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龄公主著的《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亲历中国》全书以一个十几岁小姑娘的视角,记述了作者在清代宫廷两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读下来,波澜不惊,客观真实,如一本少年笔记,非以故事或情节取胜,而如高手工笔画,深入细致地描摹了人物形象、皇族性格、宫廷礼仪、节日庆典、人情世故等等,从风云变幻暗流涌动,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不涉及。
德龄的描述力图真实朴素,避免了以猎奇性吸引人的低俗套路。德龄以当时自由平等的西方思维方式,审视中国人观念的落后保守;以客观的描述,很有主见的评论,令人信服。她给我们陈述了一个鲜活的历史,具象的历史,立体的历史,不遮不掩的历史。
本书作者德龄公主是大清驻法大使的女儿,后被慈禧选作贴身女官。德龄公主以一个接受过西方自由平等教育的“普通人”的角度,以大量篇幅描述了慈禧的饮食起居、服饰妆扮、兴趣爱好、性情品格和内心世界,展现了慈禧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同时,德龄公主著的《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亲历中国》还记录了给太后画像、太后过寿、皇帝过生日、祭奠咸丰、过中秋节、过年等一系列事件。其中许多内容和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印证,对于研究晚清宫廷及社会政治生活,极具历史价值。
1895年我父亲出使日本的时候,我们曾在此“天后宫”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暂住经历,往事不堪回首,实在不想第二次踏进这同一条河流。虽然嘴上不说,父亲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却无一例外地非常赞同。
“天后宫”风烛残年久已失修,即便金玉其外,亦难免败絮其中。当时有这样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官应尽地主之谊,为途经本地的高级官员提供住所,照顾好生活起居。路过本地的高级官员也大可不必拒绝好意,只管安然受用便是。我父亲却总是婉言谢绝地方官的安排,情愿自行解决生活起居问题,以求身心安适不受拘束。
经过了一番奔波和忙乱,我们终于平安抵达侨民饭店。此时正有两封来自紫禁城的电报等着父亲,要求父亲马不停蹄赶往北京城。看似简单的命令其实难如登天,因为在这个季节里,通往天津的水路正逢冰冻,着实令人寸步难行。何况,我父亲年老体弱,疾病缠身,若没有医生悉心照料,实在难以撑得住舟车劳顿。若改道秦皇岛,那么一番乏味枯燥的长途旅行,更会让他体力难支,疲惫不堪。
鉴于这种种主客观困难因素,父亲不得不回电说,困难重重,实在难以即刻成行,恳请等到冰河溶解,便马上乘船北上,赶赴天津。
我们2月22日离开上海,26日顺利抵达天津。同当初抵达上海时一样,受到了当地道台和地方官员的热烈欢迎。
当时表达尊崇的规矩很奇特,从外国归来的当朝高官,船只在中国海岸停靠,上岸后必须照例执行“恭请圣安”的礼仪(即参拜天朝皇帝)。
以当地道台的资历,尚不具备主持“恭请圣安”这等礼仪的资格。好在我们抵达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恰好身在天津。他安排了一名精明强干的随从与我父亲联络,并筹备好了“恭请圣安”的时间和地点,诸事齐备毋庸赘言。
我父亲与袁世凯恭恭敬敬地穿戴好朝服、朝珠、顶戴花翎,立即赶往专为此类仪式斥资兴建的参拜之地万寿宫。众多职位卑微的官员早已恭候于此。
我们到达的时候,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一些官员已经先到了。在这座半是宫殿半是庙宇的宏伟建筑殿堂中间,摆放着一只很长的窄几,安放了皇帝和太后的牌位,上书几个大字:“万岁,万岁,万万岁。”
“恭请圣安”仪式开始了,袁世凯立于窄几左侧,其他官员分立殿堂两侧。父亲进入大殿,径自朝前跪拜下去,高声说:“微臣裕庚恭请圣安!”随后询问圣体可好。袁世凯站在旁边代为回答说:“皇帝与太后圣体安康。”“恭请圣安”仪式到此结束。
我们一众人等在天津停留了三天,2月29日抵达了北京。我父亲当时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无奈只得告假四个月,在家悉心诊治调养。他的恳求得到了慈禧皇太后的恩准。
