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编著的《三十岁的女人》思想内容的原创性在于，作者首次把私人风俗与人物生活的时代接轨。私人生活的冲突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整体上融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相依相存，相安相得。女人到了三十岁，正好到了两者之间最危险的交叉点，最危急的年龄段，即渴望个人幸福和承担社会义务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刻。巴尔扎克巧妙地把握住这种年龄危机，这是前人未及的。

《三十岁的女人》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重要作品。本书实际上是不同时间发表的六个短篇的组合，在收入《人间喜剧》时，作者统一了六个故事的主人公姓名，总标题改为《三十岁的女人》。在本书中，作者首次把私人风俗与人物生活的时代接轨，私人生活的冲突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整体上融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相依相存，相安相得。另外本书还收录了《假情妇》。

译本序

三十岁的女人

一 最初的失误

二 埋藏心底的痛苦

三 时年三十岁

四 上帝的旨意

五 两次相遇

六 一个有罪母亲的晚年

假情妇

二埋藏心底的痛苦

在塞纳河和洛昂河之间伸展着一片广阔的平原，周围是枫丹白露森林和莫雷、奈穆尔、蒙特罗几个城镇。一眼望去，只见干旱的土地上稀疏地分布着几座小山丘，田野中稀稀落落的有几片小树林供禽鸟藏身，除此之外，随处可见的就是索洛涅、博斯和贝里地区所特有的灰蒙蒙或似黄非黄的线条，一直伸展到天际。在平原中部，莫雷和奈穆尔两城之间，旅行者可以看见一座名叫圣朗日的古堡，周围环境不乏宏伟庄严的气势：榆树夹道的大路，纵横的沟渠，蜿蜒的围墙，宽阔的花园，庞大的庄园建筑——当年大兴土木想必动用了各种捐税，包括公田税收、特种公款以及被当今民法所摧毁的贵族的巨大产业。要是艺术家或爱沉思的人偶然迷路，走进深深印着车辙的小道或者该地区边界上的黏土地带，他一定很奇怪如此富有诗意的古堡，怎么会建在这无垠的麦地、白垩土、泥灰岩和黄沙形成的旷野之间。这里没有欢乐，哀伤倒会油然而生。无声的寂寞，单调的视野，这是一种反面的美，只能使人厌倦，然而那些受痛苦折磨而不愿得到慰藉的人在这里倒得其所哉。

一八二○年岁末，一个以风韵、美貌、聪明闻名巴黎的年轻女子，一个社会地位、财产与她的名望相称的年轻女子，居然到离圣朗日一里左右的地方定居下来，小村庄的人大为惊愕。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佃户和农民就没见过古堡的主人。土地尽管富饶，但一直任凭管家经营，由一些老仆人看守。因此侯爵夫人的到来在地方上引起了震动。村头有一家简陋的客栈，坐落在奈穆尔和莫雷两条道的交叉口上，好些人聚集在客栈的院子里看着四轮马车缓缓驶过，侯爵夫人是乘自己的马车从巴黎来到这里的。车内前排坐着一个女仆，她抱着一个面无笑容、倒像是若有所思的小女孩。母亲歪着身子坐在后排，好似一个被医生遣送乡下的垂死者。这位娇贵的少夫人无精打采的面容使村子里的政界人士大失所望，他们希望她来到圣朗日能给本镇带来某种活力，而任何活力显然都是跟这个病恹恹的女人无缘的。

当晚，圣朗日村一位自命不凡的人物在小酒店乡绅们喝酒的小间里宣称，从侯爵夫人愁闷的表情来看，她定是破产了。报纸上登着侯爵将陪同昂古莱姆公爵去西班牙，丈夫不在，她来圣朗日节俭度日，省出必需的款项，清偿交易所投机失败造成的亏空：侯爵是交易所的一个大投机家。地产也许会小块小块地变卖掉，要是这样，便有机可趁了。每个人都想到要数一数自己的埃居，把埃居从藏匿的地方掏出来，点算一下自己的财力，以便在宰割圣朗日地产时弄一块到手。这个前景美妙之极，乡绅们个个急不可耐地想知道这种前景是否可靠，他们想通过古堡里的人打听虚实，但是古堡里没有一个人说得清他们的女主人遭的是什么难，冬天到了还住到圣朗日古堡里来，而不到其他领地上去，那些地方都有悦人的风景和美丽的花园。镇长先生来向夫人致敬，但是没有被接见，接着管家来请安，也没有成功。

