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岁月（一个黄埔子弟新疆六十年）》真实记录了南疆兵团的基层生活，有浓郁的新疆兵团生活气息和新疆民族风情；记录了作者真实的感情历程。

作者陈平长期从事史志工作，本书采用编年史结构，按照时间记录不同时期最有特色的事情。不枝不蔓，起伏跌宕，可读性强。

本书语言流畅，突出新疆兵团垦区的语言特色；突出新疆汉族语言的地方特色。有很强的史料性，有存史价值。

《昆仑岁月（一个黄埔子弟新疆六十年）》属纪实文学。内容是作者陈平在南疆生活六十年经历的重要事件，包括连队生活；兵团老兵；支边青年；教师生活等等。

自序

木华里纪事

 1948：雪域元旦 13

 1964：我的连队 15

 1965：拉拉玛荒原

 1966：十连北京上海支青

 1966：北京哥们儿来了

 1968：一去拉拉玛赵二秋和上海妻子 29

 1968：兰州行 132

 1970：图木舒克刀郎人 58

 1971：清油 82

 1972：那条牛叫土葫芦 196

 1972：二去拉拉玛高原和上海妻子 104

 1973：拉拉玛荒原夜听《羊脂球》 110

 1973：四去拉拉玛高副团长 115

 1975：我的教师生涯 120

 1981：此夜无月光 148

 1982：我的班长 155

喀什纪事

 1987：烤鸭梦 175

 1988：伽师印象 198

 2006：老父如歌 208

 2013：天国的父亲 巴里坤的夏天真美 240

附录1：一棵真诚真实而独立的树——评陈平散文集《拓荒者》

附录2：一个人与他三十年的兵团史——读陈平的纪实文学《大漠足音》

认识人自己 253

“兵团三大怪，粗粮吃细粮卖，工资不发打牌牌，刮风下雨当礼拜（天）。”“上工一担肥，收工一担草，星期日不休息打沙枣。”这顺口溜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天不亮，值班排长提着马灯一敲钟，再吼一嗓子起床！炸雷一般把睡得死沉的我惊醒。胡乱擦把脸，端起大碗直奔食堂。昏暗的马灯下，一张烟熏火燎的瘦脸，递给你一个苞谷馍一大勺南瓜糊糊，有时是一勺煮白菜帮子。如果运气好，你可以吃到一两片油炸辣皮子。那香味儿足可兴奋半日。到地里干了半天活儿，太阳才懒懒地爬出地平线，生生地望着我。太阳把热揣在怀里了。等了半日感觉不到阳光的温暖。身上的汗是坎土曼抡出来的。那日头真难熬，低头挖坎土曼累了，抬头望日头才挪了半寸。累了拄着坎土曼歇口气，周班长一声喊“你们怎么又是三条腿！”我和邓良扑、吴正治常窃窃私语，俘虏兵向共产党讨好卖乖。周班长是解放战争的“解放兵”，说难听点就是俘虏兵。

古人有“望气”之说，就是一望人的神色气质就可判断出人的地位前途。连队的人一望而知是怎么样的来历和社会地位：排长以上的官儿，有老婆孩子住土块房的是1949年进疆老战士。其中说话粗鲁直来直去的是子弟兵，那气派是老子打天下坐天下；其中谦和中稍有傲气的是解放兵，气派是老子走路进疆没功劳也有苦劳。那些人到中年，善于观言察色老实听话的是原新疆国民党军“九二五”起义官兵。那些连长一喊应声如雷，跑得飞快的年轻人，多是1960年饥饿所迫进疆的自流人员。他们是主要劳动力。而那些满脸学生气喜欢高谈阔论的是农场子弟包括本人。

当然，这一切在两年后的“文革”风暴中全变了：子弟兵变成“彭德怀贺龙的兵”，解放兵变成“准残渣余孽”，自流人员变成身份不清的“流光蛋”，而农场子弟随着父辈或是“红五类”，或是“黑五类”。“革命造反派”扬言“复员军人掌大权，上海青年扛旗杆，流光蛋，靠边站，九二五，全滚蛋”。

正愁冬天咋过，又传来更阴冷的消息。全团集中劳力到十连挖拉拉玛大渠。我心里直抖：能受得了吗！挖一天坎土曼，浑身酸痛，一夜手指曲缩，早上要用力掰开一个个指头。听说那里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挖大渠比连队劳动更苦更累。我暗中祈祷连队领导念我尚属少年学生工，挑选人员时能饶了我。但念名字时还是有“陈平”。我心一颤一股凉气透彻肌骨，但我绝不能在母亲面前流露出丝毫胆怯，母亲已经为我承担了太多太多的痛苦。