2 当初前往巴黎之前,我们本来已经修建好了一处住宅,雕梁画栋美不胜收。很可惜,这处住所于1900年不幸毁于义和拳之乱。为此,我们无端端损失了至少十万两白银。此次入京,我们只得租下了一处住所临时居住,作为权宜之计。
我们从前的那处住宅也并非全新,是购置原本属于某位王爷的一处房产。那处房产虽陈而不旧,依然散发着独特的古典建筑艺术魅力,令我们至今难忘。我们经过精心巧妙的装修和布置,饰以雕镂的硬木纹饰,使它焕发了新的活力,成为一座漂亮的西式风格住宅。我之所以称它为西式风格住宅,仅仅指其拥有西方建筑的外表,比如其中的门窗、曲径、家具等等,而房屋的总体格局和庭院气象,依然保持着不折不扣的中国古典风格。正像北京城的其他中国建筑一般,拥有足足十英亩大小的花园,凸显出可供徜徉其间的闲适田园风格。
如此美妙的安居之所完工之后,我们仅仅居住了四天,就离开北京去了巴黎。这处房产最终毁于无情的战火。失去了这样华丽的居所,失去了耗费巨资和宝贵时间完成的安乐窝,这样残酷的事实,成为所有家庭成员的心头之痛,那种遗憾在心头挥之不去,历久而弥新。话说回来,作为中国高级官员所经受的考验和苦楚,又何止这些呢?(P2-3)
人在红楼未尽处
陶林
我曾一度非常醉心于《红楼梦》的研究——那是在我自己的长篇小说《红结忆》前后十年写作的光阴里,一段人生之春的好韶华。以我经验看,青春读红楼,最易让一个内心粗糙的青年,变成一个地道有情的中国人。
《红楼梦》的百转千回、博大精深毋庸讳言,但所有知晓“红楼”的人都知道它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它并没有属于一个自己的真正结尾。高鹗的续笔让曹雪芹公的旷世杰作有了个勉强能说得过去的“后来怎么了”的结尾。即便如此,众多的读书人眼明心明,终还是不满于高鹗强画的大团圆,难以释怀佳作的有头无尾。
我还记得,罗素先生面对传统哲学关于宇宙论的诘难时,提出一个很大胆的反驳:“谁说宇宙必须要有一个开始,要有一个结束?”受之启发,在研读《红楼梦》以及红学相关著作的过程中,我头脑里一直盘旋着这样的一个困惑:《红楼梦》真的那么需要一个结局么?
如果说大荒山里无才补天的顽石到人世繁华的一遭行走是一个开始,那么无论说是延续恩泽,还是家道败尽,都无足以作为一个终了——人间的灯红酒绿、恩怨繁衰,与石头又何干。只缘有了情,石头没有补天之功,却能录天之美。曹雪芹公自石头上抄录了《红楼梦》,要记下的,是一个全息的历史,要对整个中华文明“摄魂”——实际上,他看来的,是当时代的全部人类生活。
在接手组织翻译这部晚清德龄公主的回忆录之前,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碰到心中困惑的答案。在粗粗地读完这部德龄公主的回忆录后,我惊奇地发现,它与《红楼梦》居然有着如此强烈的互文性,真让人不得不信冥冥中的文化气数流转,更让人叹服曹雪芹先生的伟大。
这本书的内容很简单,以最为平实的笔调,记述了一位在海外长大的满族贵族少女裕德龄,进入晚清宫廷中,陪伴“老祖宗”——慈禧太后度过的两年光阴。与时下林林总总的清宫小说相比,这部德龄的回忆录是货真价实的后宫实录:太后、皇帝、妃子、王爷、格格、贝勒、太监、女官、外国大使夫人、画师……帝国的战争与动乱,贵族的享乐与困境,权枢的斗争与较量……都是历史上的真人与真事,却并不一定让人觉得距离多么遥远。所以,斟酌再三,把它定题为《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
在这部第一手的后宫实录里,我们可以读到贵有满清天下的慈禧是如何养尊处优,如何享尽天下之福,如何度过乏味漫长的后宫生活,如何起居、吃饭、游玩、游戏、听政、养犬看戏、养花弄草、处理宫内纷争、结交列强之欢心……那后宫的世界,时时看来平淡无奇、时时看来又步步惊心,既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中国式人情味,又到处充满着浓浓的杀机。一切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一切又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这是一部历史的正剧,每一章节读起来,都令人兴致盎然。
而说到这部书与《红楼梦》有着强烈的互文性,就是说紫禁城里的世界,与曹雪芹公所描写的那个大观园世界几乎如出一辙。
