部的前辈们。其中一位老编辑带我去了《读书》编辑部，那时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还在朝内大街166号那幢楼里。在堆满书刊的阁楼上，我一下子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文化气息，听沈昌文、董秀玉、吴彬他们聊天，很快让你领悟到在学术与观念之外的某种人文情趣和话语方式。吴彬是负责中国文学的编辑，跟我谈论当时兴起的新小说革命和“寻根文学”，问我是否有兴趣写写这方面的文章。于是，从一九八五年起，我也成了《读书》的作者。那几年里，我给《文学评论》写过几篇关于文学思潮和当代性探讨的论文，给《读书》写过韩少功、周梅森的小说评论，写过黄子平、季红真的书评。从那时到现在正好三十年了，我没有统计过给《读书》写过多少文章，当然不算太多，我不是那种勤奋的写作者，但我对这份杂志始终怀有一种文字表达的追慕。八十年代末，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李锐小说集的评论，还有一篇关于寻根文学的综论，以后就告别了那种混迹学术的写作。当然，后来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况，理论话语陡然逆转，这使我不能适应。另外一个原因是，自己对愈益走向科层化的“学术”产生了心理和趣味上的抵触。尽管内心觉得愧对《文学评论》的编辑们，九十年代以后就再也不做所谓学术论文那种东西了。我喜欢随笔和读书札记那样的文体，喜欢那种叙述的自由，喜欢从文本出发去追寻思想踪迹……就这样，自己的文化兴趣和文字表达习惯渐而转向以《读书》为标杆的那种路径，此后的写作一直沿循这样的轨迹。九十年代中期，《读书》编辑们以“脉望”名义策划一套“书趣文丛”，其中就有我的一种《寻找手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重新细读《三国演义》和其他古典小说，已是二十多年以后。我注意到，学者们已不再以小说比附现实政治，研究方向基本上转移到版本沿革、作者身世及本事考证等方面。其实，自五四以来，中国小说研究的主要关节就是这些，当年鲁迅、胡适治小说也都从这几处入手。这算是回到了学术正路，罗贯中、施耐庵籍贯，吴敬梓身世，自然都成了极具影响的课题。当然，我自己的兴趣依然在文本本身，因为不搞学术，用不着关心人家圈内人的课题。岁月老去，思虑散逸。有时往往会想到小说的意义生成，小说作为一种叙史方式对历史的重述与误读，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早年写那篇关于曹操论文的时候，我还只关注文学本体，完全从审美角度立论。其实，中国小说跟诗词一样，不完全是一种文学文本，亦需要从历史和伦理的角度去认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奇怪：如果有人问哪一部文学作品对国人心灵影响最大，我肯定说是《三国演义》，可是这部小说叙述的历史并非骄人的汉唐盛世，亦非人文辉煌的两宋时期，为什么这里边的故事对国人特别重要？

其实，三国时期严格说来不能算是一个朝代，只是夹在东汉与西晋之间的一个短暂的历史过程。如果从黄巾作乱算起，其开端应定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但是从诸镇纷争到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名义上东汉朝廷仍还存在，一直延续到献帝延康元年（220）。所以，史学界通常以公元二二〇年曹丕称帝作为这一时期的起点，并以二八〇年东吴灭亡为结束，前后一个甲子。可是下一个朝代晋朝早在公元二六五年就开始了，曹魏咸熙二年，司马炎迫使曹奂禅让而称帝，改元泰始。蜀汉已于两年前灭亡，这时只剩下东南一隅尚未统一。从献帝禅位到司马炎登基，短短的四十五年间天下两次禅让，历史的巧合让人匪夷所思。

如果从黄巾起事算到东吴灭亡，这个时间跨度几乎长达百年，史书《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的叙事内容大抵根据这一时间标尺——汉末士族豪强正是抓住剿灭黄巾的契机而崛起。历史的长镜头在四十五年、六十年和将近百年之间晃动着，推近和拉开，时间记忆在叙述中渐渐被更替和改写，或是散落成碎片。我在阅读中认识到，这段分分合合的历史不但极具故事性，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精神慰藉。

陈寿撰《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虽说不尽合理，体例上亦显得别扭，却是代表了某种共识，那就是企图寻找一种统辖性的历史存在。秦汉时期形成的大一统局面是可以产生多种释义的历史记忆，譬如用钱穆的话来说，那就是“国家民族之抟成”（《国史大纲》第三编第七章）。其要义在于，将春秋战国以来裂土分封的贵族专制逐步改造为具有行政意义的郡县制度，这样政治上似乎就顺理成章地纳入儒家先贤设计的礼治之道。可是东汉末年的乱局打破了这种大一统，士族豪强以武力纷争，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战国以前的局面。顾炎武有谓战国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时期亦如此，这种情形在《三国志》的叙事中自有充分体现。由于汉室已是要被革除的对象，在陈寿那个时代的史家眼里，只有抽象的圣王之道，并没有具体的“国家”观念。

陈寿撰史带有某种“元叙事”的理论预设，以为历史应该符合具有某种演化轨迹的构想型式，成王败寇的历史消息中自然包含王朝兴替的伦理逻辑。譬如，刘备、孙权之所以不能成为一统天下的雄主，因为衡量以“修齐治平”的圣王之道都有所欠缺；而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不但有以魏替汉的既成事实，在陈寿心目中其形象“光于四海”而几乎有如周公。

……

编入这本小书的文章不全是关于《三国演义》，还有几篇是谈论《水浒传》、《西游记》和《儒林外史》。那几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不是很大（我一直不理解鲁迅为何将《水浒传》列入“讲史小说”），也就是说它们不是重述史家文本的文学作品，所以我在文章里更多地着眼于人物和故事本身。当然，更使我感兴趣的是叙事方式中包含的种种寓意。

在浩如烟海的古典小说中，我前后涉及的只是寥寥几种。当然，这几种都很重要，是中国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几部大作品，值得反复细读。奇怪的是，学术圈内很少有人对这些作品作出文学意义上的解读，也很少有人从话语踪迹中去梳理这些作品的叙事旨意。所以，现在文学史教科书上讲到《水浒传》，还是一种阶级分析的讲法；讲到《西游记》，依然袭用鲁迅、胡适的“游戏”、“玩世”之说。如果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相信最差的哈姆雷特就是写进教科书里的那个。至于我的哈姆雷特，我想最好让他自己从作品里走出来。

望着城市阴霾如晦的天空，似乎不能想象应该还有阳光和白云，往往是学术惯例遮蔽了贫瘠的思维。其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探求的足迹总是伴随着阅读兴趣而不是学术目标。平日读《儒林外史》，总觉得它不只是讽刺科举制度和暴露士林丑态，泰伯祠大祭写得那么隆重，难道是作为一种反衬？这等重振斯文的礼乐大事，为什么不在儒门的文庙举行？作者何以将遁世作为终极价值理念，是否另有深意存焉，在知识话语与权力关系的纠结中是否还有一个隐蔽的主题？一遍遍读下去，脑子里总会产生许多问题。

老来读书有一个好处，就是更有随心所欲的方便，借用《儒林外史》中的一句话，“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收入本书的文章曾发表在《读书》、《书城》和《上海文化》等刊物。是《读书》编辑部卫纯先生建议将这些文章结成一集，亦费了他许多功夫，在此深表谢悃。

李庆西

二〇一五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