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亲自题写书名，全新升级，特种环保纸质感精装，烫黑金工艺，传家典藏！

继《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20多年来对迷失的中国文明的心灵叩问，引发华语读书界文化深思。

《何谓文化》出版以来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品，香港、台湾地区均第一时间再版，立即成为华语读书界重大话题！

《何谓文化》是继《文化苦旅》之后，又一部重量级作品。

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在《何谓文化》一书中，作者余秋雨在深邃的观察之后，用亲身经历和鲜活的感受来解读这一根本的问题。分别从学理、生命、大地和古典四个层面来解析作为一个文化大国，从精英界到公众心理，到底缺失了什么。所有篇章均为首次公开出版。本书可谓是一次文明巡阅之后的超具有价值的思想结晶之作。

自序

学理的回答

 何谓文化

 利玛窦说

 世界报告

 身上的文化

 向市长建言

生命的回答

 谢家门孔

 Let them say

 巴金百年

 四十年前

 寻石之路

 欠君三拜

 仰望云门

大地的回答

 炎帝之碑

 法门寺碑

 采石矶碑

 钟山之碑

 大圣塔碑

 金钟楼碑

 秦长城

 云冈石窟

 都江堰

 昆仑第一城

 净月潭

 谢晋墓碑

古典的回答

 《心经》今译

 《离骚》今译

 《逍遥游》今译

 《赤壁赋》今译

何谓文化

——在接受澳科大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

简目

一、文化到底是什么？

二、文化的最终目标；

三、中国文化的特性；

四、中国文化的弊病；

五、近三十年的进步；

六、当前的文化隐忧。尊敬的许敖敖校长，两岸三地前来祝贺的教育界贤达，各位教授和同学，下午好！

感谢澳科大授予我荣誉博士称号。这份荣誉，不仅仅来自称号本身，更来自于一起获得这个称号的其他名字。

这中间，有名震国际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有指导全国抗击了SARS灾难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先生，有领导绕月飞行而被称为“嫦娥之父”的航天专家欧阳自远先生，有很早被聘为美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吴家玮先生，有第一个被聘为英国大学校长的华人科学家杨福家先生……这些科学家，有的我早就熟识，有的则是新交的朋友，几天来有机会长时间交谈，很是兴奋。

我历来认为，人生最大的享受，不是华宅美食，而是与高人相晤。但是，科学高人们总是极其繁忙，又星散各地，很不容易畅叙。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澳科大为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

与这些科学家不同，我这次获颁的是“荣誉文学博士”，因此我今天的演讲也就推不开文化的话题了。但是在这里我首先要向科学家们叫几句苦：讲文化，看起来好像比你们讲科学容易，其实并不。原因是——

第一，科学有定量定性的指标，文化没有；

第二，科学有国际标准，文化没有；

第三，科学家很少受到非专业的评论，但在当前中国文化界，非专业的评论者在人数上是文化创造者的几百倍，在言论上都非常激烈。

这三个原因，已经造成文化话语的烟雾迷茫。本来，社会转型的终极目标是文化转型，但是，正当社会各部门纷纷向文化求援的时候，原来处于滞后状态的文化领域反过来充当起了老师。结果就产生了一系列反常现象，例如，最需要改革创新的时代却推崇起复古文化，最需要科学理性的时代却泛滥起民粹文化，最需要大爱救灾的时代却风行起谋术文化，最需要发掘人才的时代却重捡起咬人文化，等等。正是这些反常的文化现象，使国际上和我们的下一代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更多的误读。

这种误读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走过很远的历史长途，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

有一个对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很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

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既然问题出在文化上，我们也就应该完整地对它作一些思考了。

一、文化到底是什么？

你们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E．Burnett Taylor，1832—1917)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那两百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请记住，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

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A．Lawrence Lowel，1856一1942)发出的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因此，我们的传媒在讲述文化的时候，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发挥的效果，如“凝聚力”“软实力”“精神家园”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还是没说明白。近来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创意产业”，这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为文化中那些最经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在千百年前就完成了“创意”，更难以变成“产业”。

按照我的学术经验，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你看，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这条裂缝，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真正奥秘。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要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订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P2-5

学理的回答

这主要是我在海内外的一些演讲。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学获颁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听讲者除了广大师生外，还有同时获颁荣誉博士称号的那些第一流科学家。因为是向科学家论述文化，因此力求讲得严密、干净、周致。

第二篇，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论述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本性。演讲时，与外国学者有比较尖锐的辩论。

第三篇，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的对话。那一天，联合国发布了自成立以来第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我向到场的各国学者，对这份世界报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其他两篇漫谈式的文章，可能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一篇是说个人身上的文化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说市长们应该如何来建设城市文化。

