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负责总编”的《文学》
在上海前后共出第一至第六十号的四开报章《文艺新闻》，其后期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外围刊物之一。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出版的《文艺新闻》第三版“文艺战线”有两条消息，第二条题为《文学——大众化》。细读这条消息全文，题目中的“文学”其实是一份杂志的名称。这条消息的全文是：“最近闻有新进作家多人，组织一文学杂志社，将出版半月刊一种，定名为《文学》。性质专载理论文字，提出文艺运动上的种种新问题，尤其注重‘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第一期现已付印，一星期内即可出版。”
因为这份《文学》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属于当年舆论认定的“革命文学刊物”，所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根据某种特定的需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连同其他几十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办的报刊一起享有了影印出版的机会。即使是影印本《文学》，如今也难得一见，已是被视为珍贵印品的刊物了。
只出了一期的《文学》是一册正三十二开本，连目录和版权登记页一共才六十个页码，所收文章也只有三篇，即署名“同人”的三千字类似社论的《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署名“史铁儿”的瞿秋白的一万三千字长文《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署名“洛扬”的冯雪峰七千字报告稿《论文学的大众化》。
即便只把这三篇文章通读一遍，也可以凭直觉判断这份小刊物其实“大有来头”。果然，查阅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巾国左翼作家联盟秘书处的扩大会议纪要《关于左联理论指导机关杂志（文学）的决议》是如此“决议”的：《文学》“必须负起建立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任务”，“必须时时刻刻的检查各派反动文艺理论和作品，严格的指出那反动的本质”，“也必须在自己的机关杂志上毫不放松的发展一切方面的自我批评”，“必须负起传达文艺斗争的国际路线（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切决议及指示）于中国的一切革命文学者及普洛文学者的责任”，“必须每一篇文章都针对着当前的左联的工作”，“文字必须做到斗争的，简洁而明确的”。
也就是说，以“第三共产国际”为名的苏联文艺政策乃至具体手段甚或命令式的表述语气，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所有文字中都打下了深深的印记，无论是三十三四岁的瞿秋白还是刚近三十岁的冯雪峰，都无法在他们的文字中不留下这个深深的印记。看一看瞿秋白文章中甚至直白地写有“苏联党的中央委员会”怎么怎么的句子，所以刊物一问世，就遭到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查禁，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了。
上引《文学》创刊的专门的“秘书处扩大会议”的纪要用七条指示性文字登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五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秘书处编印的《秘书处消息》第一期上。这个纪要总共七百个字，却有十一个“必须”，足见文风之刚烈，这也是苏联左翼文坛上的习气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影响所致。
至于《文学》的编者，刚才提及的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纪要第六条规定：“为工作便利起见，暂时不特别组成编辑委员会，由秘书处指定一人负责总编，他参加秘书处扩大会议，即以此扩大会议为编辑会议。”根据这一条规定，《文学》上署名“同人”的《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一文应该是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所谓“秘书处扩大会议”与会人员的集体意见，由指定的“负责总编”的人执笔写就。查一九五九年四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瞿秋白选集》，这篇署名“同人”的《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已收人此卷，题注专门写道：“本文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左联出版的小册子《文学》上，署名‘同人’，系作为社论性质的文章发表的。”那么，这本仅出了一期的《文学》是瞿秋白“负责总编”，也可以确定下来。
《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一文有三千字，占了开头六七页的篇幅。这是一篇激烈的号召性文字，比如文中写道：“中国一切反动的文学，更自然的站在白军的战线上，用一切无耻的卑劣的谣言和咒骂帮着白军的枪炮来攻打民众，攻打工人，攻打农民，攻打已经建设着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要知道，这是写于一九三二年三月的文字，中间已有了如此鲜明的政治派别用语。该文最后颁布号令：“因此，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要创造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能够懂得的文艺，群众自己现在能够参加并且创作的文艺。劳动民众和兵士现在需要自己的战争文学，需要正确的反映革命战争的文学，需要用劳动民众自己的言语来写的革命战争的文学。中国的革命普洛文学，应当调动自己的队伍，深入广大的群众，来执行这个任务。”
瞿秋白的文章和冯雪峰的报告所谈到的内容，都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声音，像号召一个大的运动一样地论说文艺，是自“太阳社”等左派文学工作者们开始的。
冯雪峰在“中国妇女文艺研究会”的报告，仔细阅读，会知道这不像原始“报告”的文字面貌，而是一篇道地的论文。冯雪峰作“报告”的“中国妇女文艺研究会”，在一开始就引述的那份同一天的报章《文艺新闻》中也有记载，就是这一天《文艺新闻》第三版“文艺战线”两条消息的第一条的《女作家新集团》中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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