初中毕业，我的成绩名列前茅，但在报考高中时被拒绝了。那时的高考是初中考高中。高考考场前摆了三张桌子：农一师高中、塔里木农大、中等师范。三个招考老师分别收考卷。我每门功课都头一个交卷。我填报考高中，交卷时三个台上人都冷漠地拒收我的卷子。当考卷落地时，沙沙的声音惊动全场考生：他们是从幼儿园与我一起长大的，他们知道我年年三好学生，唱歌指挥，还在话剧《年轻的一代》中扮演过“小不点儿”，也算学生明星吧。此时却报考无门，被打入另册。他们向我投来同情和怜悯的目光。

我被深深刺痛了。考卷落地的沙沙声在我稚嫩的心中狠狠划开惨痛的一刀。我从此认为，中国人被人同情是真正的悲剧。祥林嫂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受压迫的人听见脚下的呻吟，那是一种心理安慰：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

母亲听说我交考卷时被主考官当场扔了卷子，除了痛苦和惊愕，最担心是我脑子受刺激。她坐着马车走了三天，赶到疏勒县前进中学，安慰我，给我买最好吃的东西，接我回木华里。

母亲对我说，人最重要的是聪明的健全的头脑。她经历过社会的剧烈变化。“九二五”起义时，她是骑兵团起义人员家属中唯一上过师范的，兰州女子师范毕业生。在解放军进疆部队军官家属中也绝无仅有。对一个知识女性来讲那个时代的所见所闻太惨痛了。骑兵团团长戴效戎被枪毙，妻子一夜青丝成雪。十多年后她上高中的女儿到山沟沟里接受再教育，遭受污辱，神经癫狂跳下悬崖。骑兵团四个连长一个被枪决，三个被劳改。母亲说，有个被劳改的连长在开荒工地上，走到沙滩上拉屎。一蹲下猛然惨叫一声。大家吓一跳，跑过去一看，他蹲在一丛干枯的骆驼刺上。那人多么精干聪明，受了刺激脑子想不通，拉屎都不知道回头看一下。后来死于精神癫狂。

尽管30年后他们都被平反，但死的死了，疯的疯了，活着的也再没一点精气神。

P7－8

斟酌再三，这本书定名《昆仑岁月——一个黄埔子弟的新疆六十年》。我的青少年时代在木华里度过；那里的水发源于昆仑山，汇成叶尔羌河。饮水思源，不可忘本。

我走上文学写作之路，得益于两位当代文学大师的启发和激励。

1996年夏天，我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文联就职。著名文学家余秋雨参加了伊犁举行的“伊力特酒业文化活动”之后，来到喀什。我陪余老师游览了喀什著名历史文化景点。尽我所知介绍喀什的历史文化，民俗民风，掌故传说。余老师兴趣盎然，不断发问，刨根究底。临别时叮嘱说，你可以出一本散文集，就写你这两天说的故事，原汁原味记录下来就很好。5年后，我的散文集《走过喀什》出版了。新疆著名书法家赵彦良题写书名；新疆文坛久负盛名的文学理论家孟丁山作序，予以很高评价。

不久，著名作家陆天明到喀什采风，我又有幸陪同。先在喀什市内景区转悠了一天，之后去了三师下属的麦盖提垦区和小海子垦区。

第三师的农牧团场分布在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州的县域内，纵横400多公里。仅在这两个垦区游赏三天，行程就超过了1300公里。途中，戈壁大漠，天深地远，雄浑苍茫，难免单调困乏。我滔滔不绝讲述，毫无顾忌，漫无边际。讲得最多的是我的人生经历和感受。陆老师一直凝神静听，几乎不插言，偶尔问一两个细节。我讲到好笑处，年轻司机笑个不停，陆老师只是微微笑笑。

握别之后，再未见面。几天后，我接到兵团文联领导的电话，先是表扬三师对陆老师的接待热情周到，接着郑重其事地问：“你给陆老师说了些什么？他在兵团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上多次提到你，说你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新疆兵团南疆生活的作品来。”“最有可能”四个字是加重语气讲的。我愣怔片刻，词不达意。

放下电话，久久呆立：我真的“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南疆生活的作品来”？

我初中毕业，正赶上“史无前例”，无书可读，无技可学，16岁在喀什垦区的42团当农工、测工。偶尔得到一本被老鼠啃了一半的油印《唐诗三百首》，那是父亲年轻时珍藏的。当测工，白天在大漠中穿行，晚上睡在临时扎成的帐篷里。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唐诗三百首》成为我打发寂寞的好伴侣，我如饥似渴地读、品，倒背如流。