根据裕德龄的自述,她在宫廷里只杲了短短两载的光阴,担任慈禧的女官,服侍慈禧的起居。这两载的光阴像极了红楼所着力描写的“三春”。随着春夏秋冬的流逝,这位女官忘我地将青春好光阴与这位“贾母”般好享福、也会享受的老佛爷、老祖宗相伴。她们无非就是说说闲话,玩玩棋牌,养花种草,敬神拜佛,游园听戏,度了新年过元宵,度过端午过中秋,全然一派中国人的那么点气息。偶尔,涉及一些外交和国事,但也只是些情绪,仿佛只是享用不尽的好日子的点缀。所谓统治阶层的穷奢极欲,那是一点不假;所谓人情练达皆是文章,宫中一切围绕着一位老佛爷的喜怒哀乐运转,也是一点不假;那些后宫里的太监、宫女、帝王、妃子之间的你死我活、尔虞我诈,更是一点不假。
德龄在紫禁城中的角色,太容易让我联想起红楼中那位游历天下、闯入大观园的薛宝琴。她在西方成长、受教育,回到了本土的宫廷,就像一扇窗子一样,给紫禁城里幽闭的男男女女带来了另一个世界无限惊奇。与慈禧长年相处,也积累了深厚的情感。慈禧一度考虑她的婚配问题,要把她嫁给一个王爷。然而,已经见识了世界的小女子德龄,早已看破浮华,并且心中充满了抗争。最终,她像贾探春那样远嫁海外,甚至嫁给了一个地道的美国人。这也证明了爱情与自由,远比身为王妃的荣华更为珍贵。
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在德龄的叙事中,真实得分毫毕现,活脱脱是红楼的宫廷版。而叙事背后,那种空虚、寂寥与刻骨的虚无,也是一点不差,读书入了境,多让人有“浮华一梦”的感触。
细细想来,我也似乎太少见多怪了。由于《红楼梦》是古典小说中最恪守现实主义原则的,那么,它所描绘的大观园与真实的紫禁城,又怎么可能会相去太远;而德龄笔下的紫禁城世界,又如何不和行将一朝倾覆的满清王朝相映成趣?这也就更不难理解,为何我说《红楼梦》或许并不需要一个结局。其实,它是自然有结局的,这个结局在不在《红楼梦》这部小说之中并不重要。
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一点,在“繁华盛世”中所诞生的《红楼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部伟大作品,充满了预言的气质,恰如一颗顽石,硬生生地镶嵌在历史的轨道上,指示着方向。而德龄公主所著的这部回忆录,就是遵照红楼的气息而运的实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是《红楼梦》的结局之一。它所记录的人与事,都真实且忠实地生活在红楼未尽之处——虽然文采风流不及曹公的万分之一,但作者忠实于历史的态度还是鲜明可感的,令人由衷信赖。
一直以来,很多人努力要为《红楼梦》画上属于自己的句号。读完这部回忆录,我想,此举大可不必了。没有其他原因,历史自身已经给出了优美的终了。曹公自负自己的满腹才华是天运之子,而老天,也就在冥冥之中完成了这位骄子的亡佚之笔。我想,能充当整个《红楼梦》大结局的,没有比1911年前后一整个满清王朝的命运更好的东西了。而这部《我在慈禧身边的两年》,就是历史的明证与天运的作品之一。
非常有幸能够邀请我的友人、青年作家许海峰先生完成这本书的翻译和编整。他完成了整本书的翻译,我仅负责译文的有限润色与修正。我们的英文修为不高,幸好原作者德龄公主也是如此。而许海峰先生对翻译工作的认真,尤其对于准确、晓畅明白的现代汉语译文的刻苦追求,同样值得读者信赖。一切,都是为了保证读者可以放心地通过我们的译笔,探求自己心目中这段历史趣录的答案。是为序。
天朝末世的侧影
许海峰
本书的作者德龄,笔名德龄公主,满洲汉军正白旗人,旅美作家。1886年生于武昌,在荆州、沙市度过童年及青少年时代。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起,随父亲裕庚先后出使日本和法国,且在法国巴黎留学。
当年民间曾有夸张的传闻,说德龄精通八国语言。从她的书中可以看出,这些传说未必真实,然其确实受西方思想影响至深。她回国入宫后,迫切希望能影响慈禧太后,支持中国的改革维新,让中国以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她的想法顺应历史趋势,极具进步意义,与其父裕庚、光绪皇帝等人的思想保持了高度一致。
1903年春,17岁的德龄随父回到北京,与妹妹容龄一起,被慈禧太后召入宫中,留作御前女官,同时担任慈禧太后的专职翻译,深得慈禧太后宠爱,后被慈禧封为郡主衔位。
1905年3月,德龄因父病重离宫到上海照顾。同年12月,裕庚卒于上海,德龄从此再未返回宫中。
1907年5月,德龄与美国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迪厄斯C·怀特结婚,德龄开始结合亲身经历,撰写清宫题材的文学作品。后随夫远赴美国定居。
1911年,德龄的第一部英文著作《TWO YEARS IN THE FOK-BIDDEN CITY》出版,在国内掀起了一阵阅读与品评的浪潮。学贯中西的“清末怪杰”辜鸿铭先生也读过此书,亦曾专门撰写英文书评,大为赞赏,广为推介。