侯爵夫人只在仆人收拾房间的时候离开卧室，暂时待在隔壁她吃饭的小客厅里——所谓吃饭，只不过指她坐在桌前，毫无胃口地看看菜肴，吃的分量刚好让她不致饿死——然后她立刻回到古老的安乐椅上，从早上起，她就这样一直坐在给她卧室送进光线的唯一窗洞旁。她只在短得可怜的用饭时间见一下她的女儿，而且仍旧闷闷不乐，好似受痛苦折磨。难道不是要有超乎寻常的苦痛才能使一个年轻妇女忘记母爱吗？古堡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接近她，她只让贴身女仆一个人伺候，她要求古堡里绝对安静，她的女儿也必须到远离她的地方去玩耍，她不能容忍任何一点儿声音，连她孩子的声音也不能忍受，任何声音都使她极不痛快。地方上的人都对她的怪癖感到好奇。其后，等一切假设全落空了，周围小城镇的人也罢，农民们也罢，都不再理会这个病歪歪的女人。

侯爵夫人不跟外界接触，得以在她建立的安静环境里保持绝对沉默，她从不离开那间挂着壁毯的房间，她的祖母就死在这儿，她也来到这里慢慢等死。没有外人，没有纠缠，不必忍受自私的人们的虚情假意，城市里这种虚情假意往往使垂死者痛苦倍增。这个女子芳龄二十六。这种年龄的人心里依然充满诗一般的幻想，喜欢品尝死亡，因为死亡对她来说反而受用。但是死亡往往捉弄年轻人，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时而出现，时而隐伏。死亡的缓慢使年轻人幻灭；因不确知死亡之后如何，他们不得不回到现实世界，于是又立即遇上比死亡更加残酷的痛苦。这个不想活下去的女人离群索居，体验慢慢死亡的苦楚，并且在死亡不能制止的道德危机中顽强地学会利己主义，从而失去童心，顺应时尚，随波逐流。

接受这种残忍而又悲惨的教训往往是早年遭受痛苦的结果。侯爵夫人第一次真正地感到痛苦，也许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确实，相信感情能灭而复生难道不是一种错误吗？感情一旦开花结实，不就永远埋藏心底了吗？随着坎坷的人生感情时而平息，时而苏醒，但始终存于心底，久而久之，必然使心灵起变化。因此，一切感情只有一个高潮，那就是初次爆发的时期，时间可长可短。因此，痛苦，我们最持久的感情，只在初次爆发的时候才剧烈难忍，以后就越来越弱，或者因为我们适应了痛苦的打击，或者因为我们本性中的惯性定律起了作用：为了生存，本能地从利己主义的动机出发，以一种势均力敌却又缓慢迟钝的力量去抵抗摧毁性的痛苦打击。但在所有的痛苦中，哪一种痛苦能够真正用得上“痛苦”这个词？丧失父母是自然给人类安排的哀伤；身体上的病痛是暂时的，挫伤不了心灵，如果病痛长期不癒，那就不再是病痛，而是死亡了；要是一个年轻妇女失去一个新生婴儿，夫妻的恩爱不久可以给她送来另外一个，因此失去婴儿的悲伤也是暂时的。总之这些痛苦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痛苦几乎可以说是一些打击，一些创伤，任何这类痛苦都不伤元气，除非异乎寻常地连续不断出现，才会扼杀促使我们寻找幸福的情感。真正巨大的痛苦则是一种致命的痛苦，足以同时毁灭过去、现在和将来，使每一部分生命都失去完整性，使人的思想永远不健全，在嘴唇上和额头上永远打下烙印，粉碎或瓦解快乐的原动力，使心灵萎靡不振，使人厌弃世间的一切。更有甚者，这种痛苦之所以巨大无边，这种痛苦之所以压抑身心，是因为它降临在人们风华正茂、丰姿秀逸的岁月，摧毁的是一颗活生生的心灵。痛苦撕开了一个大伤口，产生巨大的疼痛；谁也摆脱不了这种疾病，除非有诗意般的变化：或者朝天国的路上走，或者虽然留在凡间，却返回社会，欺骗社会，在社会上扮演一个角色，于是他开始认识社会的内幕，人们躲在里边盘算、哭泣、作乐。在这次重创之后，社会生活已无神秘可言，从而被无可挽回地否定了。在一般像侯爵夫人这样年岁的女人身上，这第一次痛苦，这个最令人心碎的痛苦，总是因同样的过失引起的。心灵伟大、外貌美丽的女人，尤其是年轻女郎，总是全力以赴地奔向天性、感情和社会把她推往的地方。如果她的这种生活失败了，而且她失败后还留在世上，那么她就要体验最难忍的痛苦，因为她把初恋看成最美的情感。为什么这种不幸从来不曾感召过画家和诗人？但这种不幸难道能描绘吗？难道能吟咏吗？不能，这种不幸所酿成的痛苦，其性质是难以进行艺术剖析和描绘的。再说，这类痛苦从不吐露。要安慰一个痛苦的女人，必须善于猜测，她辛酸地感受到、虔诚地怀抱着的痛苦永远留在心里，如同雪崩，崩雪向山谷坍塌，先毁坏山谷，而后在那里找一个位置安顿下来。

