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杰著的这本《幻象之外的言说》立足当代先锋诗学的转捩点，侧重从思想文化层面揭示现代性危机与文学变革的深层关联；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烛照下，结合具体流派来探讨文学现代性的跨文化变异、后现代转向以及多元发展态势；在吉登斯有关“地方性”与“现代性”论述的启发下，系统发现了三晋地域板块对“现代性”主流范式的叛离、校验和补充。

山西文学有着深厚的传统，山西的文艺理论与评论在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进入当代，山西的文学理论与评论仍然保持了比较活跃的态势。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可谓阵容强大。新一批评论家涌现出来，他们知识结构新颖，对新现象、新趋势特别敏感，个性色彩极强，表现出活色生香的发展态势。

《幻象之外的言说》一书就是山西文学评论家白杰著的一本文学研究和评论合集，共分上中下三篇，包括现代性幻象与当代先锋诗学、向幻象开战：后现代主义的诗学实践、三晋文学：地方性对现代性的质询。

上篇 现代性幻象与当代先锋诗学

第一章 “形而上学”批判与后现代诗学的演进

 第一节 “形而上学”的现代性指向

 第二节 集体主义美学中的“形而上学”

 第三节 幻象更新与诗学裂变

第二章 “PASS北岛”之后的先锋转向

 第一节 北岛的域外声变

 第二节 海子的死亡谶言

 第三节 生活本相与生命本真

第三章 先锋诗学的世俗化倾

 第一节 “世俗化”的缺席、返归与悬置

 第二节 用生命点化世俗

 第三节 肉体：与低俗抗争的世俗样本

第四章 先锋诗学的知识本位与知识分子身份

 第一节 知识分子何以批评诗歌

 第二节 “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分立

 第三节 启蒙幻境的边界与效度

中篇 向幻象开战：后现代主义的诗学实践

第五章 “垮掉”阴影下的莽汉诗人

 第一节 隐秘而重要的“影响源”

 第二节 诗艺创造与诗学迷津

 第三节 青春激情与历史记忆的杂拌

第六章 语言学转向与语言诗写作

 第一节 从“语言”到“文字”的变革

 第二节 跳脱生命根基的文字游戏

 第三节 在反语义中复原事物

第七章 自白写作与女性诗学空间

 第一节 以自白确证自我

 第二节 西方启悟下的中国式自白

 第三节 走向公共空间的私密话语

第八章 “非非”式东方后现代主义

 第一节 “自反性现代性”的诗学体现

 第二节 感应后现代主义的震荡

 第三节 “前文化”的传统血脉

第九章 新古典道路上的现代性重造

 第一节 跨越时空的致敬

 第二节 现代语境中的古典资源

 第三节 激活古典的现代技艺

下篇 三晋文学：地方性对现代性的质询

第十章 印象式批评：悖逆现代性的先锋

 第一节 文学史述的现代性危机

 第二节 印象式批评的意义

 第三节 鱼与荃的取舍

第十一章 赵树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校验

 第一节 在民间立场上统合启蒙与革命

 第二节 赵树理与文学史坐标的移易

 第三节 由《走近赵树理》谈“个人”与“主义”的悖立

第十二章 后赵树理写作：总体话语之外的地方书写

 第一节 命名的合法性及话语冲突

 第二节 现代性版图外的乡村景观

 第三节 乡间的神明与生命

第十三章 为零余者代言的“后赵树理写作”

