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早期作品。1944年，爱泼斯坦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以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和联合劳动新闻社记者的身份，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采访，写了大量生动翔实的通讯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这些报道在欧美被大量转载，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早期作品。1944年，他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以美国《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记者的身份，赴敌后根据地采访，写了大量生动翔实的通讯报道，并被国际媒体广泛转载传播，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此次采访报道，也因此成为中国抗战新闻传播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序

序幕

 在重庆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之战

赴延安途中

 反共堡垒西安

 潼关——去西北的大门.

 在陕南的一场背后操纵的拙劣表演

 阎锡山将军的奇妙山头——克难坡

延安通讯

 对人民中国雏形的最初印象

 采访毛泽东

 联合国日：延安向蒋介石提供援助

 日本反法西斯人士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

 从延安看国共谈判

 共产党公布口号

 美国飞行员会晤中国共产党人和日本反法西斯战士

 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

 朱总司令采访记

 冈野进（即野阪参三）对小矶内阁的看法

 戳穿“中国共产党种鸦片”的谎言

 八路军在胶东一次战役中解放七万人

 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样的人？

 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

 在山东敌后

 共产党评论阎锡山的两面手法

 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立场

 绥德的统一战线

来自敌后前线的通讯

 在山西最北端的黄河岸边，一个美国飞行员获救

 为解放提供给养

 杨虎城将军之子

 军民如何抗敌

 在敌后

 华北之行

给妻子爱尔茜·邱茉莉的信件

 发自西安的信

 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国民党控制的陕西

 阎锡山的“香格里拉”和他的理论

 延安地区：强烈的第一印象

 延安和重庆：两个形成强烈对照的城市

 团内的事，记者团分道扬镳，新闻检查和新闻封锁

 两个世界，两种心境——但未来是光明的

 重庆和延安——纵横交错的对照

 在延安生活的感觉

 为了事实，反对歪曲破坏

 到前线去

 世界在前进，一个新的国家正在出现

 美妙的、令人开心的斗争

回望延安

 这就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的科研和教育

作者收集的延安版画

译者后记

潼关——去西北的大门

1944年5月29日

潼关位于黄河边缘和陕西、河南和山西前线的交界处，是全国最具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为此，它具有全国最牢固的防御工事，也是由全国装备最精良的师团守卫着。虽然它面对1000码宽的河流以外的日军达六年之久，这里除断断续续发生过一些炮击事件外，没发生过什么其他事。因此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橱窗，从这里，来访者如温得·威尔基以及英国国会使节团有幸能真正看到对岸的日本兵，也能耳闻目击到中国驻军在距敌人近处举行真实战争行动时呈现的那种刺激场面和声音。但是，最近的河南战役改变了整个形势。现在敌人不只越过了黄河，距潼关也只不过一天行军的路程了。这就使得潼关成了反攻的桥头堡和防卫走廊，通过这里所有增援部队肯定会开过来。因而，潼关又可能成为中国军队渡河进行牵制性出击的基地，以阻止日军从山西东南进入河南。因为晋东南是日军进攻洛阳及平汉铁路以西各据点的主要集中地。

我们沿着蜿蜒在惊险的黄土高原悬崖峭壁上的公路抵达潼关。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条路，为的是避开近在咫尺的日军炮兵阵地，对这支部队有人曾特别提请我们要注意防备。当我们一踏进城门，就发现了两颗未爆炸的280毫米（11英寸）炮弹，这是两天前从日军装备在风陵渡后面的大口径榴弹炮发射过来的。

能讲英语的蒋委员长的次子蒋纬国上尉，曾跟随史迪威将军在印度受过短期训练，刚刚回到他在这里的驻地。他亲自来欢迎我们，并告诉我们，敌人小股部队最近九次进犯，试图沿北部的一段跨过黄河。这说明他们打算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包围西安，以切断通往西安的铁路线并进而包抄潼关。中国的侦察兵上周也到了黄河对岸，并成功地俘获了一个日本兵。但是就目前情况看，这些行动只不过是摸摸敌人的底。从蒋纬国和他的师长告诉我们的以及后来经过证实的是，直接面对堡垒的只有60个日本兵，稍后不远处也只有5000人。进一步讲，这些部队自河南战役以来不仅不能增员，而且日军中马上可以成为后援部队的其他部队也被调往河南及其他地方了。唯一让人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潼关的守备军不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去扫荡这支先头部队。那样至少可以在黄河以西的陕西沿岸争取到一个暂时的立足点以避免马上从西边被包抄的危险，那样就可以使日本更谨慎地考虑是否运送更多的部队去岌岌可危的河南前线。