那时我们团有不少来自黄浦江边大上海的知识青年、天安门城楼下来的北京“右派”分子。他们中很多人才情十足，学识渊博。即使在那个“文化”被革了命的岁月，他们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贴身藏着当时被看作禁书的世界名著，一些人本身就是教科书。测量组组长孙祜口才极好。夜里，常常一边躺在茅草铺成的“床”上数从透进帐篷的星星，一边听孙大师讲故事。他的故事常常让我听了还想听。那三年，等于上了高中的文科班。“史无前例”一结束，我抓紧修完高中学业，三年半脱产学习，取得了新疆电大汉语言文学系毕业文凭。这期间也练练笔，写点散文小说，但自认为文学的悟性不够，功底尚浅，难成大作。

与余秋雨、陆天明二位大师短暂的相遇，“芝麻，开门”，阿里巴巴的宝库就是我的人生经历啊！我开始明白该怎么做了。

1997年我调到兵团机关工作。一年后，我主动要求调到兵团史志办。史志办冷僻孤寂，非常有利于写作。陆续写出了一些篇什，被《绿洲》杂志发表。每发一篇，主编钱明辉都鼓励一番：“大胆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的创作激情更加一发不可收，居然有了可以合集出版的数量，命名为《大漠足音》。《大漠足音》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年轻女士赵星华当责任编辑，时任新疆大学出版社领导、清史专家周轩终审。他们为这两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心血和智慧。

《大漠足音》的各种反响出乎我的意料。著名诗人李东海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石河子大学文联刘主席说，你的书反映的兵团南疆农场基层生活最真实最生动；书中提到的许多人纷纷来信来电话，谈感想，诉衷情，热情鼓励；《我的班长》孙祜的女儿们说，我们边读边掉泪，你对我父亲的了解超过了我们！喀什著名作家马树康，把《我的一九六九》的史料部分编入《喀什文史资料》。一位1949年参军学生、离休老干部电话中说，这是我看到的写喀什地区“文革”最真实最深刻的一本书。《我的一九六九》中，他在邻近木华里的一个公社当书记。

一位老人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你的书写得很好，很真实，尤其是对我们当年从北京到新疆兵团的生活写得很感人……

《大漠足音》里的散文，多数篇章都由我1964年至1969年经历的元素发酵而成。后来，又以我1969年以后的经历写了不少篇什，增强了纪实性。兵团著名女作家王伶任《绿洲》杂志主编期间，刊发了《烤鸭梦》、《清油》等。中新社兵团支社社长、《兵团新闻网》总编辑杨东，在兵团新闻网文学频道刊发了《图木舒克工宣队》、《我的教师生涯》、《此夜无月光》等一系列文章。点击率节节攀升，被许多网友转帖，有的评论很令我感动：“向屯垦戍边的黄埔子弟致敬！”有好朋友提议，把后来发表的这些纪实散文结集出版。

——于是，又有了《昆仑岁月》。

我曾经是农工、测工、统计员、司务长、教员、新闻干事、文联主席等，最终从史志岗位上退出人生舞台。从事文学创作和史学研究，让我明白：还历史的真面目，是有良心的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共同追求和目标。而历史不但是伟人史，而且也应该是无数老百姓的心灵史。“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此之谓也。但愿我的作品能够告诉后人我们这一代人是怎样走过那个时代，更希望我没有辜负陆老师的预言。

我的幼年、少年、青年在昆仑山下度过，老年扑进了天山博格达峰的怀抱。站在天山望昆仑，别是一番滋味：“去留肝胆两昆仑”，“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南宋辛弃疾年轻时指挥千军万马，卫国抗敌，老了发出的声音却是：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眼望窗外，树叶金黄飘落——人生的秋天到了，我的《昆仑岁月》就妻付梓。

我羡慕稼轩戎马倥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更向往他“醉里挑灯看剑”光耀千秋的词章，深刻理解他老年的悲凉。但是，我感觉我的老年比他幸运、幸福、荣幸。

——伟人早就说过：换了人间。

2014年深秋 于乌鲁木齐

认识人自己

人为什么要写书？一千本书可能有一万个答案；而我的答案非常简单：认识人自己。《史记》使我们认识了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时代，廉颇、蔺相如、李广、项羽等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水浒》使我们认识了武松、鲁智深、林冲等打抱不平追求正义的英雄好汉；《红楼梦》则全方位立体式地给我们展示了封建社会的人物画卷，那人，那情，那恨，那爱，那缠绵，那虚空，怎一个叹息了得。