侯爵夫人当时受这种痛苦所折磨，久久不为外人所知，因为世间的一切都谴责这种痛苦；然而情感却加以抚慰，一个真正的女人的良心却为之辩解。这种痛苦好比天生发育不健全的孩子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要比天资优良的孩子们的痛苦更使母亲们心疼。也许从来没有一种毁灭我们身外一切生命的可怕灾难，其猛烈、其彻底、其残酷，可与侯爵夫人遭遇的灾难相比，而残酷的程度由于侯爵夫人所处的环境更为加剧了。一个她所爱恋的男人，年轻，厚道，因为服从社会的法律从未对她有过什么欲求，而今为了替她挽救社会所谓的女人的名誉而死去了。她能对谁讲：我痛苦啊！她的眼泪很可能触怒她的丈夫，而丈夫正是灾难的缘由；法律和风俗都不允许她呜咽；女友听了可能会幸灾乐祸，男人听了可能会心怀鬼胎。不行，可怜的苦命人只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痛哭，在那里饮恨忍苦，或被痛苦所吞没，在那里死去或扼杀她自身的某种东西，也许是她的良心。几天来，她双眼凝望着平板单调的远景，恰如她未来的生活：无所追求，无所希望，一片凄凉荒漠的景象在她面前一览无余，不断撕裂着她的心。雾蒙蒙的早晨，阴沉沉的天空，微弱的光线，低垂的乌云，这一切都跟她精神上的病痛非常协调，她的心不痛苦了，谈不上更加消沉，也谈不上稍见好转，不，她那纯真、活泼的天性因极度痛苦的缓慢侵蚀而僵化了。因为她心无目标，僵化的心令她痛苦，她也为僵化的心而痛苦。像这样痛苦下去，难道不是陷入利己主义了吗？可怕的念头涌上她的心头，损害了她的道德心。她真心诚意进行反省，发现了自己的双重性：她身上有理智的一面，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有深受痛苦的一面，也有不愿再痛苦的一面。她追溯童年的欢乐，而岁月蹉跎的童年并没有给她留下幸福的印象，倒是清晰的回忆在脑海里接踵而至，好像专诚向她表明顺应世风的婚姻实际上是不幸的，一定令人失望。她年轻时的贞洁，她所压抑的快乐以及她为社会所作的牺牲，这一切的一切有什么用处呢？尽管她身上的一切都在表达爱情、等待爱情，她自问她和谐的举止、动人的微笑、绰约的丰姿还有什么意义？她不再希望自己鲜妍诱人，正如人们不喜欢重复无目的的声音。连她的美貌都好似一件无用之物使她无法忍受。她恐惧地觉察到从今以后她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她内心的自我，不是已经无力品尝使生活充满乐趣的新鲜感受了吗？以后她的大部分感觉将随生随灭，很多从前会使她激动万分的感觉，往后再也打动不了她啦。继身体上的童年之后产生心灵上的童年，而心灵上的童年已经被她的情人带到坟墓里去了。尽管就欲望而言她的青春犹在，但对赋予生活中的一切以价值和乐趣的心灵来说，青春已不复存在了。她身上不是已经深深打上了忧伤和怀疑的烙印，激情刚刚爆发，刚刚显示出活力就被压制下去了吗？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她重新获得她曾梦寐以求的幸福，那种想象得如此完美的幸福。她第一次洒落的真正的泪水，浇灭了第一次点燃她心田的圣火，她将因未能实现她可能实现的事而悔恨终生。由于想到这一点，每当欢乐重新出现，心中的苦味便油然而生，使她厌烦得转过脸去。她对人生的看法犹如即将离世的老人，尽管她觉得自己年轻，但是没有欢乐的日子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把她的心碾碎，使她未老先衰。她绝望地仰问苍天，她失去曾经帮助她活下去的爱情能否得到什么补偿。她寻思，在她如此贞洁、如此单纯的恋爱过程中是否思想比行动更有罪。她乐于认为自己有罪，这样就等于触犯社会，就可以缓解不曾跟她所哀悼的人完全结合的遗恨。如果两个人完全结合了，活着的人痛苦就会减轻，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完整地享受到幸福，已经完整地给人以幸福，确信自己身上已经烙有死去的那个人的印记。她心里很压抑，就像女演员没有演上她的角色。这种痛苦刺激着她的全部神经，打击了她的心脏和大脑。如果女子天性中最隐秘的愿望受到伤害的话，那么虚荣心受到的挫伤会不亚于导致自我牺牲的善心。再者，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翻来覆去地剖析我们的社会、精神和物质几方面的生活，在这过程中她的心弦松弛下来了，在种种矛盾的思想中她没有能够抓住任何东西。每当大雾弥漫的时候，她打开窗户，头脑空空地待在窗口，机械地呼吸着空中飘浮的泥土气息，呆呆地站着不动，看上去好像发痴，因为痛苦引起的耳鸣使她既听不见万籁的和声，也听不见思想的魅人旋律。P72-78