后来,德龄的《清末政局回忆录》《御苑兰馨记》《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等多部回忆录和纪实文学作品相继出版,总字数达到七八十万字,使她成为当时美国的最为著名作家之一。这些著作后来被顾秋心、秦瘦鸥等译为中文,在《申报》等媒体刊载,在中国人群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
1944年11月22日,德龄在加拿大不幸死于车祸,终年63岁。
本书正是德龄的处女作与代表作。全书以一个十几岁小姑娘的视角,记述了作者在清代宫廷两年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通读下来,波澜不惊,客观真实,如一本少年笔记,非以故事或情节取胜,而如高手工笔画,深入细致地描摹了人物形象、皇族性格、宫廷礼仪、节日庆典、人情世故等等,从风云变幻暗流涌动,到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不涉及。有如她笔下所写的慈禧太后,有“母亲一般的慈祥”,又虚荣、多疑、爱窥伺、不自信、心思细密、对新玩意儿兴趣极高,在对作者袒露心声的时候,尽显其对不公平命运的偏执观念,对悲催经历的怨愤难平;她所描写的光绪皇帝,既郁郁寡欢又有少年之心,无力自主又心存不甘。这些人物都被作者刻画得力透纸背,入木三分。
德龄的描述力图真实朴素,避免了以猎奇性吸引人的低俗套路。德龄以当时自由平等的西方思维方式,审视中国人观念的落后保守;以客观的描述,很有主见的评论,令人信服。她给我们陈述了一个鲜活的历史,具象的历史,立体的历史,不遮不掩的历史。而在此之前,人们所认知的往往是教科书的历史,抽象的历史,平面的历史,闪烁其词的历史,可能仅仅简单化地将晚清宫廷定型为“没落”、“腐朽”、“阴森”、“险恶”、“自大”、“闭塞”、“勾心斗角”,将慈禧太后定型为昏庸暴虐,将光绪皇帝定型为屈辱哀怨等。
真正的历史,哪怕是早已尘埃落定盖棺定论的历史,都应该是这样一部“活”的历史,从而为后人留下更丰富的信息含量,更大的思考空间,更全面的思辨视角,更多的教益。可喜的是,德龄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她为摇摇欲坠的晚清宫廷注入了生活气息,注入了人情味儿,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末代王朝后宫的生活细节,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的世界与中国发生的一些大事件。让读者对那个早已归为尘土的封建王朝有了直观的认知和深刻的体验。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末代王朝终被雨打风吹去,而这本展示王朝历史侧面的书,得以留存下来。在全书十五万字空间里,读者可以读出的,是一个晚清宫廷的生活全景,足够了。
译者在翻译过程之中,力图最贴近地再现当时的那段历史生活,保证翻译与原著的气息相连,气脉相通。例如,这本书里不同的场合下,什么人用“午膳”、何人用“午餐”;一句话上,什么人谦卑,什么人倨傲,什么人表面谦卑内心倨傲;女官之间相互嫉妒,说出来的种种怪话,什么人用什么语气,什么人持有什么姿态;慈禧太后怎样口是心非,李莲英怎样谦卑之下暗藏凶狠,袁世凯如何顾左右而言他,如此等等,均必须如自己写小说那样费心思揣摩,才能保证落在纸上的每一句话,更加精准到位。
我翻译这一本书,面对着另一种语言形态,耐下心来,字字揣摩,句句斟酌,有烦恼,有焦虑,更多是有趣。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取得最佳效果,我根据实际需要,广泛收集和研读清代的正史,野史,不间断地补充当时的历史知识。大到清王朝所处的世界格局,国家之间的争斗,小到女官的梳妆打扮,太监的抬轿姿势,丫鬟们的闲言碎语,都尽量搞清楚弄明白。与负责组稿的陶林先生,共同探讨、研究,互通有无,也各有增益。在书中,我对于一些不太为今人所知的风俗习惯等内容,适当加了一些译者注,对于原文行文不畅通的地方,亦略作一点过渡,便于读者参考和理解。
翻译的过程就是和作者对谈的过程,我也跟随作者到清代后宫走了一道,再展示给国内读者,让读者朋友们在铺天盖地清宫戏那些人为的浓妆艳抹和刻意的机关算尽之中,窥见末代皇宫点点滴滴的真实存在,体味一番完全不同的味道。这多雨凉爽的天气里,我完成了本书的全部翻译工作,心情为之舒畅,雨打窗棂半沉醉,身居斗室乐逍遥。这个日子本身就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