后人将会怎么认识我们？

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古希腊神庙石柱上勒铭一句神谕：认识人自己。我们真的认识自己了吗？人类从哪里来的？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从生物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先来自猿猴。而我们的文化包括感情、认识、观念、思想来自何处？这个问题达尔文回答不了，也不该他来回答。这得我们自己来回答，我们怎么成了现在这样的人？于是，我追溯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追溯我的父母那一代人。我的根子在遥远的、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喀什噶尔。父母亲把我生在那里。

我最喜欢当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周涛对喀什噶尔的描述：

它是一座精神的炼狱，还是一座温柔的天堂？它是美的追求者和冒险家葬身终极的坟墓，还是艺术家们赖以洞察人世的起点、基石和诞生的产床？它是永不可知的历史淹没于岁月无尽的风沙后露出的一只手掌，还是生命的绿洲不甘沉沦昂然挺立的一颗头颅？

它是那样的繁荣、伤感、欢乐、忧郁、典雅、苍凉、博大、边远……它是那样的独特，以至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一辈子也无法把它说清。在它沉默而又躁动的土地上，你会因为它的美丽而恐惧，而希望尽早离开它，可是你一旦离它日久，又会被它梦幻般的氛围所迷惑。

喀什是不可解的。你可以看透乌鲁木齐可怜的五脏六腑，但你看不透喀什那双迷蒙的眼睛。喀什有一种更深厚的东西，一种更典雅、更高贵、更悠久的东西，那种东西不能确指，却时时处处存在，弥漫着，让你感觉着，仿佛渗透在空气里。

或许是为了这个，使美术、音乐、诗的信徒们在这块土地上久久徜徉。结果呢，一批失败者带着永久的迷惑离开，败退，又一批人被它吸引的人重新开上去……因此，当你以喀什的名义带来一批新的收获展出时，人们不会无动于衷，就像你从西天取经风尘仆仆归来一样。

我像西天取经的殉道者从喀什噶尔走来，走进了博格达峰下的乌鲁木齐，走进了新疆兵团大机关。

走遍天涯，看得多，想得多，越来越发现自己骨子里是新疆人！

在长白山天池，我遥望博格达天池；在松涛碧海中拥抱白桦林，我惊呼阿尔泰也有你的兄弟姊妹；在九寨沟神奇绝美的碧水边，我心中荡漾着喀纳斯的湖怪水波；在杭州吟诵“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心中却出现一幅飞将军李广骑骏马驮着西施天马行空图；在岳飞坟前看到4尊跪像，我立刻告诉朋友，乌鲁木齐市“一炮成功”炮台前左宗棠的塑像是昂首挺胸的，左帅身后的清兵是按刀而立的。甚至在井冈山听唱“红米饭，南瓜汤，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我夜不能眠，反复思索我在图木舒克工宣队的日日夜夜……

我是史学工作者，如果说不清自己的历史，那就太不称职了。我回忆自己历史的文章陆续在《绿洲》杂志发表，后来结集出版了《大漠足音》。这本书只写到我的1969年。我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2008年，16岁到60岁的经历凝聚在这部《昆仑岁月》。付梓之时，突然想起《红楼梦》作者曹老夫子的叹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没有这么悲观，但也快乐不起来。一颗平常心，毁誉两由之。

我利用在新疆兵团从事史学研究的工作之便，研究自己的历史，把在新疆60年的生活经历浓缩为《昆仑岁月》，写真人真事，抒真实感情，即使写假恶丑也是为了更鲜明地衬映真善美。我不能回避“文革”、动乱、贫困、苦难，留给我们那一代人的阴影或教训，不能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讲假话留假货，即便是错误观念我也如实记载，免得后人在我们重重跌了一跤的地方再跌倒。

真话、真情、真理、真善美、返璞归真……

从真开始认识我们自己，从真开始告诉后人我们是谁，也告诉后人我为什么执着地写这本书：“文学作为人类前行的号角和引力，有责任把那些黑暗而危险的噩梦打捞在阳光之下，把那些脆弱而绝望的噩梦发动者摊开在人类视线下，把那些踏着噩梦前行的人类精神播撒到人类之涯，进而唤醒人类原先归之于神的力量，勇敢地寻找神的责任和智慧去剔除人类给自己造成的最大危险，张扬人类给自己创造的无限希望。”

2009年8月28日 疾书于乌鲁木齐灯下