巴尔扎克名著《三十岁的女人》①成集出版以前分期发表五个短篇时，已经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受到妇女读者的喜爱和高度评价，作者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妇女读者的舆论甚至把巴尔扎克推崇为她们的代言人。评论家们，虽然不看好其文学价值，却认为他的小说确实代表妇女的心声。然而，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结集成书后，虽然读者越来越多，评论界的好评却越来越少。连十分自负的巴尔扎克本人也自我否定，比如他谈到《两次相遇》时写道：“这部与我不相称的传奇式短篇小说，我没有时间重写了……我这颗正直作家的心还在流血。”直到作者去世(1850年8月18日)，权威评论家圣伯夫，这个巴尔扎克的宿敌(莫洛瓦语)，才在《立宪党人》报(1850年9月2日)指出：“他(巴尔扎克)获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全部出自其第一部小杰作[仅指《三十岁的女人》(1832)单独发表的短篇小说]”。同时在《月曜日谈话》假惺惺宣称今后他将摒弃一切个人恩怨，以全新的眼光来评价巴尔扎克的作品，其中不痛不痒地提到《三十岁的女人》：“这些饱经世故的三十岁女人，以一种模糊的热切心情盼望看到她们自己的画家为她们所画的肖象”①。但笔锋一转，“就整体而言(即合成后的《三十岁的女人》)则是一部失败的小说”。此调一定，批评界的舆论一律长达一个多世纪，从左拉、法盖到朗松、巴代什、阿兰直到非常崇拜普鲁斯特的莫洛瓦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普鲁米修斯或巴尔扎克传》还认为：“它(《三十岁的女人》)能算作一部小说吗?不能，它只是一系列片断……”。尽管他们明明知道《三十岁的女人》从一八五○至一九○○年重版十六次之多，是巴氏作品重版最多中的一种，他们仍沿袭圣伯夫的定论，说什么巴尔扎克是“妇女的小说家”，“妇女的画家”，“妇女们使巴尔扎克获得殊荣”。