 第一节 现实与先锋交汇处的卑微生命

 第二节 进不了的城与回不去的乡

 第三节 现代性批判的历史传承与地域延展

后记

林贤治，1948年生；北岛，1949年生，二人差不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俩人经历了高度一体化的威权时代，目睹了革命的伟力，见证了历史的苦难，在阶级斗争中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根基和思维模式。幸运的是，在极度的精神饥渴中，他们较早接触了一些西方现代文艺及被禁的苏联作品，探寻到了“革命”之外的新的思想资源——以“民主自由”为内核的启蒙思想。“启蒙”与“革命”在他们的精神结构中汇流，孕生出鲜明的个性特征。首先是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习惯居高临下地审视、全局性地打量以及真理性地评判。其次，特别强调主体精神的高扬，坚持不调和、不妥协、黑白分明、是非分明的战斗姿态。再次，充满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色彩，有殉道者的悲壮。当然，在新思想的获取、写作的展开上，北岛是远远早于林贤治的。早在70年代初，北岛就已接触到专供高干内部阅读的“黄皮书”，包括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萨特的《厌恶》、艾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等。他能在“文革”结束之前就写出《回答》这样的启蒙诗篇，并紧紧追随思想解放潮流去反思“文革”灾难，成为“新启蒙”的中坚人物，都得益于西方文艺的滋养。同样在70年代，林贤治的阅读还局限在《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朝霞》《学习与批判》等官方报刊。直到进入新时期，他才陆续读到《日瓦戈医生》《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1984》等一批具有革命反思意味的外国译作。这使他没能及时站立在新启蒙的潮头，没能参与到对“文革”的近距离批判中，直到80年代末才逐渐拥有重估历史、面对当下发言的能力。

北岛与林贤治，一为诗人，一为学者，活动在不同的写作领域，历史出场的时间也有前后，但在共有的精神资源作用下，还是表现出相近的写作姿态。北岛在诗歌中高喊“我不相信天是蓝的”，苦苦追寻“白日梦”，反复书写“我”与“父亲”的紧张关系，展现了普罗米修斯式的悲壮与崇高。林贤治亦钟情于那些集启蒙与革命于一身的时代叛逆者、苦难承担者，极力推举鲁迅、胡风、左拉、托尔斯泰、葛兰西、卢森堡、茨维塔耶娃、惠特曼、凯尔泰斯等知识分子。二人的写作都是在事实的，或想象的意识形态高压下展开，借助对社会主流、时代主调的批判来确证自我的价值意义，以强烈的思想性和革命性震撼人心。只是对于北岛来说，他在崛起之时首先面对的是“文革”废墟的清理，偏重于个体对极权的反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宣告——献给遇罗克》）是其80年代创作的主旋律。而当林贤治在80年代末登台时，本已在部分程度上得到续接、修复的启蒙传统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再度遭到破毁，市场经济的狂潮也愈发严重地冲击着精神道德的堤坝。所以他的批判对象，不仅有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奴役，也包括人文精神向商业资本的归降。而且伴随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他将更多精力转向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在他看来，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正突出体现了市场环境下文学艺术、人文精神堕落，“腐败、冷漠、苟且、琐屑、奢侈，90年代诗歌确实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某种病态，也是一代文学衰退的反映。”

有趣的是，自80年代末旅居欧美后，北岛诗风大变。作品中很少出现启蒙者惯常持有的身份优势、理论自信以及明确的价值判断，而常常对价值本体提出疑问：“钟声是一种欲望／会导致错误的方向”（《阳台》），“我信仰般追随你／你追随死亡”（《忠诚》），“炉火如伟大的谣言／迎向风”（《关于永恒》）。可是一旦进入批评领域，他又会拿出启蒙主义的标尺，指责诗界文坛逃避社会职责、缺乏批判意识。事实上，启蒙立场在北岛那里是一以贯之的。只是身处异国时，北岛如马戏团的“花斑小马”一般，“沿着陌生人的志向攀登”，期待廉价的“燕麦”和“掌声”（《东方旅行者》），丧失了启蒙的对象、启蒙的权利；但在面对祖国大陆发言时，他则有机会重新扮演启蒙者角色，捡回失落已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他批评当下诗歌对于社会职责退避三舍，已成为文人孤芳自赏的玩物，无力擎起战斗的旗帜。在与查建英的访谈中，更是语调沉重地认为，90年代文艺之所以遭受到商业社会的腐蚀，主要原因还是“五四”启蒙思想未能在80年代真正扎根，没有形成强大稳固的知识分子传统。某种意义上，在西方语境中的失语，进一步强化了北岛对启蒙话语、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执着。他在一篇题为《民族文化复兴之梦》的文章中谈到，自己在纽约观看一场记述俄国知识分子的话剧后，就提出一个设想：“中国是否有可能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在不远的将来掀起一场文化复兴运动，砥砺激发，交相辉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创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话语所勾勒出的北岛，首先是铁肩担道义，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而非专研技艺的诗人；其与《回答》中主动承受人类苦难，擎起民族未来的英雄形象毫无二致。