这些演讲和文章加在一起，从学理上比较完整地回答了“何谓文化”的问题。但是，说是学理，却并不艰深。艰深大多是为了掩盖鲜活的真相，我没有权力掩盖，所以避免了。

生命的回答

这是本书中最让我动情的部分。一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几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

谢晋的弱智儿子，天天在门孔上张望着，等待爸爸回来，结果连眉毛都磨光了。最后我们知道，谢家的门孔就是文化的象征，在封闭的大门上寻找一个亮点，投出一份企盼。谢晋就像他儿子，在门孔上不离不弃。

文化在灾难时代应该有什么作为？萧伯纳的中国学生黄佐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就告别老师，远赴国难。终于，他创造了在世界大战中连续多年的艺术奇迹，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几十年后，年迈的他又在极左时代创立了世界三大体系中的写意戏剧观，又一次震动国际文化界。

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着将会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满的回答。前半生做两件事：“反封建”“争人道”；后半辈子做两件事：“斥棍子”“讲真话”。都那么朴素，却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脉络。

我在回忆自己与这些文化前辈的交往过程中，又加上了一位自己并不认识的政治人物，这在我历来的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他在四十年前领导的文化重建，对于挽救陷于民粹主义荼毒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要，而且也与我本人息息相关。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寻石之路》两篇文章来叙述。我后来为什么能在诸多风浪中坚持文化？也顺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写了一位我不认识，却在我每次受到诬陷时都站出来维护我，而当我准备郑重感谢时却溘然离世的大学者。他，就是章培恒先生。我在文章中说，他像一头远行的骆驼，把倒下前的最后一口热气，也吐给了寒风中的另一头骆驼，一头他不认识的骆驼。当然，这是文化的悲壮。

以上几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后一篇《仰望云门》则写了三位依然健在的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文化的。

这七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每次重读都会一次次半途掩卷，让心情恢复平静。本该单独出一本精致小书，但仔细一想，还是让它们挤在这里共襄解读文化的盛举吧。生命不是文化概念，但最深的文化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况，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

大地的回答

文化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却又容易随风飘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坚实的印记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处的文化遗址。

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演出过多大的场面？只有遗迹可以见证。但是，这些遗迹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肃穆的庙，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阐释、被说明，于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护和修复古迹的过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础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国社会素重官场，却把书写碑文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一个并无官职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文化传承。

有些“历史重地”分量太重，我推辞再三，却还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并不好写。倒不是因为要与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铭词赋作比较，而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公众文本”。“公众文本”必须适合当代普通人阅读，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弄学，不能逞才，否则就侵害了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伦理权利。因此我写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收集当地意见，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笔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侧向于白话文。

碑文的书法也是我自己写的，这倒是古代的传统了。对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种“双手合拢”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笔墨。朝拜的对象，正是山川间的巍巍胜迹。这是我平生所写最大体量的文章和书法，感谢那么多优秀的工匠，叮叮当当地把我们这一代的虔诚刻凿到了花岗岩和汉白玉上。

在我所书写的大碑中，选了以下几份碑文收入本书：立于湖南的《炎帝之碑》，立于陕西的《法门寺碑》，立于安徽的《采石矶碑》，立于江苏的《钟山之碑》和《大圣塔碑》，立于上海的《金钟楼碑》。

我应邀书写的名胜题额更多，本书选了《秦长城》《云冈石窟》《都江堰》《昆仑第一城》《净月潭》这五幅的说明词。

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讨论什么是文化了。这个景象，让我神往。

在那么多大碑、公碑之后，我又悄悄加了一个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导演谢晋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回答。

古典的回答

为了尽善尽美，我还请出了古人。

我选了几个有关精神文化的经典文本，把它们翻译成了当代散文。

我对自己的翻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把握原文奥义的学术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诗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后用尽可能优美的白话散文予以表述。因此，这种翻译，不是拉线搭桥，而是凿通隧道，其难无比。

大家从四篇今译中可以看到，佛陀、庄子、屈原、苏轼是怎么看待精神天地的。他们都不是文化的诠释者，而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我看来，唯有创造，才能说明世界、说明文化。

至此，我觉得，对文化的回答已经相当完整。

我在翻译的时候，又用行书抄写了这几篇经典的原文，那些行书已收入我的几部书法集。因此，顺便在本书的每篇今译之后附印了一点点我的书写片断。前面的碑文书法，也选了一些片断放在书里，或许会让整本书显得更加灵动、丰富一些。

如此这般，均祈教正。

壬辰年初夏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