敢于挑战圣伯夫谬论的第一人是普鲁斯特，他在《驳圣伯夫》尖锐指出：圣伯夫竟敢把巴氏小说成功的原因归咎为巴尔扎克吹捧那些青春开始衰退的妇女之短处，如《三十岁的女人》。圣伯夫说：“我严厉的朋友说过，亨利四世靠战胜一个个城市夺取他的王国，而巴尔扎克则靠描写种种缺陷来征服病态的读者。今天三十岁的女人，明天五十岁的女人(甚至已经出现六十岁的女人)，后天是患萎黄病的女人，在《绝对之探求》中还有畸形的女人，等等。”责备巴尔扎克是妇女们的画师，说他描绘社会时完全不照传统的方法。普氏认为，这恰恰是巴尔扎克的天才：“他想以各种不同的手法，前后二十次表现同一主题，并要求有某种深沉感，精妙感，力量感，新颖感，强烈感，就像莫奈画的五十幅鲁昴大教堂和四十幅睡莲。

我们不妨按普鲁斯特的思路去探索《三十岁的女人》思想内容和文学艺术诸多的原创性。

小说一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展现拿破仑最后出征前气势宏伟壮观的军事检阅，处处洋溢着作者积极浪漫的情怀。我们从中看出巴尔扎克比雨果比司汤达对拿破仑的迷思更胜一层，其实他是在赞扬拿破仑时代法国社会的凝聚力和抒发法国民族的强盛感。但，德·沙蒂约内公爵和女儿朱丽从年龄体力到思想感情到对他侄子德·哀格勒蒙侯爵的看法存在巨大的反差。作者强烈暗示拿破仑时代的光辉仅仅是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预示法国即将进入有史以来最混乱最糟糕的时代，同时公爵预言心爱的女儿固执选择德·哀格勒蒙上校为夫婿必将带来悲剧性的不幸。朱丽的入场意味着进入后拿破仑时代，命运注定她以悲剧告终。唯一的保护人老父亲去世后，她成为德·哀格勒蒙夫人。在朱丽眼里婚前英俊的帝国上校，很快成为不折小扣把粗鲁当作殷勤的帝国兵痞，她这种自找的苦楚有如从爱情岛浪漫的山岚坠人苦海的现实里受煎熬，备感失落和孤独。本想从旧贵德·利斯迈尔伯爵夫人寻找她曾失去的母爱，不料波旁王朝即将复辟的喜讯传来，老夫人过于兴奋的心脏停止跳动。她只能孤独无援地进入乱世，听天由命。巴尔扎克对朱丽既同情又责备，或是同情的责备，落笔时很痛苦很艰难。他在一八三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请读一读《埋藏心底的痛苦》，我花了四个月的心血，写了四十页。每天写不了几句话，文笔不畅，并不想写悲剧，却感到欲喊不得的难堪。太多的思绪，太多的悲情，令我挥之不去。但确实如此，简直令人毛骨悚然。我从来没让一部小说如此感动过”。

《三十岁的女人》思想内容的原创性在于，作者首次把私人风俗与人物生活的时代接轨。私人生活的冲突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整体上融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爱情生活和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相依相存，相安相得。女人到了三十岁，正好到了两者之间最危险的交叉点，最危急的年龄段，即渴望个人幸福和承担社会义务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刻。巴尔扎克巧妙地把握住这种年龄危机，这是前人未及的。

德·哀格勒蒙夫人生活的时代前所未有，她和后来三十岁的女人们正好生活在巴尔扎克世界的三个时代，是幻灭时代特定社会的产物。巴尔扎克批判的王政复辟时期(1814一1830)所造成令人失望的局面，七月王朝(1830一1848)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其执行的自由主义政策使整个社会，尤其使妇女，更屈服于金钱的压力。从《三十岁的女人》明显可见作者对先后两个王朝加强了批判的力度，即在染上“自由新政”的制度下，妇女运动受到的异化无疑比前朝加剧了。巴尔扎克对女性具有洞幽烛微的观察力，尤其对三十岁的女人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洞察入微。圣伯夫只说过一句公道话：“有关三十岁的女人及其优越、优势和完美的理论仅始于今日。德·巴尔扎克是这个理论的创建者，这是他在隐私小说中最真实的发现之一”。这一理论主要见于《婚姻生理学》(1828)。而《三十岁的女人》正是这部著作诸多观点的图解。比如，失败的婚姻必然导致私通；又如，社会的法律是“反天性的”，所以与“内心的愿望”不相容。小说通过朱丽说出的反抗言辞更激烈，比比皆是。诸如，“社会的法规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把我的心压得粉碎”，“婚姻制度是当今社会的基石，却单让我们妇女承担全部重负：自由属男子，义务归女人”；婚姻仅仅是一种“合法的卖淫”，“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正反两方面的命运：公开卖淫，结果是耻辱，秘密卖淫，结果是不幸”。她为命运呐喊：“我藐视一切人间的法律，我要向社会宣战，砸碎并重新制定法律和习俗”。她振振有词的自我辩护显得大气凛然，而前来规劝她忏悔和改悔的教士反倒显得理屈词穷，猥陋胆怯。