P45-47

我为“80后”学人鼓与呼——读《幻象之外的言说》

傅书华

中国正面临着五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历史大变革，这是不争的事实：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然成为过去；在历经洋务运动的技术革命、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五四的思想革命的三级跳后，西方资本经济的社会模式在“民国”黄金十年中得以初步形成，但却终因无法克服自身内在危机而在1949年退出中国；苏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模式，在对抗西方资本经济内在危机的历史语境中，曾经显示过自身的历史合理性与强大的力量，但这一对抗消失后，由于无法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及时调整自身的内在矛盾，终于在1978年告一段落。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生产结构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人际结构、人文价值形态。个体生命、个体意识作为“人”的构成单位价值本位，已然不再如五四时代那样，只局限在文化思想层面，局限于文化知识阶层，而是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成为全民性的生存层面的共同选择。如何不重复民国时期西方资本经济的内在危机，不重复苏式计划经济的内在危机，不将现代西方的问题与方法，作为自身的问题与方法，亦不幻想重归传统中国；在面对或亲历了上述各种社会形态的经验之后，在明了了这些社会形态及其经验所提供的各种思想资源之后，如何在实践中生成新的思想价值体系以支持新的社会形态的构建，成为价值动荡中每个国人所自觉或不自觉思考或实践的涉及个人生存的实际问题，亦为中国作为文明大国新崛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可能性。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中国人文学界，从生产的角度考察，有三个生产群体值得重视，这就是物理形态更是文化形态的20世纪30年代生人、20世纪50年代生人、20世纪80年代生人。中国大陆的20世纪30年代生人，曾经亲历过民国资本经济的内在危机与苏式计划经济在制衡这一危机中所显示的辉煌，对苏式计划经济的内在危机也有着最为切肤的体察，他们对中国国情有着最为实际的理解，亦曾在20世纪80年代引领过时代的变革。在21世纪中国的时代语境中，他们因为年龄的原因，正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及思想领域中，失去具体的影响力量，但他们的人生经验、思想资源，却对中国当下的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的声音，每每指明着20世纪50年代生人、20世纪80年代生人的认知盲区。

20世纪50年代生人，是当下中国大陆各界的领军及骨干力量，中国社会时代性的矛盾与观念分歧，也主要体现在他们身上。就人文学界而言，他们的少年时代，深受苏式计划经济基础上价值形态的影响并打下了终身性的烙印。“文革”时期对少年时代所受教育的颠覆性及乡下的插队经历，培养了他们的自主意识与对中国下层社会的初步了解。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大潮中，基于自身经验的对西方现代思潮的生吞活剥，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认知视野与价值取舍。20世纪30年代生人曾经是他们精神上的父兄，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让中国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以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为标志，他们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生人的影响，完成了自身的独立。这种独立性，更多地表现在，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现代性危机时，这个群体所体现出来的观念分歧。这种分歧，来源于如何面对他们在“十七年”的少年经验与少年记忆，如何面对“文革”时期的青春岁月，如何面对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自身社会身份的改变而对社会现实的价值评判，如何面对步入老年后的彻悟与回归，如此等等。他们是从历史中一路走来，站在历史的各个立足点上评判现实，即使他们的评判有着历史的纵深感也难免于历史的负累，这即使他们有着价值支点的丰富却也难免价值支点的平面与芜杂。这其中，如何面对“十七年”的少年“红字”是他们的分歧与今后如何发展的关键之所在。

但凡在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时代转折点上，新的人生形态、思潮及一代新人，总是会成为一个时代的“弄潮儿”。遥望五四时代，引领一个新的时代潮流的风云人物，除陈独秀、鲁迅外，大多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中国历史大变革中，“80后”是最为值得重视的全新的一代人，他们的生命历程、生活形态、人生经验、观念构成与中国的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构型相同步并成为血肉般的一体。他们的观念世界，更多地不是来自于原有观念的延伸，而是建筑于现实世界的大地。恰如马克思所说，精神的世界不能依靠精神的力量去摧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他们是立足于现实大地回望并评判历史而不是立足于历史来评判现实，这即使他们少了历史的纵深，却也没有了历史的负累。如果说，五四一代青年是时代的“弄潮儿”，那么，今天的“80后”则正在“浮出历史地表”。相较五四一代，他们逐渐有了时代使命的自觉，却还少着五四一代承担使命的气魄，甚至也还没有讲出类如20世纪50年代生人所曾讲过的“叔叔的故事”，而中国当下社会的人文生态，也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与相应的肯定，但中国的未来，却由这一代人所决定，这正是我为“80后”鼓与呼的原因之所在，并希望这种鼓与呼能成为时代的共鸣。