在我们去潼关的半天访问中，最出人意料的事情是胡宗南将军的突然出现。当时他统率着陕西的全部军队，因此他是使国共保持平衡的关键性人物，也是直接负责保卫黄河的重要人物。来访者难以见到胡宗南是出了名的，一个美国使馆的代表在西安呆了一年多还未曾见到他。现在，胡宗南乘坐一辆小型苏制汽车，跋涉了三个半小时，沿着日本军用飞机监视下的公路，跑来欢迎记者团一行。他说，他为能在距敌人只1000码的地方来会见我们感到特别高兴，但他拒绝回答关于国共双方是否可能对这一前沿阵地达成共同谅解的问题。而陪伴我们的重庆新闻部的代表却抢先讲，这一问题罗子凯（译音）将军在西安已经作了答复。谈到军事行动，胡宗南暗示，在战斗中表现积极的中美航空联队一周内将有振奋人心的消息。然后他便告辞了。

此次会见中获得的唯一货真价实的成果就是，我们见到了胡宗南并且和他交谈过。通常，是难得见到这位要人的。这件事本身就是一次惊人的经历。同人们想象的一副刻板的军人形象不一样，事实上他是一个身材矮小、颇为虚弱、40岁左右的人。他的举止有些装模作样，留着波西米亚式披肩长发。他的脸型不像中国人的，而更具有地中海沿岸高加索人的特点，这就使得这位将军看上去更像罗马的没落贵族。他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极为拘谨造作，具有神经质和野心勃勃。看过潼关的主要防御工事及其前沿的外围工事，我们感到这个阵地相当牢固，维护得也不错。然而这个堡垒却肯定没有处于戒备状态。警卫部队在远处的营房里休息着，在作战岗位后边的休息室里堆放着最新的杂志，其日期标明是1942年。

P17－19

1995年，在中国，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全世界范围来讲，这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联合作战共同击败法西斯也已半个世纪。为了唤起人们永远牢记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谨以我在1944年至1945年所写的简短通讯及家书合编成一本集子，作为我的一点贡献。这些通讯、家书都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延安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根据地发出的，是一个年轻的外国记者怀着对中国抗战事业和国际反法西斯事业的强烈感情，根据其所见所闻而写的印象和评述。在年纪稍长一些的读者中，这些文字记载会重新唤起他们的回忆或给他们的记忆中增加一些东西。假如今天年轻的读者能从这本小集子里汲取一些在那个艰苦复杂但充满朝气的年代中我所见所闻的一些事物和思想感情，并对小集子中的叙述有一种新鲜感，我将无比欣慰。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序幕，对这个序幕不甚了了，是不可能了解这个时代的。

总的来讲，这本书收入了1944年5月到9月发往《纽约时报》的25篇通讯。当时我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的。书中还包括我当时写的其他一些文章和家信。参观团包括六名国际通讯社的记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报人及工作人员。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这种力量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即使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势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这种处于萌芽状态下的力量，从埃德加·斯诺的首创篇《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大放异彩以来，已经发展了几十倍。继斯诺之后，在1937年至1939年间，又出现了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水平上乘的目击者报道。自此以后的五年间，新闻记者及其他人对这些地区身临其境的接触被国民党重新颁布的交通封锁禁令所阻隔，一直到我们冲破封锁再次进入这些地区为止。

我们终于能够成行的部分原因是当年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不懈斗争的结果。但远不止那一个方面，因为当时有着一种广泛得多的国内和国际氛围存在。对今天的读者来讲，简短回顾一下诸多其他因素是有裨益的。