这是圣西门式的女权主义指控，巴尔扎克几乎全盘接受。但他不同意圣西门主义的改革方针，妇女经济独立，改革婚姻制度，甚至有人主张性自由。相反，他维护传统道德，主张尊重家庭和婚姻，谴责通奸恶行，因为这是所有不幸的根源，甚至说：“解放妇女，就是腐蚀妇女”。这可是百分之百蒲鲁东反女权主义的言论。好在巴尔扎克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前后矛盾是时代的产物，是当时绝大部分有识之士的通病。无非说明他的政治观和道德观保守，我们对小说家不可求全责备。奇迹在于这种矛盾一旦忠实地反映到小说艺术中则形成戏剧性的冲突，成为巴尔扎克原创性的女权主义悲剧。在小说中，他一方面为妇女及她们要求幸福的权利辩护，说她们真正的价值是爱情；另一方面，社会法律又是不可或缺的，唯一的救助是宗教。而朱丽拒绝宗教救助，情愿对自己的罪过负责。

可惜，巴尔扎克没有挑战西方读者习惯看到私通犯罪的女人受到惩罚的心态，而沿袭因果报应的思想，认为朱丽罪责难逃。不仅她得到了惩罚，而且她众多的子女无一不万劫不复：朱丽共有过五个子女，三个儿子先后死于非命，两个女儿，大女儿爱伦娜弃家与一个杀人犯私奔，最后她和几个孩子都死得悲惨；小女儿莫依娜是她的最爱，但不听她劝告，硬要嫁给同父异母的阿尔弗雷德·德·旺德奈斯伯爵，犯下乱伦罪，最不齿于人类的罪中之罪。朱丽为最初的过失赎罪一辈子，成了赎罪的牺牲品。这很可能反映作者的个人情绪，在创作《三十岁的女人》时期，他由怀疑到确认，其胞弟亨利是野种，像莫依娜那样也是“爱情的产物”，得到母亲的偏爱，而作者一向认为母亲对他不爱，所以把怨恨发泄到后代身上。这种自传性的情绪同样在《该死的孩子》、《玛拉娜母女》、《幽谷百合》等作品中有所折射。巴氏在论述和分析母爱时，常把“义务的产物”和“爱情的产物”对立比较，如爱伦娜和小夏尔，爱伦娜和莫依娜。作为因果报应的惩罚，“爱情的产物”总比“义务的产物”下场惨烈许多。

巴尔扎克的天才在于使读者同情朱丽这个悲剧性女性，尽管按照宗教社会伦理，她并不值得同情，从而向读者展现朱丽当年三十岁就知道反抗，善于反抗，显露一片辉煌。这类女性成为他最喜欢写的女性人物典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诸如此后的德·莫尔索夫人《(幽谷百合》，1836)，德·鲍赛昂夫人《(被遗弃的女人》，1833)，珠安娜·德·芒西尼(《玛拉娜母女》，1832)，维朗桑夫人(《石榴园》，1832)等。一个女性典型诞生了，属于巴尔扎克文学原创性知产。自从有了巴氏这部小说，三十岁成熟的女子成为美轮美奂的同义词，女性自我实现的同义词，渐渐形成新的女性迷思。三十岁女人的神话令人想望。从此在小说世界里，三十岁成了挑战自己命运的年龄段，既不甘心过去的失败，又战战兢兢担心未来。这意味着女人最大限度展现自己魅力的年龄，因为开始懂得选择了。事隔一百七十年的今天，三十岁的女人依然是热门话题，巴尔扎克这位神话的创造者塑造了许多类型的女性，唯独三十岁女人的形象标志性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继续受到全世界的传颂，巴西人和俄罗斯人干脆以不同的语言把三十岁的女人称为“巴尔扎克式的女人”。