对现代性的审视，是“80后”在今天所直接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这一直接面对，既是面对时代，也是面对“80后”自身，此乃“80后”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同步生成之故也。如是，我对白杰的这本《幻象之外的言说》就有着比较特殊的兴趣与关注。

就我这一代来说，首先特别有感于白杰这一代人对“幻象”的自觉意识。他们认为，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延续并强化了“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总体性趋向；处身其中的个体生命在立志解放自我、解放社会、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常常不知不觉地驶入到自己并不能清醒辨识的、虚设的彼岸图景中来。相较他们，我们这一代人，一直为各种“幻象”所困，一直把“幻象”视为追求中的“真实”，且在这种追求中，不断地丧失自身，虽然在其后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革命中，对此略有所悟。如此的局限，使我们这一代最易自觉地为幻象所迷惑，自觉地为体现着这幻象的权力所规训和收编，在今天对昔日的回望中，我们仍未能从这一学理层面给予反思。

“80后”这一代学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受过高层次的严格的学术训练，追求学术性的严谨与系统。在本书中，作者力图借助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后现代理论工具从三个方面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幻象做出系统地梳理与论析。上篇侧重从思想文化层面揭示现代性幻象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与危机，中篇集中探讨了当代先锋诗学对现代性幻象的突破，下篇则以三晋文学板块为范例，进一步阐述了“地方性”对“现代性”的纠偏与校验。对学术性的追求，让“80后”对社会现实的发言显得有些过于学院化而失去了对社会现实的感性的血肉融合，但我觉得，这或许是由于我们习惯了以道德形式或以实际影响社会的方式介入社会现实的原因，也或许这是“80后”这一代人介入社会现实的方式，犹如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常常在抽象的体系建构、学理思辨中质询社会现实。对先锋诗学及后现代主义的诗学实践的论述，是本书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譬如作者立足“形而上学”批判这一哲学基点深刻指出，现代性危机是致使“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大面积畸变以及朦胧诗迅速退潮的重要原因，但也构成了当代先锋诗学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因。又如在处理后现代主义诗学与东方传统美学关系时，作者以绵密的理论阐释、丰富的实证分析强调了彼此间“和而不同”、互补互济的繁复关系。此外在谈到中国后现代主义诗歌时，一方面深入揭示了各种来自西方“后学”的影响源，但又坚称它在精神血脉上仍然植根于中国本土，与民族历史根基、时代文化语境，包括东方古典、民间传统、五四精神等保持着密切关联，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西方理论的东方操练。这些主张都是卓有新意，且在理论突破上具有较大难度的。能够实现这一点，我觉得是因为作者这一代与先锋诗学及后现代主义诗学有着更多的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他们暂时还不能成为中国人文世界的主体，但却更具前沿性，更具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指向性。

我对本书论述现代性与本土性关系的下篇更感兴趣，作者选取山西作为典型示例，我觉得甚为恰当。一方面，作者生活工作于山西，对于山西有着更为切实的了解，另一方面，山西的本土性有着顽强的固性与久远的传统。作者认为，“地方性”是制衡现代性无限膨胀的重要力量，从李健吾所崇奉的“印象式批评”到赵树理所坚守的民间立场，再到“后赵树理写作”的底层书写，它们都游离于现代性的总体话语体系，以边缘言说的方式为现代性的自我纠偏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异质参照。相对来说，这一部分是本书中较为薄弱的部分，特别是对近期山西的“后赵树理写作”的论述显得有些零散。这一方面为国内研究现代性与本土性二者关系的学术资源不足所限，另一方面，也是“80后”一代普遍的不足。如何不以西方现代性话语生硬地切割中国本土的现实，如何找寻、确立中国本土的现代性，并用相应的话语形态予以表述与概括，并以此与国外进行对话与交流，确实是非常困难但又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我对本书最为感佩的是书中所流动着的反噬其身的精神。“80后”是伴随着中国的现代性大潮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现代性的反思，必然地也是对“80后”自身的反思。决不皈依任一超脱甚至悖逆个体生命形态的形而上学体系，哪怕它滋养了自我，成就了一个伟大时代。作者在穿越现代性幻象后所承受的生命苦痛、所遭遇的价值虚无，让我看到了鲁迅反噬其身精神血脉的猩红。相较“80后”的反噬其身，很惭愧的是，我觉得“50后”更多了些自恋与怀旧，而反噬其身，对于“50后”来说，无论是对其晚年变法，还是对其通过反噬其身而深化时代的变革，都是当务之急。恰恰在这一点上，“50后”反而没有“80后”的自觉。