在重庆，许多处于战火中国家的记者出于尽早打垮日军的愿望，进行了持续不懈的努力，想去亲眼看一看并告诉他们的千百万读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同盟军的一员是如何有效地进行战斗的。一直否认这支部队在进行战斗的国民党当局则一再拒绝记者们的申请。延安却恰好相反，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明确表示，记者们不仅会受到欢迎，而且可以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包括敌后的前线，以便对他们的问题取得第一手答案材料。这个答案不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重要，而且对整个亚洲战场同样是重要的。当时，在欧洲，战胜纳粹德国已指日可待；而在中国，日本正经过广西、湖南向贵州作最后的强有力的进攻，直逼重庆，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攻势下已溃不成军。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借此就要攫取全中国，在德国战败后，还会把战争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作为已经把日本人从以前称之为“占领区”的地方赶了出去的共产党人，他们宣称，他们领导的抗日力量已强大到不只保证中国能够坚持抗战，并且在盟国军队把军事力量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亚洲来彻底打败日军时，他们能够在与盟军进行有效合作中起到关键作用。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

答案对盟国政府和盟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因此，驻重庆的外国通讯社记者在一次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同国民党发言人毫无成效的辩论之后，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求助于驻重庆的外国的军事和外交代表们。

在所有这些压力面前，蒋介石政府才决定允许记者团出访，但作为控制手段，它又提出许多先决条件。其一是，记者团作为一个集体，应由一个国民党官员任团长，并包括一定数量的政府各宣传媒体的记者。第二个条件荒谬至极，即每篇通讯必须经过新闻检查，来自共产党的每一论点必须包含国民党的批驳之词。更有甚者，因为长时间不准记者访问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国民党坚持此次出访至少要三个月。可以想象，外国通讯社老板不会愿意让他们极少的宝贝记者如此长时间地去采访一个选题。从另一方面讲，时间拖长，肯定会给作为接待一方的共产党在物质供应和其他方面带来不便，从而会引发摩擦，而国民党的“团长”正巴不得利用这一机会极尽挑拨之能事。事实上，国民党果真这么干了。最后，由于规定了最少三个月时限的原因，大部分重庆的记者，特别是美国部队的特派记者，因正忙于采访滇缅前线的中美联合军事行动，与此发生矛盾，结果除几个人之外，都不能成行，因而也阻碍了报纸给予他们太多的篇幅。

尽管国民党精心安排了种种限制，但记者团的出访确是一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国民党试图在记者团抵达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传的洪流湮没访问者们的设想，结果漏洞百出，由于做得太过头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怀疑。而最为关键的是，记者们在延安及其周围地区发现了人们那种充沛的精力、坚定的信念和朝气蓬勃的局面。相比之下，重庆则完全不同，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停滞不前，腐败不堪，消沉黑暗。结果，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形象的全部图谋彻底失败，解放区获得了巨大胜利；同时也预示了这些地区对外部世界开放的前景。

随后，美国军事观察团抵达延安。他们也深受感动，大多数人呼吁在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行合作，提供援助。这一行动也受到了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的赞同。这一局面由于后来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而遭到破坏。这也是美国最高领导层决定自此只与国民党合作而采取的第一步。最后导致了美国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进行内战，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美中关系中断达二十多年之久。

现在让我回顾一下1944年6月间赴延安访问的外国记者团的其他方面。像国民党估计的那样，他们是少数，只有六个人。在这六个人中间，还有精心挑选的两个他们所信任的、站在反共立场唱反调的人。在最后一刻，他们不顾所有在重庆的记者们的一致联名抗议，擅自取消了另外一个记者、我的妻子爱尔茜·邱茉莉作为记者团一员的权利，她当时是受加拿大和英国报纸的委派，准备和我们同行的。提出的貌似公允的借口是，此行对一个妇女来讲，太艰苦了！其实是他们认为她倾向于共产党。

但是，尽管去的记者为数有限，他们却直接代表了总数两倍于他们人数的主要西方通讯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及苏联的塔斯社。其中有人身兼二职甚至三职。事实上，其中有三个人，哈里森·福尔曼（代表伦敦《泰晤士报》等）、我自己（代表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等）和毛里斯·武道（代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不仅去了延安，还到了抗敌前线。他们不仅写了几十篇新闻报道和文章在全世界报刊上发表，而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还出版了几本书。