至于文学艺术原创性，《三十岁的女人》的价值就更高了。它正式完成于一八四二年并非偶然，正是这一年巴尔扎克开始实施《人间喜剧》的伟大工程，作者把所有发表的作品进行全面整合，重新布局，新旧文本交换搭配，充实补缺。因为时间紧张，少不了留下许多空隙和不足。这部小说原系独立的短篇，合成后故事场景的时间常出现前后矛盾，人物的年龄、官衔等也前后不一致，叙述风格不完全协调，疏忽在所难免。但它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喜剧》作品，因为在(《三十岁的女人》中第一次重复出现重要人物，诸如德·龙格罗尔，德·玛赛，德·赛里齐夫人，德·利斯迈尔一朗东伯爵夫人等，还有第一次出现的夏尔·德·旺德奈斯及其后代在《幽谷百合》等重要作品中反复出现。可以说，《人间喜剧》从整体结构性方面始于《三十岁的女人》，人物重复出现，两代(帝国和王朝复辟)交替相通。这种小说整体构思是法国小说史上最了不起的原创之一。

可惜这一“天才的构思”(普鲁斯特语)恰恰受到圣伯夫尖刻的否认，他批判巴氏人物在不同小说出现时指出：“这种自负最终导致最虚假最乏味的构思，我指的是让相同的人物不断出现在这部或那部小说中，好像众所周知的哑角。我们动不动就面对相同的嘴脸”∞。对这个影响一百多年的权威性批判，普鲁斯特第一个敢于反驳和嘲笑，他写道：“圣伯夫一窍不通，全然不懂为何让人物保留姓名”。“天才突然看见自己作品的分离部分之间出现新的关联，他把他们衔接起来，使之全盘皆活，浑然不可分离，难道不正是作者最妙的直觉吗?”“我觉得这个想法很了不起”。“这是突然出现的一道光芒，普照在他作品的各个不同部分，本来一直暗淡无光，顿时使各部分浑然一致，生机勃勃，光辉灿烂”。。  从此，《人间喜剧》总体价值一路看涨，也带动了《三十岁的女人》身价升值，特别遇上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罗兰·巴特为首的文本新批判之后，身价倍增，巴特认为巴尔扎克基本上与所有经典小说相同，文本写得满满当当的，平铺直叙有板有眼地叙述得清清楚楚，最容易用来拍摄电影，不需要读者动脑筋，只要一页页往下舒舒服服读下去就行了，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想象的空间。巴特等人提出新文本观念，即文本的“可读性”恰恰不在于完满充盈，不在于写得无懈可击，完美无缺，相反要留下相当大的余地，让读者自由想象，有重写创新的空间，否则要么接受要么唾弃。他们发现相当多的读者嫌巴尔扎克描写和说理太哕唆，干脆“跳读”，了解文本结构和主要情节就算了。巴尔扎克甚至设想小说铺垫演绎体系的完备性，把小说某些结构部分程式化，可适用于一切主题的小说(参见《夏娃女儿》前言)。这是现代人不可接受的，因为现代语言学指出“满则损”：你想说什么时，总难说透，也不必说透，实际上情不自禁地不说透。

幸亏新批判家们在批判巴氏小说时发现了《三十岁的女人》，如获至宝：这部小说居然成为符合本文新批判理论的范例之一，因为它处在“马赛克状态”，即小说内五个短篇拼凑，镶嵌杂凑的现象有痕有迹，明显可见，给读者留下回味和重新创作的空间。后来又发现，巴尔扎克后期作品尽管每部校改多次，但急于出版挣钱还债，也还是留下不少缺陷，也为读者留下一些充实补缺的余地。这样，巴尔扎克小说的“缺点”反倒成为可供后人阅读研究的“优点”了。难怪伟大人物的缺点往往在常人眼里也变成了优点。这是巴尔扎克本人始料未及的，因为他在创作《三十岁的女人》时根本没意识到连他自己也不看好的小说有这么大的文学价值，真可谓时势造就了天才的文学家。

二○○四年深秋于巴黎

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无法估量的。他那八十大卷的书（《人间喜剧》）里有一个时代，一个世界，一代人。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