后生可畏。真诚地祝愿“80后”一代早日成为时代气象，风云天下。

是为序。

2016年10月30日

距不惑之年尚有数载，却已渐生戳破幻象、洞明世事的妄念。加之近年又主持、参与了几个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关的研究项目，越发对现代性之幻象有了浓厚兴趣。历史之演进，某种意义上就是幻象更迭的过程。如此来说，并无意为虚无主义张目，而仅仅强调，任一社会群落，小至家庭家族，大至国家民族乃至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有“想象共同体”的特征。成员之间，除借助地缘、血缘等因素强化彼此的生产生活协作外，还更多倚重某种指向彼岸的共同想象来认知自我、体察世界、维护群体秩序。各类宗教、主义、道德、公理、誓言，都程度不同地参与着幻象的建立。

如果没有对彼岸幻象的集体凝视，社会或将分崩离析，沦为一盘散沙，历史亦无从接续。但另一方面，幻象一旦被定义为无可移易的绝对真理，所有个体都须无条件臣服，那它就极易与极权主义相结盟，造就一批批寄身于乌托邦的乌合之众。事实上，源起西方的“现代性”，在强力推动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精神文明，渐显普泛化倾向之时，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自我神化的道路，呈现出“形而上学”的消极幻象：“本质化”“同一化”“平面化”。二战中的奥斯维辛灾难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而20世纪中国在狂热追逐幻象的旅途中，亦不时为现代性的双刃剑所伤。幸运的是，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部分自省意识强烈的先锋写作已开始深入检讨“现代性”。它们努力接通既往写作中的“非现代性”“反现代性”血脉，激活那些源自东方的、古典的、民间的、女性的、私密的、乡村的、地域的异质因子，合力将“现代性批判”推至高潮。

不可否认，“现代性”深刻影响了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向，但也在东方幕景下更加清晰地显露出许多自身难以克服的、源起西方形而上学体系的沉疴积弊。当前中国社会现实、思想文化所遭遇的许多问题都可在现代性那里寻得病灶。如何在现代性批判中完成东方主体的重塑，是中国学者尤其是80后这批青年学者无可回避的重要论题。但要真正穿越现代性幻象而展开新的言说，首先要经历严格的自我考问。因为这一代人的精神结构、价值体系正是在“现代性”风潮中基本成型的。作为80后的一员，我在写作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这种自啮其身的痛感，但也收获了蜕变求新的喜悦。更让我深感欣慰的是，自己处身的三晋文学板块和感知敏锐的当代先锋诗学竟然不畏时代狂潮而对“现代性”保持了相当的“敌意”，在总体话语之外捍卫了自由独立的书写空间。这为破除现代性幻象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书稿通过严格的专家评审，入选山西省作协组织的《新锐批评家丛书》，并被省委宣传部确立为2016年度重点扶持的文艺研究项目，这是一份难得的殊荣。感谢杜学文主席、杨占平副书记、段崇轩老师、李骏虎副主席等省作协领导为扶持文学新锐所付出的大量心血；感谢傅书华教授、杨矗教授、王春林教授等资深评论家对青年一代不遗余力的提携。作为山西省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学科带头人，傅书华教授还在百忙之中为书稿做了精到深刻的评论，令人怀恩难忘。奖掖后学、扶持晚进，是山西文坛的良好传统，也是新世纪山西文学创作、文学评论能够迅速“再崛起”的重要原因。

同时还应感谢我的授业恩师南开大学罗振亚教授和西南大学向天渊教授。没有两位先生的耳提面命，这份有关幻象的言说，或许只能是自说自话的幻想了。

本书部分章节曾刊发在《文艺争鸣》《文艺理论与批评》《江汉学术》《海南大学学报》等专业刊物上，部分文字是在主持省高校哲社项目、省社科联课题，以及与尚婷副教授合作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后现代诗歌与中国第三代诗歌比较研究”时写就。编定书稿时，对标题、文字、结构体系等做过一些修改调整，在此特别说明。

白杰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