谈到此行对我个人的影响，国民党“代表团团长”谢保樵，一个专挑毛病的人，怒气冲冲但却真实地汇报说：“艾培（爱泼斯坦的简称和爱称）一到延安，简直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这一“指责”在国民党高级官员董显光所写的书《中国和世界新闻界》里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从整体上看，这种“指责”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承认，即他的政府在宣传阵地上已经彻底败给了共产党）而通过此行使我确信无疑的是，正如我在给妻子的信中所写：“这个边区遭到包围封锁，但并不是一个可怜的地区，而是一个小型的国家，是许多地区的后方，把这些地区都加在一起，那就大了许多倍，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里的人民充分相信，他们就是中国，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其他的来访者也持有相同的结论，尽管他们的观点各不相同。

收在这本书里的通讯，在用语和日期上一如我当年发稿时一样。因为身在中国，我没法从报刊上看到这些通讯是如何发表的。标题却不同于报刊上刊用的，当这些通讯在印度被编辑出版为小集子时，我根据底稿重新写了标题。

在这本通讯集中还增加了我为其他报刊写的文章，也是以当年发表时的原貌出现。

最后，从给我当年蛰居重庆的爱妻爱尔茜·邱茉莉的信件中，我引用了不少材料，我相信这些信件可以补充和间接说明通讯中的一些情节。因通讯要经过新闻检查，为避免出麻烦，在用语方面有时比较迂回。信件则更自然一些，其用语也未变动，除去有些纯私人交谈和无关的话语略有删节外，为了语句的衔接，在措辞上略有改动。

这些书信也是我们记者工作的一部分，让我简短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吧。虽然爱尔茜·邱茉莉曾由几家报纸聘任与我们同行，而她却被重庆当局突然取消了资格。因此，在我们的通信中，我尽量把我对延安和八路军战场的印象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传递给她，告知她我们团里的情况，保持她的情绪，以帮助鼓励她尽量多地从国民党设置的各种障碍下得到我的通讯——那是她全心全意进行得很成功的一场战斗。虽然这些信件放在本书的偏后部分，读者如能按其日期或临近的日期把正文和通信对照着看，也许会发现有些用处。

令我高兴的是，所有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有关材料在半个世纪以来的动乱中保存了下来。这些材料同那个时代的环境、景物、感情很贴近。也可以说，那个时代是艰难的；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对曾在延安工作和生活过来的人来讲，延安又使他们充满了朝气，充满了热情和希望。

希望这本书有助于读者懂得是什么精神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认识到使这种精神继续下去的价值和必要。尽管国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仍须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使其具有新的活力，并进而保卫它，使其真谛发扬光大。

〔作者补记〕在读这些通讯和家书时，读者应记住的一点是，这些通讯和家书主要传达了作者当年所察觉到的那种环境气氛和思想感情。从这方面看，不管是从个人或职业角度来讲，它们只是一些宝贵的第一手材料。有人讲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但只是一部分，因此还需要各个层面、更大范围的知识和纪实性文献来补充。

爱泼斯坦

这本书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翻译完成的，主要部分由张扬、张水澄二人译出。为了争取时间，经沈苏儒同志同意，将其早已译就的数篇通讯、通信编入了书内，才使得全部文字按时脱稿。可喜的是，译者都是爱泼斯坦同志40年以上的老相识、老同事，我们能在爱泼斯坦同志80寿诞之际为他早年写的通讯、通信做些文字上的工作，深感荣幸。

为迎接爱泼斯坦同志的80寿辰，我们日夜兼程地译写此书。因时间紧促，文字上的精琢细磨和润色加工均显不够。由于文中涉及的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有些情节需和作者进一步了解讨论，才能把问题搞清讲明。还有些人名、地名较难查对，故只能译音。谬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原谅并恳请不吝赐教，给予勘误和指正。

译者

1995年1月30日

当时我是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一员，从重庆到延安和八路军根据地去的……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即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在那个时候，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已经深刻感觉到，这种力量才真正是世界大势中出现的至关重要的预兆，那就是即将出现的未来的新中国。

——爱泼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